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者：斯皮克曼
麥金德思想提出後（具體內容可參考以前發佈的戴旭：美國的大腦），立即引發多方關注，其中德國的豪斯浩弗與美國的斯皮克曼可謂最成功的繼承者。前者站在德國的立場上提出了全新的國防地理學概念，後者則在“二戰”仍在進行中的1942年，就開始運用麥金德式的思維替美國勾畫戰後的世界政治地圖。
如前所述，由於麥金德是以鐵路革命為背景，站在英國的立場看歐洲大陸，所以特別強調俄國的威脅，因而誇大了心臟地帶的價值。斯皮克曼卻是站在美國看歐亞大陸，因此他更加註重的是從西歐到中亞經印度到中國這樣一個“邊緣地帶”的價值。
他認為，單純的心臟地帶本身並不可怕，因為其固然易守難攻，卻也難以向外擴張，也不是非常適合人類居住。相反，中間地帶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能源和適於生存的地帶。因此，能夠控制中間地帶的國家，才是真正有威脅的國家。
斯皮克曼認為：“俄國的經濟和地理的現實情況，並沒有表明大陸心臟地帶現在或不久的將來是世界交通、機動和潛在的實力中心。”相反，“美國在30年之內已兩次捲入戰爭，對我們安全的威脅，每次都是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眼看要被一個單獨的強國所統治”。
最後，斯皮克曼還修正了麥金德的經典名言：“誰支配了邊緣地區，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誰支配了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了世界的命運。”所以，美國也竭力爭奪邊緣地帶，這又激發了布熱津斯基的靈感，最後提出三條戰線理論。
復興者：基辛格
由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學派搶先一步學習了麥金德，而學習的成果又被希特勒所吸收，然後再加上納粹的種族理論，從而變成了一套複雜的爭奪生存空間的全球戰略。
今天看來，希特勒的征服野心和納粹的種族思想，無疑都是邪惡錯誤的。然而，就像裝甲部隊的使用一樣，它雖然是為第三帝國服務，卻不是專屬於第三帝國的戰刀。無論是蘇聯還是美英，最終在戰爭方式上都要向德國學習，並在對抗德國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更強大的裝甲部隊。同樣地，地緣戰略思想也是一種手段，其本身沒有正義邪惡之分。
地緣戰略思想在“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曲解成專屬於法西斯學派，從而阻礙了該思想為其他體系所服務。在美國也不例外，研究地緣戰略的學者一度被打入冷宮，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冷嘲熱諷，被認為是新一代的戰爭販子，企圖用納粹的一套策略來改造美國。直到上世紀70年代，由於基辛格的出現，情況才發生逆轉。
基辛格，一個被稱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的美國學者型政治家。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瞭解這位“老朋友”的思想，尤其較少注意他和麥金德之間的思想淵源。
基辛格所處的正是美蘇爭霸勝負難分，蘇聯全球擴張，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淖之中的時代。
當時，美國內部盛行的是理想主義加多米諾骨牌的戰略觀，即美國和蘇聯的爭霸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是正義與邪惡的大決戰。因此，美國的戰略家們主張美國全面圍堵蘇聯，蘇聯出現在哪裡，美國就要對抗到哪裡；否則，一個環節的瓦解會造成更多環節的鬆動，最終形成難以遏制的潰敗。
正是在這種思路影響下，麥卡錫在50年代搞了一場美國版的肅清，到處查找思想內奸，連幼兒園老師應聘時都要發表對紅色政權的譴責，不然就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最後鬧得美國國內雞飛狗跳。同時，在國際上則四處圍堵蘇聯，杯弓蛇影中被引到東南亞密林中，被迫在一個比朝鮮更糟糕的戰場上，被北越像蟒蛇一樣纏住，反而讓蘇聯得以暗度陳倉，在更多戰場上壓倒美國。
面對這樣一個爛攤子，基辛格敏銳地意識到，要讓美國走出困境，必須要有一種全新的戰略觀。美國應該認識到美蘇爭霸的本質是奪取世界霸權，無論蘇聯是什麼性質的國家，美國都要和它決戰到底。同時，世界並不是等價值的一個大平板，要看到哪些地方是值得去爭搶的，哪些是不值得爭搶的，這樣才能集中力量，在決定性戰場上打倒對手。這就需要立足美國本位，對麥金德的戰略觀做進一步的繼承、改造。
思路一變，風景全異。如此，西歐和日本因為擁有強大的工業力量，而構成美蘇爭搶的重點地區。但是，在這兩個地區雙方勢均力敵，短期內誰也無法打破僵局，因而這裡屬於重要但並不緊急的地區。
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工業、國防基礎，又地處要津，面臨蘇聯的強大軍事壓力。如果蘇聯全面侵華，就有可能造成全球性力量格局變動。因此，屬於重要且緊急的地區。
至於越南，雖然美軍在這裡打得熱火朝天，卻是最沒有價值，也最不重要的地區。
因此，基辛格制訂了在歐洲搞緩和，在亞洲全力推動中美關係改善、同時退出越南進行戰略收縮，最終反手打擊蘇聯的新計劃。後來的尼克松政府正是順著這條道路走出低谷，為美國最終贏得冷戰奠定了堅實基礎，里根只不過站在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肩膀上，順手摘下了冷戰的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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