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爲何將國號由「蒙古」改爲「大元」

中國曆代的國號,曾經都是一些地名,周天子崛起在“周”這個地方,得天下以後定國號為“周”,秦人崛起在“秦”這個地方,得天下以後定國號為“秦”,劉邦得天下定國號為“漢”,到不是因為他是“漢”這個地方的人,而是因為他曾經被天下盟主項羽封為“漢王”,他以漢王的身份入主中原,曹操的兒子稱帝,國號“魏”,是因為他的父親作過“魏王”,其地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內,楊堅做過北周皇帝的“隋王”,得天下也以“隋”號之,“隋”地在今湖北省隨州市一帶,唐朝的開國皇帝做過隋朝的“唐王”,宋朝的開國皇帝沒有做過“宋王”,但曾經領過周朝“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一職,因此建國後國號為“宋”。

宋朝建立以後經歷了三百來年的風風雨雨,先是被遼金兩個來自北方的政權,奪去了長江以北的大片江山,最後終於被同樣來自北方的元軍所滅,這已經是忽必烈建立大元朝十六年以後的事了,如果從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算起,那就是六十多年以後。這回,來了一個不照先例辦事的皇帝,這位皇帝和他的父祖,本來崛起於大漠以北的蒙古地區,照老規矩得了天下就叫做“蒙古國”好了,多省心的事兒,他的父祖兩代出於草創,也姑且是這麼辦的,但到了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這位大汗有了新的想法,不照老規矩辦了。

忽必烈为何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

成吉思汗家族的發跡史,說起來枝枝蔓蔓,說上三天三夜也難於說清楚,簡短截說,那就是成吉思汗的親孫子忽必烈,經過一系列的內鬥外鬥,終於在公元1260年,得到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七年以後,忽必烈遷都“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又過了四年,他將他的國家改名為“大元”。

要改變一國的國號,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這件事情在好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籌劃。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叫的響的名字,誰願意輕易的改變一個國家的國名呢?忽必烈得到了一個好名字,因此他毫不猶豫的用“大元”取代了“蒙古”,“大元”的國號出自儒家經典《易經》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對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浩大的宇宙的讚歎。這當然不是出於皇帝自己的主意,雖然忽必烈從小就喜歡漢人的文化和歷史,也有條件受到較好的教育,可是即便是這樣,他的漢文化的程度,還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大元”這個國號的提出,的確來自中原知識分子的建議。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親孫子,其父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拖雷,拖雷大家都熟悉,只要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或者電影電視劇,無不知道拖雷是郭靖大俠兒時的夥伴。拖雷又有六個嫡親的兒子,其中有三個做了皇帝,他們是:長子蒙哥,1251年至1259年,為蒙古國第四任大汗,在中國的史書中為元憲宗;四子忽必烈,繼蒙哥為元世祖;第五子旭烈兀,為伊利汗國主,《史集》一書直接稱之為“伊郎國皇帝”。

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創業以來的第三代,因為有父祖開創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當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因為蒙古人的傳統,免不了還要學習馳馬疆場,但是也有了條件接受一些較好的教育,和起於草莽的成吉思汗迥異了。1251年,忽必烈的親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

元史世祖本紀記載道: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歲辛亥,六月,憲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長且賢,故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

由此可見,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時候,忽必烈就有“大有為於天下”的抱負,在他的身邊開始聚集一些有學問的人才。忽必烈對漢族的文化很有興趣,非常的神往,這就象我們今天很多國家的年輕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樣,所以,當時的忽必烈就已經延聘了不少的漢人到王府來做幕僚,向他們學習漢人的文化和制度,這些許多漢族的幕僚中間,有一個當時叫做“子聰”的和尚,他就是後來主持營建北京城、改國號、制定朝儀的劉秉忠。

公元1271年的舊曆十一月,由劉秉忠領銜,幾位大臣給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說:“元正、朝會、聖節、詔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禮。”就是說按照忽必烈認可的方案,改國號行朝儀的一系列策劃工作已經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興,批准了他們的方案,正式建國號為“大元”。為此,朝廷下了一道詔書,公告天下。

在古代,朝廷的詔書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為寫詔書的人都是當時文人的冠冕,如果沒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來為自己草詔,所以,這些詔書也都可當作好文章來一讀,這類文章一般來說,都非常大氣、莊嚴,又有雄辯的說理,又有華麗的辭藻,甚至還有平易近人的態度,讓天下的人聽起來能夠心服口服。不信的話可以試讀一下這分詔書,詔曰: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繼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真是漂亮的文章,是出於劉秉中的手筆嗎?

