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印發《關於進一步激勵廣大幹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實施意見》，明確了激勵幹部擔當作為的6個方面20條措施。這20條新政“乾貨滿滿”，其中“防止不區分情況搞層層加碼問責，防止簡單依靠問責平息事端”的內容，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有權必有責、失職要問責，這是從嚴管理幹部的題中之義。近幾年，伴隨《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黨內法規制度深入實施，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業已成為管黨治黨的常態和利器。這對於幫助黨員幹部擰緊責任“發條”、主動擔當作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不可否認，個別地方、部門還存在過分依賴問責抓落實、拍腦袋問責、層層加碼問責等現象。前不久，被輿論炒得很熱的安徽全椒縣“幹部4分鐘不接電話被處分”一事，即為問責簡單化的一起典型案例。湖南“幹部新政”對這種簡單化問責方式說“不”，鮮明提出不搞層層加碼問責，具有現實針對性和風向標意義。
問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建立問責制度，從根本上來說不是要和哪個幹部過不去，而是為了激勵幹部擔當作為，更好推動工作落實。然而，如果“一有錯就問責，一問責就動紀”，把問責簡單化粗暴化，不加區分地搞層層加碼，最後難免事與願違，不僅激發不了幹部擔當幹事的積極性，反倒可能強化明哲保身、遇事則躲的“不作為”氛圍。
列寧曾說，“只有什麼事也不幹的人，才不會犯錯誤”。
很淺顯的道理，經常洗碗的人，失手打碎碗的幾率也大。不區分情況搞層層加碼問責，看起來是對慵懶怠政行為的重拳出擊，客觀上卻起到了對這類行為的鼓勵效果，使得幹事者輕則背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理包袱，重則因“怕打碎碗就不敢洗碗”了。
究其實質，不區分情況搞層層加碼問責，簡單依靠問責平息事端，主要還是對“問責”認識不清、界限不明、尺度不準、程序不嚴，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一種新變種。
眾所周知，是權就不能任性，問責權同樣如此。一事當前，該不該問責、誰該被問責、怎樣問責、問責到何種程度，不能大而化之，不能拍腦袋決策，必須做到精準精細。現實中，不少層層加碼問責情況，習慣於拔高事件的嚴重性，往往存在簡單粗暴、亂扣帽子、泛化濫用等問題。曾長期主持過幹部工作的老一輩革命家陳雲同志一針見血指出，
“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為把每個錯誤誇大，不適當地提到原則的高度。我們不應該機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錯誤，錯誤的大小輕重，不要隨便亂給別人戴大帽子。”
這個問題不重視起來，很容易導致問責的泛化濫用和層層加碼。一言以蔽之，“不問不責”固然不行，但不區分情況搞層層加碼問責同樣不可取。問責貴在實事求是、符合法規程序、經得起推敲檢驗。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人。每個幹部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不能不問青紅皂白、一棍子打死。這是運用問責手段時，需要充分考量和認真研究的問題。
我們黨對犯錯誤的幹部，歷來主張“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但如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一門極有藝術的幹部管理工作。過去，毛澤東同志就指出“這個工作絕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習近平總書記也深刻指出，“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難免出現瑕疵和失誤。如果一味求全責備，幹部的積極性就會遭到傷害。”由此可見，幫助幹部改進錯誤，“亂打一頓”式方法和“求全責備”式要求，實踐中很難奏效。
應該看到，“嚴管”就是“厚愛”，“問責”重在督促幹部知責、明責、盡責，說到底是對幹部的幫助和愛護。關於這個問題，1938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五條愛護幹部的辦法：
1 指導他們;
2 提高他們;
3 檢查他們的工作;
4 對於犯錯誤的幹部，一般地應採取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
5 照顧他們的困難。
其中講的第四條，劉少奇同志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的政治報告中有更加充分的闡述：
“對於任何由於認識上的有錯誤而在工作上犯錯誤的同志，黨都堅決地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原則，著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輕易採取紀律處分”。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管黨治黨實踐中貫通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堅持實事求是、力求精準科學，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著眼的也是在抓早、抓小、抓嚴中體現對幹部的嚴管厚愛。
有哲人講，“如果把所有的錯誤都關在門外的話，真理也要被關在門外了”。幹事創業需要探索，遭遇挫折在所難免。當前，湖南正處於打好“三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最需要的是擔當作為。如果想幹事、敢幹事的人頻頻陷入非議，如果敢闖敢試受挫後就被冷嘲熱諷甚至“一棍子打死”，那麼誰還沉下心來幹事?
這就需要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的要求，“當幹部因敢抓敢管、敢闖敢試而遭遇挫折失誤、受到非議時，當幹部埋頭苦幹、業績突出卻因風氣不正長期受到冷落和不公平對待時，當幹部因不實舉報受到委屈、被人誤解時，組織上要為他們說公道話，為他們加油鼓勁、撐腰壯膽，該澄清的及時澄清，該正名的公開正名，使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心情暢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湖南《實施意見》提出，對那些因敢抓敢管、敢闖敢試而遭遇挫折失敗、受到非議的幹部，要全面歷史辯證看待，公平公正對待，確實表現優秀且符合相關條件的要大膽使用。這就給了擔當作為的幹部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在實際操作中，還涉及到一個如何“容錯糾錯”的問題。湖南《實施意見》明確指出，既對幹部從嚴要求，又寬容幹部在改革創新中的失誤錯誤。對幹部的失誤錯誤進行綜合分析，合理把握容錯的界限和情形，對該容的大膽容錯，不該容的堅決不容。至於哪些該容、哪些不容，總的要求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三個區分開來”，明辨“為公”還是“為私”，分清“無心”還是“有意”，判定“無禁”還是“嚴禁”，劃分“失誤、錯誤”與“違紀、違法”的界限。把握好了這“三個區分開來”，容錯糾錯才有標準標尺，問責追責才能客觀求是。
當然，防止層層加碼問責，主要是避免追責主體隨意化、問責擴大化、處理處分不恰當等問題，並非縱容幹部的失誤錯誤。對一個幹部來說，不管有什麼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不管發現的錯誤再怎麼小，也必須堅持有錯必糾、有過必改。
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
“要在選人用人上體現講擔當、重擔當的鮮明導向，把敢不敢扛事、願不願做事、能不能幹事作為識別幹部、評判優劣、獎懲升降的重要標準，把幹部幹了什麼事、幹了多少事、乾的事組織和群眾認不認可作為選拔幹部的根本依據，選拔任用敢於負責、勇於擔當、善於作為、實績突出的幹部。”
湖南幹部新政體現了這一要求，是為敢闖者“鼓足勁”、敢幹者“加滿油”、試錯者“卸包袱”的創新之舉、擔當之舉，必將有效激發全省廣大幹部擔當作為、幹事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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