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將成為歷史。
9月10日，國家衛健委發佈新規，宣佈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計劃生育家庭發展司和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司3個計劃生育司全部撤銷。與此同時，新增老齡健康司、職業健康司、人口健康司與家庭發展司、保健局4個司局。
當今，我國面臨生育率過低，人口老齡化加快的人口形勢，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兩年多來，出生率不及預期，去年出生人口還不升反降，計劃生育退出歷史舞臺，已成大勢所趨。
01 從“老馬”到“小馬”
18世紀80年代，人口經濟學啟蒙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人口論”，主要觀點是“人類必須控制人口的增長，否則貧窮是人類不可轉變的命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不僅影響了達爾文和斯賓塞，還直接左右了當時的政策導向。
“老馬”——馬爾薩斯
平心而論，老馬確實有他聰明的地方，他能夠基於18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大發展與勞動人民大窘迫的背景，做出“人口增長快於食物增長”的判斷：社會進步了生活好了糧食多了，人類就會加大批量進行生育，結果便是人口規模呈幾何級數增長；可地球上的生活資料卻有限，總有一天將不足以維持激增人口的生活所需。
這一所謂“人口陷阱”的理論，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是合情合理的，因而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推崇。
然而拿到今天來看，老馬的學說早已不適用於當代經濟發展。再天才的他，也預料不到後人們發明了避孕藥，發明了農藥化肥與轉基因技術，發明了新能源新材料，發明了互聯網與信息技術，更沒有預料到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多生多育的意願反倒會減弱，而許多發達國家的人口總數正在難以扭轉地下降。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不是他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不過這絲毫不影響老馬持續的影響力。一百多年後的遙遠東方，中華大地上就出了一位老馬的信奉者——馬寅初，他所在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生育一度是被鼓勵的，比如獎勵多子女母親，強調人多力量大等等，再加上社會安定與醫療衛生條件的不斷提高，第一波人口增長高峰期也隨之來臨。在物質財富匱乏的當時，人口數量過多會增加消耗，自然也會影響到國家財富的積累。
1957年，小馬發表了一篇名為《新人口論》的文章，特別強調道：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倘若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長，勢必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並呼籲要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
“小馬”——馬寅初
受制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小馬的主張慘遭圍剿，不過他思想的種子已然萌芽。改革開放以後，接著撥亂反正的東風，小馬的人口理論也得到平反；同時，控制人口的理念重新開始發酵，“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順口溜逐漸普及。
終於，1981年，國家計生委組建，1982年，計劃生育被寫入十二大報告，並落實到憲法，“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自此，“嚴格一孩”計劃生育國策上升到全民高度，並開始被長期推行。“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種樹”等標語更是刷滿大街小巷。
圍繞著計劃生育，發生了太多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1990年央視元旦晚會的小品《超生游擊隊》，“海南島”、“少林寺”、“吐魯番”等名字，一定深深烙在了80後、90後以及他們父母一輩人的記憶中。
02 從“少生優生”到“全面二孩”
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原本預期只執行30年，這在1980年中央的一封《公開信》中有所體現：
“……現在我國約有五億勞動力，預計二十年後還要增加到六億，就是到二十一世紀初，每年還會增加一千多萬個勞動力。到三十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早已料到計劃生育絕非永久之計。事實上，不少人口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提出，2000年是計劃生育調整的最佳時間點。可惜因為種種原因一拖再拖，這也無形中讓計劃生育政策在國人心裡日益根深蒂固。
這其中，又以曾經的“共和國長子”——東北地區落實得最為徹底。受舊經濟制度紅利的影響，東北的計劃思維早已成型，且滲透到政府、企業和民眾的方方面面，對於上頭的計劃生育政策，自然是恪守不渝。倘若一個不小心多生了娃，輕則罰款，重則搞不好會丟了國企“鐵飯碗”，後果對於他們來說，必然是不可承受之重。於是，嚴重的人口外流與新生人口的跟不上，也成為了阻礙東北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我們還是說回計劃生育。
