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鬥爭的洗禮
1925年，陳雲在五卅運動中，參與領導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人罷工，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民族復興之路。
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投身上海工人運動，是上海店員總聯合會領導成員，參加了黨領導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革命鬥爭的洗禮，使陳雲成長為一名堅定的職業無產階級革命家。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陳雲在極其險惡的秘密鬥爭環境下，積極為黨工作。1927年秋，他受中共江蘇省委指派，返鄉領導農民運動，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1928年任中共淞浦特委委員兼組織部長；1929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陳雲領導農民運動的範圍，主要在江蘇省鄉村及浙江部分地區。
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陳雲多次在這些地區進行巡視和調查，領導恢復和發展黨的基層組織、推動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堅定執行上級指示的同時，經過一個時期的摸索，陳雲對黨如何領導農民運動有了初步規律上的認識。
對農民運動的初步認識
1929年11月24日，在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陳雲代表省委作關於江蘇農民運動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提出黨領導農村鬥爭的任務和策略。陳雲指出，黨必須堅決領導農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進行遊擊戰爭。
根據農民的迫切要求，有計劃地在農村開展抗租、抗稅、抗債，反對徵工築路，反對軍閥戰爭的鬥爭，並使各種日常鬥爭互相推動，匯合成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總鬥爭。要在農村有系統地建立各級農民協會，廣泛地開展動員、宣傳、發動工作，爭取最大限度地組織和團結廣大農民群眾，包括農村婦女和青年，包括鄉村刀會和土匪組織中的農民群眾。
地方黨部要加強對農會黨團的指導，以鞏固無產階級對農民的政治領導。黨的宣傳工作，要注意農民接受程度，多用壁報、圖畫、歌曲等形式。陳雲的探索，被實踐證明符合當時江蘇農村狀況，且與黨對農村工作的正確路線相統一。
在擔負江蘇省農運工作領導的同時，1930年，陳雲先後兼任中共上海閘北、法南區委書記，在極其險惡的白色恐怖下，堅持開展工人運動。
1930年9月和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和四中全會上，陳雲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其間兼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
1931年春，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顧順章和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由於這兩人掌握黨的核心機密，他們的叛變給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使黨隱蔽戰線的工作面臨重大危機。
周恩來在陳雲及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克農、陳賡、聶榮臻、李強等人的配合下，採取果斷行動，迅速轉移了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使敵人企圖一舉破壞中共中央機關的計劃落空。
但這次危機給黨的隱蔽戰線工作造成嚴重損失：黨多年在國民黨內部建立起來的力量、社會關係，以及秘密聯繫方式及地點，全部廢棄不能再用；周恩來在上海無法存身，不得不轉移中央蘇區。
陳雲的重要貢獻
陳雲正是在這樣的緊要關頭，受命擔負起領導中央特科的重任，為黨隱蔽戰線鬥爭系統的恢復和繼續發揮作用作出重要貢獻。
在陳雲領導下，中央特科妥善處理了因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帶來的隱患，懲治了叛徒；重新調整特科組織機構；改變活動方式，特科人員都有真實社會職業作掩護，且單線聯繫；在敵人內部建立了新的情報關係。
陳雲還用幾千元錢，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在上海辦了一二十個鋪子，以做買賣的形式掩護特科人員接頭。這些經濟實體不僅使中央特科活動有了較可靠的社會掩護，而且為黨在上海的活動提供了物質條件，併為蘇區籌集了經費，受到共產國際代表充分肯定。
但愛動腦筋、善於思索的陳雲，在鬥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左”傾盲動主義不適合客觀情況。他在赤色工會小組活動方面，在團結黃色工會積極力量、反對關門主義方面，都實事求是地提出有益於推進工人運動發展的正確主張。
1933年1月，陳雲進入中央蘇區。他同劉少奇領導全國總工會，開始在複雜的鬥爭環境下，反思和糾正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工人運動規律，並同劉少奇一起，成功指導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擬訂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保護和促進了蘇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在陳雲等人領導下，蘇區工會有很大發展，各業工會相繼成立；創立了擁有12800人的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後被紅軍總部命名為中央警備師，這支隊伍在革命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陳雲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黨中央核心領導層，時年不足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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