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的漢服復興

一、辛亥革命前的“漢衣冠”記憶

1644年，滿洲軍事貴族進入山海關，開始了清帝國的統治。順治三年（1646），清帝國當局下達了剃髮令，根據清初葉夢珠《閱世編》卷八中的記載，歸順滿洲貴族的漢人必須接收剃髮易服，所謂“錢頂辮髮，上去網巾，下不服裙邊，亦不裝領”。隨之而來的是漢族人大規模的武裝反抗活動，並引起滿洲貴族對一些漢族城市的大規模屠殺。武裝衝突一直持續到三藩戰爭結束和臺灣鄭氏政權的崩潰為止，滿洲貴族才真正建立起對漢族的有效控制，並繼續認真推行旨在通過改變漢族傳統服裝和髮式來建立政治效忠姿態的政策。

根據葛兆光先生的研究，由於清允許朝鮮王國繼續保留漢族的傳統衣冠，因此清初時期朝鮮使者的出現，總是會引起漢族人舊有記憶的復活。在這裡，古代漢族的衣冠作為一種符號，能夠喚起漢族人對族群身份的痛苦記憶與認同。一直到道光時期，漢族士人仍舊隱約地保存著舊有的記憶，並向朝鮮使臣表示身穿滿族服裝和剃髮，是一種不得已。

實際上，在整個清代，由於清廷“生從死不從”的許諾，漢族士人得以通過在死後穿著漢族傳統衣冠入葬對剃髮易服表示抗議，並通過葬禮在公共空間舉行這一儀式展示傳統衣冠，使族群身份的記憶持續傳遞。例如，黃宗羲死後“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殮”，他身穿的深衣，正是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古老漢族衣冠。另一位明遺民張履祥要求在死後“遺命以衰殮”，這衰服也是先秦時就已出現的喪服。根據呂思勉先生的記載，他的一位同鄉遠祖曾留下一套明代的服裝，要求子孫世代保藏，等漢族光復時穿著這件漢衣冠去祭告。呂思勉因此得出結論，“可見抱民族主義的，實不乏其人”。這一材料顯示，舊有族群的記憶確實通過“漢衣冠”這一符號得到了持續的傳承，並延續到清末。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先生的記載。他家族所在的地區長期流行反滿思想，他的父親曾親自告訴他：“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殮。吾雖得職事官，未嘗謁吏部。吾即死，不敢違家教，無加清時章服。”章太炎用自己家族親身的經歷說明了漢族士人在辛亥革命前對“漢衣冠”的持久記憶。實際上，除了章太炎家族之外，這樣的例子也見於魯迅家族的葬禮。1904年魯迅和周作人的祖父介孚公逝世，葬禮上一共穿了十三件殮衣，全都是明朝的服裝。

從以上這些清末的例子可以看出，“漢衣冠”這一符號承載著兩百多年的族群歷史記憶，一直在不同程度上隱蔽於辛亥革命前的漢人族群心理中。因此，當清末旨在“排滿”的革命話語逐漸上升的背景下，“恢復大漢衣冠”才有可能成為一項重要的動員口號。

這一點首先可以得到章士釗一篇回憶性文章證據的支持。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一文中回憶到：“吾少時喜看京劇，古衣古貌，入眼成悅，洎到上海，一見小連生之鐵公雞，以滿洲翎頂上場，立時髮指而無能自制。此真革命思想，二百年來，潛藏於累代國民之腦海中，無人自覺者也。”這篇回憶性的文字證實，“漢衣冠”作為一種族群記憶甚至審美性符號，在某種程度上隱蔽在漢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一旦與革命話語相遭遇，就可以順利地被轉化為一種現實的政治符號。

正因如此，在清末的“排滿”革命宣傳中，“漢衣冠”被賦予了漢族復興的符號。秋瑾在《吊吳烈士樾》的詩中寫到：“二百餘年漢聲死，低頭異族胡衣冠。”

鄒容的《革命軍》第二章則寫到：“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製衣冠，蕩然無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頂之發，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側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紅頂乎，朝珠乎，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遊牧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鄒容的文字具有很強的感情色彩，在他的筆下，那些社會邊緣角落偶爾保留的一點“漢衣冠”的殘跡令他惻痛於心，他將滿族強加給漢人的服裝稱為遊牧者的“惡衣服”，形成一種帶有悲壯色彩的歷史想像，而“衣冠”這一符號正是想像投射的聚焦。

二、辛亥革命中的“漢衣冠”話語與復興運動

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先生曾對“服裝”的功能有過分析：

因此可以說，

在革命爆發之後，打響了起義第一槍的武昌大漢軍政府首先實行了恢復“漢衣冠”的行動。根據親歷者回憶，當時武昌軍政府“守衛軍府每一道門的士兵，則身穿圓領窄袖的長袍，頭戴的是四腳幞頭，前面還扎一個英雄結子，手裡拿著有柄的長刀或馬刀之類，使人疑惑這些人是不是剛從戲臺下來的！”正是由於清代在戲服中還保留著“大漢衣冠”，因此親歷者見到軍政府的“漢衣冠”軍隊，會感到這些人是從戲臺上下來的。

著名畫家張大千長時間穿著漢服

1947年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生穿漢服拍畢業照

革命在繼續向縱深發展，隨之出現了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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