不可否認的是，實施計劃生育作用的確立竿見影。這一點從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公式為：人口自然增長率=（年內出生人數－年內死亡人數）/年平均人數×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中就能窺探到。1982年，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5.68‰，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降至4.96‰（詳見圖1）。倘若不考慮人們主觀上的生育意願，那麼我國人口總量還真是得到了有效控制。
30多年的計劃生育效果，不僅體現在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降低上，還體現在2012年的國民經濟統計數據上：與經濟增速同步大幅度下跌的，還有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由前一年的9.25億人減少至9.22億人，減幅為345萬。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年齡人口的第一次下降。此後幾年，更是一發不可收拾：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2016年減少349萬（參詳見圖2）。
用經濟學術語來概括，這叫“劉易斯拐點”已至，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呈現出日漸嚴重的老齡化態勢。其實，早在本世紀伊始，我國人口結構就已經具備了老齡化社會的特徵，即65歲以上的老人所佔比重超過7%；而後，這一比重更是節節攀升，2016年已然達到10.8%，也就是說，每100箇中國人裡，就有11個65歲以上的老人（詳見圖3）。
這時，不甘寂寞的聯合國人口署來湊熱鬧了，一本《世界人口展望》中赫然寫著：預計至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數將出現“倒V型”反轉，屆時最低人口預測值為6.13億，其中可能有超過一半的老人（詳見圖4）。
有關部門微微一驚，發現事情並不簡單。倘若放任勞動人口繼續這麼降下去，後果無疑很嚴重：
一來，年輕一代或將面臨嚴重的養老危機。
不管你在不在意，養老金的鉅額缺口就在那裡，從沒有消失過。按照當前的養老金制度，不論是家庭養老、社會養老，還是以房養老、投資養老，本質上都是用工作人口創造的物品和服務來支撐退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會整體養老壓力越大，這一點毋庸置疑。可是當年輕一代老去後，越來越少的工作人口將很難支撐起退休老年人的日常開銷。
二來，勞動力不足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
無需多言，看看日本就夠了。“少子高齡”是當前日本社會的重要特徵，其15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年間整整減少了1000萬；目前日本的建築、運輸以及護理等行業所需人員與求職人數之比已經達到了3：1。勞動人口告急，再配上不健康的的人口結構，令日本人口紅利幾乎喪失殆盡，一群“老弱病殘”難以扭轉其經濟頹勢，發展深陷泥潭，國家前路漫長無光。
當“大國空巢”、“人口危機”等字樣不絕於耳時，計劃生育自然被再度推上風口浪尖，變革猶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至於“少生優生”，還是讓它隨風去吧。
“空巢老人”與狗
鬆綁計劃生育，從機構“瘦身”做起。2013年的全國機構大調整，將衛生部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合併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同時將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研究擬訂人口發展戰略、規劃及人口政策職責劃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到了2014年，國家正式啟動“單獨二孩”，一年後，正式開始推行“全面二孩”。
03 從“有存款”到“零儲蓄”
至此，能做的也做差不多了吧，可是這回老百姓卻不買賬了。2018年年初，國家統計局公佈了生育數字：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上年的1786年下降了63萬人，且遠低於國家衛計委的預測數值（詳見表1）。
說實話，“全面二孩”還是有效果的：2017年我國二孩數量上升至883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且二孩佔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然而，反觀2017年全年出生的總人口與人口出生率，分別為1723萬人和12.43‰，二者同比均呈下降態勢。這說明二孩雖然在增多，但新生兒總數實際上是減少的。
唯一的解釋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連一胎都不生了。
因為家底太薄，養不起。
說到家底，人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儲蓄。眾所周知，勤儉節約、量入為出是中國人自古以來便遵循的傳統。對於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既然沒有一夜暴富的機會，那麼存錢就成了他們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
多年前曾經有過一個統計，說中國人每賺100元，就有46元省下來存進了銀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人的儲蓄率僅為-0.5%，也就是說每賺100美元要花掉100.5美元。相信許多人對此都會有切身體會。
