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住房大多都是分配的。爸媽都是靈石一中的教師，靈中大院子內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平房，就是我的出生地。依稀記得出門過道靠牆是油氈紙棚下一年四季不熄火的大鐵爐，冬天時挪回平房取暖，平時用溼煤壓著，做飯時捅開，火勢漸燃漸旺。
隨著時間流逝，小平房逐漸破舊不堪，已經滿足不了居住所需，我們一家搬到了第二處住所——靈中下院的窯洞，條件稍微好了些。窯洞外有一個可以做飯的爐灶，但房子整體潮溼低矮，也不是太寬敞。屋裡的擺設也很簡陋，一張床、一個書櫃、一個寫字檯、一個半新的沙發和一個立櫃，就這些簡單而實用的東西便組建成了我們的三口之家。那個時候傳達室的大爺很負責任，誰家有個信件或者老家打來電話他都是親自跑來。由於爺爺奶奶和外婆都在鄉下，一般不來縣城，爸媽又要工作又要照顧我，特別辛苦。那時教師工資低，我家用不起保姆的。稍大一些時，我被寄託到一位老師的婆婆家裡，每到月底，給人家的報酬也只是一些面菜之類的。每日，爸爸都會騎著自行車載著年幼的我往返於學校和照看我的地方。我上幼兒園之前與上幼兒園之後的年幼時光都印刻在了這間房子內。這期間家裡添置了一臺單缸洗衣機，讓媽媽洗衣服可以輕鬆了一些，但爸爸每天的擔水是不能缺的。在這個窯洞裡，我的妹妹出生了。
經過“國家高積累、低消費，民眾先生產、後生活”的物質匱乏時期，“安居”逐漸成了中國人的迫切需求。也正是在妹妹出生的這一年，1988年1月，中央宣佈將房改正式納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計劃，由此拉開中國住房體制改革的序幕。
進入90年代，國家大力實行住房制度改革，住房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我們全家便搬到了第三處住房——一個帶小院子的小二層樓，小院子和進出的大門是兩家住戶共用的。我人生的多半記憶也都留在了那裡，我的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以及剛步入工作崗位的美好時段都是在那裡度過的。小學離家不是很遠，每天相跟上幾個小夥伴，從家出發，途經一個小巷子，再路過一個有坡道的小空地，旁邊有個公用的自來水管，每天會有一些人在那接水，擔水。下了坡再經過一條窄巷子出去，右手便是我非常熟悉的靈石一中，左手往前再走一段便是我上學的靈石一小。
上初中前，家裡的自行車已經換成了摩托車，爸爸逢年過節載著我們一家四口就從城裡回到村裡。四口人在一輛摩托上顯然很擁擠，但是那時候感覺好極了，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一家人的溫馨。上了初中後家人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我所在的二中離家比較遠，我們每天都是男生女生前後騎著車子上學，遠遠看去隊伍很是龐大，當時汽車還很少，所以相對是比較安全的。中學時家裡安裝上了電話，我和妹妹看著這個感覺應該很遙遠，眼前卻觸手可及的東西，很是新奇，不停地拿起來放下去，撥通了打往老家的第一個電話。同年，家裡的單缸洗衣機光榮下崗了，換成了嶄新的雙缸洗衣機，最受益的便是媽媽，她本來就近乎潔癖，這下更增加了她洗衣的頻率。
升入高中後，學校就在我家門口。上下學走不了兩步就到了，自行車都懶得碰了。由於爸爸十分喜歡文學創作，家裡也添置了一臺電腦和一臺打印機。爸爸在48歲那年還學會了開車，考到駕照後家裡那輛承載了我們很多家庭歡樂的摩托車也退出了舞臺，被一輛紅色的桑塔納取代。爸爸非常愛護它，經常清洗的鋥亮，小心翼翼駕駛，用它載著我們，風雨無阻，駛向更多、更遠的地方。
我們居住的這片地方，在我上大學後已經屬於髒亂差極嚴重的一個老舊城區了。與前面已經被拆遷改造的新城區明顯的格格不入。我們都盼望著拆遷的喜訊能趕快到來。
21世紀後，房屋、樓價問題成為了人們生活中最關心的問題，新的住房時代開始了。隨著高層住房的普及，我家終於在經歷了改造拆遷後搬到了一個美麗的小區，這也是我們家的第四處住房——一棟獨立的高層。爸爸媽媽心中的喜悅藏都藏不住，每天都眉開眼笑。他們欣喜於終於不用和別人共用一個大門，共享一個院子；不用搬煤生火家裡都可以熱乎乎的；擁有了自己的衛生間，上廁所再不用去公廁排隊等候，洗澡也不用去公共澡堂一堆人像煮餃子般擠來擠去。家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嶄新的，電器幾乎都成了全自動。首先就是全自動洗衣機，算是徹底解放了媽媽的雙手，晾衣架都能遙控控制，掃地有了智能掃地機，夏天可以舒服地吹著空調。爸爸的桑塔納在搬進新樓之後因為機器老化而換成了時尚新潮的“藍鳥”車。
改革開放40年間住房經歷了從單位福利分配到個人消費的巨大轉變。房子從擁擠簡陋到舒適美觀，一天天的變化，無不和改革開放帶來的好政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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