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落後往往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伴隨的往往是一個群體甚至是整個社會的愚昧和無知，上至皇帝，下至臣民。在晚晴引進西方技術，學習西方文化以強我國力，壯我國體的洋務運動中，最大的壓力來源不止是高層的權力機構，更為嚴重的是普通士人和底層老百姓。
1866年秋,總理事務衙門大臣奕訴在與同文館任英文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閒聊中,得知他很想開設一門如何使用和管理電報的課程,立即表示贊同。為了讓官員們開闊眼界,奕訴還同意丁韙良將發報機帶到總理衙門現場,指定時日,讓大家一起來觀看演示。不久,戶部尚書董就學會了發電報,大學士文祥也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
丁韙良
見此情形,突訴決定在同文館中增設天文算學館,於是在當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科舉“正途”出身人員學習聲光電化、天文算學。他們明確提出,學習西方是為了“雪恥”,拒絕學習西方才是真正的恥辱。
誰知奕訴的這一建議傳出後,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招來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率先公開發難的是山東監察御史張盛藻,次年三月他在上奏中對新館招考正途人員,並對厚給稟餼、優與獎敘的做法表示不滿。但由於張氏人微言輕,出言過激,當日就被朝廷駁斥。過了幾日,大名鼎鼎的大學士倭仁也忍不住出來叫陣,針鋒相對地與奕訴展開了論戰。
倭仁,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進士,晚清著名理學家。他歷任編修、侍講大理寺卿等職,同治元年被提升為工部尚書,充同治帝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時任文淵閣大學士,位高名重。
倭仁在奏摺中一上來就擺明觀點,認為立國之道在於尚禮儀而非權謀,根本之圖在於人心而非技藝。他說:“天文算學不過是一種技藝,和人心、禮儀沒有絲毫關係,從實用上也沒有多大用處,而像奕訴那樣讓科甲正途人員拜夷人為師,不僅顛倒黑白,而且即使成才也不過是一個會算命看天象的術士,可是古往今來誰聽說過僅靠這樣的術士就能挽救國家的危亡呢?”接著又振振有詞地提出自己的主張:“要說挽救世道,還要靠講求程朱義理的讀書人,至少這可以維持人心。如果科舉正途人員低聲下氣地向外國人學習,豈不是意味著還沒怎麼著就先投降了嗎?因此,建議朝廷立即停止開設天文算學館。”倭仁是公認的理學大師,言辭更具煽動性,於是在士大夫間形成了一股反對學習“西學”的強勁力量。
奕訴也不示弱,再上一折,駁斥倭仁:“自同文館設立之初,無論是學習外國語言文字,還是講求機器製造之法,無論是教練洋槍隊伍,還是派人出國考察,這種種的舉措無不是用心良苦,無不是欲圖自強。怎麼能說學習外國就不是挽救大清於危亡呢?”“再說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西洋人之所以現在在中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不是突然的,而是他們十多年來處心積慮的結果,他們瞭解我們的語言文字,瞭解我們的虛實,甚至一舉一動;相反,我們卻對西洋人毫無瞭解,甚至空口談道義,沒有任何實質舉措,還紛爭不已。現在同文館天文算學館就是了解洋人的自強之方,難道有什麼過錯嗎?”奕訴甚至在奏摺中還將了倭仁一軍,既然倭仁認為決不應設立天文算學館,自必另有妙計,如果他確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他們自當追隨倭仁之後,否則絕不苟同。
奕訴
倭仁當然不服,再次上折,依舊強調自強之道在於朝廷“用人”與行政”而且說中國早就有精通天文術數的學者。奕訴等人也再上折,進一步闡明學習西方的必要性,強調如果再這樣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後果將不堪設想。奕訴繼續向倭仁發難:你不是認為中國早有精通天文算學、船堅炮利的人才,只是沒有精心訪求嗎?於是建議朝廷下令讓倭仁保薦數人,立即擇地另設一館,由他督辦,看看他的效果如何?清廷還真接受了奕訴等人的請求,發佈“上諭”,令倭仁照辦。無奈之下,倭仁不得不承認他沒有可保舉的人才,主動要求不必另行設館。後來,清廷又故意命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想讓他深入瞭解洋務,但倭仁堅辭不肯,不久,便稱病告歸。這場爭論遂告結束。
就在奕訴與倭仁在朝中爭論不休的時候,京城士大夫們的爭論也鬧得沸沸揚揚,各種各樣的街談巷議層出不窮。但大多都是諷刺向洋人學習的,比如有一副對聯就說:“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還有人作對子貼在同文館門前,如“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因此,在朝堂之上的爭論中,以奕訴為首的洋務派雖然暫時取勝,但社會上保守力量的反對意見仍是主流。
鬼谷子
也正因為此,新館考試之日,報名投考天文算學館者98人,實到72人,而這些應考者不是老弱潦倒的書生,就是衝著總理衙門承諾發給的優厚薪水而來。由於初選考生質量不盡如人意,時過半年，1868年五月,奕訴等又在總理衙門大堂舉行面試,發現錄取30人中尚堪造就者不過數人,所以將經半年學習而毫無功效的20人立予撤退,留館學習者僅有10人。
由此可見,當時即使學習西方也是步履維艱,並非一帆風順,其阻力既來自廟堂的保守力量,同時也有普通士人和民眾的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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