時至今日，情況卻全然不同。雖然我國整體儲蓄率依舊較高，但深究居民的儲蓄結構，卻讓人大跌眼鏡。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報告》指出：儲蓄最多的10%家庭，佔據全部儲蓄金額的75%；另外35%的家庭被稱之為儲蓄較多，他們佔全部儲蓄金額的25%；最後，剩下55%的家庭，他們的儲蓄幾乎為零。
翻譯過來就是：我們國家超過一半的家庭都是銀行無存款，家中無閒錢。
只因為錢全用來還債了。
倘若十年前提起家庭負債，人們恐怕會用中美老太太在買房上有何區別的段子來進行“啟蒙”，方可讓中國人明白其中內涵所在。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讓一切都變得不一樣。
在“四萬億”的刺激下，國內房價開始大面積上漲，而這也直接助推了居民負債率的一路狂飆。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居民槓桿率（居民部門負債佔GDP的比重）的快速上升，2008年為18%，到2017年底已經超過50%，不到十年的時間激增逾35個百分點，且高於國際上新興市場的平均水平。
此外，在負債人群中，年輕人佔據絕對主力地位。參與負債的城市家庭年齡大體上呈駝峰分佈，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輕家庭，而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的負債參與率與30-44歲中年人群的負債參與率接近，也遠高於其他年齡群體（詳見圖5）。
靜下心來環顧四周，我們會發現身邊不少收入還不錯的人，無奈受受房貸所制只得節衣縮食。以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為例，一位月入3萬的中上等收入人士，買房貸款300萬。且不說他是否需要先還掉湊首付借來的錢，光負債部分，每個月就要還掉2萬；再去掉其他生活必須的支出，不倒貼錢就已是萬幸了。至於存款，根本無暇考慮。
既然如此，拿什麼來養育你，我的孩子。
04 從“不讓生”到“不敢生”
從新中國的計劃生育歷程來看，其核心在於生育權的歸屬問題。可以說，自最早提出控制人口的上世紀中葉到2013年末，人民的生育權一直都牢牢被國家掌控；即便是2014年的“單獨二孩”和2015年的“全面二孩”，都只能說是國家對老百姓生育權的部分釋放而已。
但這次可能會不一樣。
國家衛計委的撤銷，無疑是一個強烈的信號：生育權距離重新回到家庭手上已經不遠，而全面放開生育的“市場生育”時代即將到來。不過話說回來，生育權本來也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自然權利，即便“物歸原主”，我們也沒什麼可歡呼的。
現在的問題是：生育權回來了，你會生嗎？
先別急著作答，一會兒還會問到。我們先聊聊別的。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天下父母對自己孩子的美好期許，自然，父母也都想把最好的給孩子，從衣食住行到求學工作無不例外。如此一來，經濟基礎便成了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
那麼，養一個孩子到底需要多少花銷？
前些日子，網上公佈了一份清單，裡面較為清晰地展示了從懷孕到孩子上大學的各個階段，父母所需要付出的開支明細（詳見表2）。
然而，這份總計近50萬元的賬目單，充其量只能算是中規中矩的基本水平。事實上，還有很多可能的環節沒有計算在內，比如以下兩點：
1、大學畢業後，不少孩子並不急著參加工作，而是通過考研或出國留學來繼續深造，預計花費10萬~80萬元；
2、許多父母為了讓孩子享受優質教育資源，會購買學區房，預計花費300萬元起，上不封頂。
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個孩子的前提基礎上。倘若再要個老二老三呢？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種開銷中，教育支出佔據了“半壁江山”。對中國的絕大多數父母來說，房貸還款、保險支出、投資理財及退休儲備等財務需求，都沒有子女教育支出來得剛性。根據匯豐發佈的全球調查報告《教育的價值：未來的基礎》所述，中國內地父母對子女教育經費的重視程度名列全球第一，這也側面證實子女教育方面的成本難有壓縮空間。“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大抵如此。
當然，還有一點必須考慮進來，那就是醫療支出。時下，“不敢生病”已經成為大多數老百姓的心聲，因為醫療支出費用高昂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大部分重大疾病的治療費用從來都是難以預估，動輒十萬至數十萬，這尚且沒包括因為患病而遭受的收入損失，以及求醫、護理、康復等各環節相關費用。可以說，一旦家庭出現一位重病患者，很可能會重創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進而使其失去本屬於自己的中產地位。
綜合以上種種，再結合自身因房貸而致的高負債與零儲蓄，回到剛才的問題：
生育權回來了，你會生嗎？
撤銷計生機構也好，生育權還給家庭也罷，其最終目的都是要提高未來的人口出生率。因為誰也不希望看到，明天的我們變成今天的北歐和希臘。
可是要知道，三十餘年的計劃生育，已經對國民經濟產生了極為深刻長遠的影響，不少人短時間內還沒有做好要二胎的準備。而時過境遷，社會的主要矛盾都變了，老百姓的想法自然早就不似當年。此外，人們眼前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諸多焦慮，也已經與上世紀8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
想讓老百姓多生娃，僅憑一個機構的重組與交接，只怕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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