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的流浪漢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有一套遊手好閒的邏輯。他很可愛，但一有機會就會偷東西。而我的這個小傢伙是個誠實的勞動者。” ——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
追逐戲不是巴斯特·基頓首創，但他在默片時代將其推向了高峰。我說的是他集編、導、演、剪輯於一身的《將軍號》（The General，1926）。
雖然年代久遠，還是默片，但今天看來，《將軍號》也毫不落俗。在某種程度上，它和卓別林的喜劇一樣，擁有超越時代的魅力和永恆的價值。
基頓的電影總是逃不開追逐和戀愛兩大元素。他總是在影片開始時笨拙地討好他的戀人，一連串的失敗使他灰心喪氣。可第二天醒來，他就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不斷取得成功，最後抱得美人歸。
研究者指出，基頓這種情節設計符合弗賴塔格的倒V結構，也符合菲爾德的三段表演法。基頓所有達到正片長度的喜劇幾乎都使用這種基本的喜劇形式。
在這部影片中，基頓是火車“將軍號”的駕駛員。他畢生最鍾愛的事物有兩個，一個是他的女朋友（一個如今看來虛榮又嬌氣的小個子女孩），一個就是他的火車。
歷史背景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基頓為了討好女友打算應徵入伍，但遭到當局的拒絕，理由是：他作為火車司機對戰爭更有價值。女友卻誤以為基頓是個膽小鬼，“在你穿上軍服以前，別想和我說話。”
以上情節是第一部分（第一個四分之一），第二部分開始時，故事已經省略了整整一年，剩餘部分則發生在24小時之內。第二部分的第一個段落是，女友登上“將軍號”去看望負傷的父親，火車半途被劫持，女友卻錯留在火車上。其餘時間是一個完整的追逐場景，基頓追趕向北馳去的“將軍號”（第二個四分之一），其間穿插了插科打諢的橋段，每個橋段包含一件道具：電報電線、轉轍的軌道、水塔、大炮等，基頓是這些笑料的中心人物。
第二天開始了另一場追逐（第三個四分之一），和前一天相反，玩笑落在了北方佬的頭上，橋段也顛倒過來，大多數和第一次追逐相似：電報電線、鐵軌上的圓木、水塔和燃燒的橋樑等。情節相似，樂趣卻不同。
第三部分是南北軍之間的戰鬥場面（第四個四分之一）。基頓又搞出了一些笑話。最後南軍得勝。他的英雄行為使他得到了軍官的頭銜，也重獲了女友的愛。
看我這樣講述，好像這個情節設計相當呆板、公式化。實際上，正如那些讚賞他的法國人指出的，基頓在結構設計方面的嚴密性，可與18世紀偉大的新古典主義藝術家的作品相媲美。後者將平行的線或面設計得非常複雜，但採取巧妙的平衡和對稱。
並且，表面上形式化的情節結構設計，通過基頓現實主義的拍攝手法——親自出演那些危險的動作橋段、絕對符合史實的服裝佈景甚至火車設計——顯得迷人又富於激情。
古典主義是把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兩種極端風格的程式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中間風格。從這個角度來看，基頓這種現實主義拍攝與形式主義敘述的結合是典型的古典主義電影。
巴斯特·基頓影片的社會批判力度也許不如卓別林的作品深刻，但更符合銀幕美學。他純粹靠運動挑動觀眾的神經，而不以悽婉的故事博得同情。他在鏡頭前引領觀眾的目光，在動作中抓住身邊一切可利用的東西。而他永遠平靜，面無表情，等待觀眾將自身的恐懼與希望投射上去。這個平凡的小人物不斷向我們宣示著最簡單的道理：無論遭遇多大的困難，都應找準方向，抓住跳躍的時機，靠智慧與勇敢穿越過去。
這也是《將軍號》中這個小個子列車員將我們深深吸引住的原因。火車疾駛在鄉間、田野旁，大自然的山川、湖泊、平原，將基頓襯托得那麼渺小，更突出了他所包涵的智慧與力量。
基頓向來不用攝影棚，全部採用實景拍攝。所有動作戲都親力親為，一般都是一兩次就成功。
影片在遠景與近景間切換，即便在遠景的追逐戲中，激烈密實的動作和節奏也沒有減弱，始終讓人看得心潮澎湃。炸橋的段落成為全片的動作高潮，劇組真的炸了一座橋，讓火車頭在火焰與滾燙蒸汽的裹挾下跌入激湧的河水。
完全的真實拍攝使這一幕成為默片史上最昂貴的單個鏡頭，耗資42000美元（相當於今日的50多萬）。午後三點，基頓示意六名攝影師開拍。無人駕駛的火車頭駛上軌道，橋上的墊木已被部分鋸開，等到火線點燃炸藥，整座橋斷成兩半，車頭隨之墜落。車頭控制室放了個假人，好製造出機車師殉職的假象。據說當毀損的假人頭顱伴隨蒸汽飄下時，旁觀人群裡有不止一位婦女當場暈厥。電影裡聯邦軍的受驚表情如假包換，因為劇組事先並未告知演員將要發生的火車劫難。這之後的15年裡，火車頭靜靜地躺在河床上，直到二戰時，才被打撈上來，賣作廢鐵，製造成武器。
《將軍號》成了基頓一生中賠錢最多的影片，觀眾反響平平，評論界也不看好。影片直到多年後才被重新發掘，進入偉大電影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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