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汉服复兴

一、辛亥革命前的“汉衣冠”记忆

1644年，满洲军事贵族进入山海关，开始了清帝国的统治。顺治三年（1646），清帝国当局下达了剃发令，根据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中的记载，归顺满洲贵族的汉人必须接收剃发易服，所谓“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亦不装领”。随之而来的是汉族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活动，并引起满洲贵族对一些汉族城市的大规模屠杀。武装冲突一直持续到三藩战争结束和台湾郑氏政权的崩溃为止，满洲贵族才真正建立起对汉族的有效控制，并继续认真推行旨在通过改变汉族传统服装和发式来建立政治效忠姿态的政策。

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由于清允许朝鲜王国继续保留汉族的传统衣冠，因此清初时期朝鲜使者的出现，总是会引起汉族人旧有记忆的复活。在这里，古代汉族的衣冠作为一种符号，能够唤起汉族人对族群身份的痛苦记忆与认同。一直到道光时期，汉族士人仍旧隐约地保存着旧有的记忆，并向朝鲜使臣表示身穿满族服装和剃发，是一种不得已。

实际上，在整个清代，由于清廷“生从死不从”的许诺，汉族士人得以通过在死后穿着汉族传统衣冠入葬对剃发易服表示抗议，并通过葬礼在公共空间举行这一仪式展示传统衣冠，使族群身份的记忆持续传递。例如，黄宗羲死后“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殓”，他身穿的深衣，正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古老汉族衣冠。另一位明遗民张履祥要求在死后“遗命以衰殓”，这衰服也是先秦时就已出现的丧服。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记载，他的一位同乡远祖曾留下一套明代的服装，要求子孙世代保藏，等汉族光复时穿着这件汉衣冠去祭告。吕思勉因此得出结论，“可见抱民族主义的，实不乏其人”。这一材料显示，旧有族群的记忆确实通过“汉衣冠”这一符号得到了持续的传承，并延续到清末。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先生的记载。他家族所在的地区长期流行反满思想，他的父亲曾亲自告诉他：“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谒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章太炎用自己家族亲身的经历说明了汉族士人在辛亥革命前对“汉衣冠”的持久记忆。实际上，除了章太炎家族之外，这样的例子也见于鲁迅家族的葬礼。1904年鲁迅和周作人的祖父介孚公逝世，葬礼上一共穿了十三件殓衣，全都是明朝的服装。

从以上这些清末的例子可以看出，“汉衣冠”这一符号承载着两百多年的族群历史记忆，一直在不同程度上隐蔽于辛亥革命前的汉人族群心理中。因此，当清末旨在“排满”的革命话语逐渐上升的背景下，“恢复大汉衣冠”才有可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动员口号。

这一点首先可以得到章士钊一篇回忆性文章证据的支持。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回忆到：“吾少时喜看京剧，古衣古貌，入眼成悦，洎到上海，一见小连生之铁公鸡，以满洲翎顶上场，立时发指而无能自制。此真革命思想，二百年来，潜藏于累代国民之脑海中，无人自觉者也。”这篇回忆性的文字证实，“汉衣冠”作为一种族群记忆甚至审美性符号，在某种程度上隐蔽在汉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一旦与革命话语相遭遇，就可以顺利地被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政治符号。

正因如此，在清末的“排满”革命宣传中，“汉衣冠”被赋予了汉族复兴的符号。秋瑾在《吊吴烈士樾》的诗中写到：“二百余年汉声死，低头异族胡衣冠。”

邹容的《革命军》第二章则写到：“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侧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邹容的文字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在他的笔下，那些社会边缘角落偶尔保留的一点“汉衣冠”的残迹令他恻痛于心，他将满族强加给汉人的服装称为游牧者的“恶衣服”，形成一种带有悲壮色彩的历史想像，而“衣冠”这一符号正是想像投射的聚焦。

二、辛亥革命中的“汉衣冠”话语与复兴运动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曾对“服装”的功能有过分析：

因此可以说，

在革命爆发之后，打响了起义第一枪的武昌大汉军政府首先实行了恢复“汉衣冠”的行动。根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武昌军政府“守卫军府每一道门的士兵，则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扎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之类，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正是由于清代在戏服中还保留着“大汉衣冠”，因此亲历者见到军政府的“汉衣冠”军队，会感到这些人是从戏台上下来的。

著名画家张大千长时间穿着汉服

1947年辅仁大学社会系毕业生穿汉服拍毕业照

革命在继续向纵深发展，随之出现了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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