劉秉忠生於1216年,比忽必烈僅小一歲。當時的北中國,由遼、金兩朝的統治已經超過了兩百年,劉秉忠的父親和爺爺,都曾經是金國的官吏。由於家庭有入仕的傳統,十七歲的時候時候,劉秉忠也曾進入當局的下級機構做刀筆小吏,算起來這一年該是1233年,而金國被滅也在這一兩年間,而此前數年華北地區早已經兵戈不斷,可見劉秉忠剛剛參加工作,就是在蒙古國的行政序列中,只不過象他這樣下級的文官,實在無須對局勢負什麼責任,專業技術人才,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

然而,劉秉忠這個人看來不是凡品,不久以後,他因為不甘心於這份下級文吏的工作,終於棄職到武安山出家為僧了,這時候他的名字叫做“子聰”。1247年,三十歲的僧人子聰,因為遊歷雲中(今山西大同一帶),不知因為什麼樣的機緣巧合,他被忽必烈招進了幕府,從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他們曾經在一起討論過“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等高深的政治理論問題,忽必烈非常喜歡讓這些有學問的漢臣給他講歷史掌故,最喜歡聽的是講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國故事。某一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繼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於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漢族地區的軍國事務,“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可謂所用得人。

追隨忽必烈十餘年以後,劉秉忠奉命還俗,又過了十年,劉秉忠去世,死後贈太傅,封趙國公、常山王。

劉秉忠一生的事蹟,除了上面說到的主持改國號、制朝儀以外,對今天更有影響的是他受命主持了元代北京城的興建,元代的北京城,奠定了此後近千年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基礎。繁忙的工作之餘,劉秉忠還有興致從事文學創作,他曾自號“藏春散人”,後人結其作為《藏春散人集》,集中有元曲小令一首,是這樣寫的:

[幹荷葉]《漫興》幹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盪。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這是一首言短意長,非常讓人喜愛的小詩,特別是詩的最後兩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是至今不斷被人們引用的名句。

就是這個劉秉忠,在1271年向忽必烈建議改國號為大元。

從“大元”這樣的國號可以看得出,忽必烈的志向是很高遠的,他是心懷天下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又過了八年,大元的海軍在厓山大敗宋軍,宋亡,他終於得到了南宋數千裡的錦繡江山,大元至此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龐大,最富庶,最難於想象的大帝國。對於這個龐大帝國的疆域,古人有很多描述:

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裡數限者矣。

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霫、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蟻聚,俯伏內向,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元代社會生活史P2)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鹹不逮元。

有人說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是蒙古人裹挾西亞人、阿拉伯人、俄羅斯人等等來犯中國人的時代,是中國的黑暗時代,但是,這又的確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一段歷史,不容我們跳過,不容我們視而不見,它的首都是今天中國的北京,它的人民絕大部分是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國人,因此對這一段歷史,我們除了更多的來了解它、研究它以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其實,在司馬遷的時代,秦人還是被看作蠻夷之族的,《史記天官書》中就說: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真正的中原,只不過是今天河南一帶可憐的一塊小地方,秦人得天下是夷狄入主中原,漢人得天下,也是夷狄入主中原,因為漢源於楚。由此看來,天下實在沒有什麼正統不正統一說,有的只是加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先後不同而已。

這裡還可以舉梁啟超的一段話來作佐證,梁啟超曾經研究過夏商周時代,中國境內的諸侯國的數量問題,他寫道:

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乃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最而錄之,得六十餘;又從《逸周書》搜錄得三十餘;又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搜錄,得七十餘;又從金文款識中搜錄,得九十餘;其他散見各書者尚三四十;除去重複,其夏商周古國名之可考見者,猶將三百國。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處——如山東河南湖北,有今之一縣而跨有古三四國之境者。

我們以梁啟超的研究為基礎再作推論,在今天中國版圖之內,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東北西北,西藏川滇,夏商周時代的部落國家將“數以萬計”,如今安在哉?時至今日,要再來尋找“天下的正宗”,實在是無從找起。

回到十三世紀的中國,當時的形勢是這樣的:在南方,南宋政權維持著“偏安”的局面,而北方,則從遼宋並立,到金興遼亡,已歷經了二百多年,改朝換代再三了,而且還有建國於陝北寧夏河套一帶,兩百年來屹立不倒的西夏國,還有遼亡以後由遼宗室割據西北新疆地區建立的西遼國,在南方,也並非是南宋一家的天下,雲南有大理國,據有青藏高原及今四川雲南西部的還有吐蕃。這樣七折八扣,剩下的,才是南宋的地盤,而且,南宋早已經先後向遼金納貢稱臣多年,在這種形勢下,就算蒙古人不來一掃六合,天下也早已經不是趙宋的天下了。

更搞笑的是,宋元兩家還是滅金戰爭中的盟軍,元人知道,宋人在金兀朮時代,就和金人結下了血海深仇,因此主動約宋共擊金國。聽說蒙古人要約宋共同伐金,宋朝廷一點也沒有遲疑就答應了,南宋助蒙古人滅了金,本打算趁亂抄點地盤,得點好處,可是未遂,反而給了蒙古人伐宋的口實。複雜的國際政治局勢,不是局外人能夠看得清楚,說得明白的。南宋海軍於1279年大敗於元軍,南宋滅亡。

總而言之,大元朝於公元1271年得名,從這一年算起,在中國這塊地盤上統治九十七年。此後的中國還有最後兩個封建王朝,都不約而同的繼承了元朝的傳統,不再用建國者崛起之地的地名為國號,這一點實在是由元朝的忽必烈首開風氣。朱元璋在創業時代曾經稱過吳王,也曾用過“宋”的國號,但是,當他真的全取天下在應天府稱帝的時候,正式的國號定為“明”。滿州人在東北建國,是遼、金的故地,一度稱“金”,不過入關後不久也就改成“清”了。“明”和“清”都是不錯的國號,昭示著帝王們希望政治清明、天下為公的理想,如同得大位不久的忽必烈一樣,都是有大志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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