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嚴重的三農問題不僅給億萬農民(農民工)帶來困惑和痛苦，也給國家治理增加了難題。農村的空心化，並由之伴隨的基層組織的懸浮化、灰色化，讓農村成了國家政權觸角難以抵達的荒漠。於是針對這種情況，在號召傳統文化大復興的氛圍下，那曾經似乎很久遠的“鄉賢”被從傳統文化的灰塵裡挖出來，被專家教授們用“現代化”的神奇藥水一擦拭，居然呈現亮亮錚錚的樣子。今天政策呼喚的鄉賢，無非就是“先富起來的”一批人，鄉賢治村必然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架構並沒有完全坍塌，碩果僅存的一些老支書，和一些繼承了老支書光榮傳統的新支書，仍然在新的形勢下帶出了全國矚目的明星村。如吳仁寶之於華西村、王宏斌之於南街村、老堅決霍金河之於周家莊村等等，他們的成功經驗為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拓展了思路，保留了希望。作為農村中有聲望、有經驗的一代人，新支書在基層農村發揮組織領導作用的地位依然重要，他們協調衝突、以身作則的作用不可或缺。
2018年新年剛過，中央就連續做出了兩個重要決策。
一是，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黑除惡鬥爭，迅即在全國展開。
二是，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公佈，題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
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文件，其實是有內在的邏輯聯繫的，這體現了中央決策的系統性。
掃黑除惡，農村無疑是重中之重。為什麼呢？這是由於最近三十年來，黨的領導逐漸退出農村基層，以至於形成了權力真空造成的。
農村掃黑除惡，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麼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非掃黑除惡無以振興鄉村，不振興鄉村則掃黑除惡必然落空。
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十九大通過的新黨章重新寫入了毛主席的教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原則必須在掃黑除惡和振興鄉村的工作得到全面落實。
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組織結構再次發生了巨大變化，老支書一代由於政治和年齡的原因，也逐漸凋零，但碩果僅存的一些老支書，和一些繼承了老支書光榮傳統的新支書，仍然在新的形勢下帶出了全國矚目的明星村。
如吳仁寶之於華西村、王宏斌之於南街村、老堅決霍金河之於周家莊村等等，他們的成功經驗為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拓展了思路，保留了希望。
八十年代以來，為了應對農村人民公社被取消以後，農村再次小農化、碎片化的新形勢，在農村領導機制方面主要進行了兩種探索：
一是“能人（富人）治村”，即鼓勵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回鄉擔任村支書或村主任；
二是“海選”村民委員會主任。
這兩種做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都暴露出了不小的問題。
不客氣的說，這兩種做法都帶有甩包袱的性質，都削弱甚至放棄了黨對農村基層的領導。而農村基層的黑惡勢力，正是在這種削弱與放棄留下的真空中，如惡性腫瘤一般野蠻生長起來的。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在一定意義上說，“能人（富人）治村”是鄉紳自治的一種迴歸。從善良的角度來看，“能人（富人）治村”的出發點是希望“能人（富人）”能夠利用自己的財富、能力、社會關係等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
但這一設想的盲區在於，“能人（富人）”也會利用自己掌握的管理權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實踐中，“能人（富人）”回到村裡後，並不帶領大家一起致富，而是利用村支書、村主任的位置獲取更多的資源為自己的企業謀利益，只“帶富”了本家族或者與自己企業有利益關係的一些村民，大部分普通村民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損害，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狀態。
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由於農村基層黨組織形同虛設，“能人（富人）”由於既無傳統做依託，又無宗法制度的支持與制約，並且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多是社會邊緣化人群，所以他們很容易利用黑惡勢力來做自己的打手，甚至自己蛻變為黑惡勢力，變成新一代的土豪劣紳。
能人（富人）治村的一個理論和邏輯悖論是：先富起來的人是著重於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先私後公，而“村官”的要求首先卻是要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先公後私。這其中的矛盾如何協調？交叉點在哪裡？所有關於能人（富人）治村的敘述都不能完美的回答這個問題。
“海選”村民委員會主任是農村治理的一大突破，激發了農民的民主意識，其積極意義不容低估。
但必須指出的是，由於金錢、宗族兩大因素的介入，許多地方的海選沒有被納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軌道，所謂的民主選舉幾乎成了賄選政治、宗族政治、黑社會政治的代名詞。
在一些富裕的地區，由於巨大利益的存在，村主任的職位炙手可熱，選舉簡直成了群雄逐鹿的戰場。為了拉選票而請村民吃飯、給村民錢、給村民禮物，甚至動用黑社會武力威脅，成了一般慣用的手法，有的候選人在選舉中落敗後，在村子裡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不得不遠走他鄉去打工。
掃黑除惡之後，如何避免農村再次出現權力真空，為黑惡勢力的捲土重來預留空間，使振興鄉村戰略無法落實，值得認真思考。
筆者認為，除了加強黨對基層農村的領導，別無他途。
在目前農村基層的黨組織已經瓦解或基本瓦解的背景下，可以考慮選派優秀的機關幹部，經過培訓後，到村擔任第一書記，作為一個過渡性的解決辦法。
事實上，選派優秀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這些年已經在做了，但著眼點更多是放在帶領農民致富上，而沒有從重建黨對基層農村領導的戰略高度認識這個問題。
第一書記到村之後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任期結束後將權力移交給誰？都沒有得到認真思考與討論。
在筆者看來，選派優秀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實際上也是向黨的優良傳統迴歸。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向情況複雜、各項工作比較落後的農村地區派駐工作隊，是黨的農村工作的成功經驗。工作隊到了農村之後，依靠廣大貧苦農民和靠攏黨的積極分子，組織民兵、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發展生產、動員人力物力支援前線，很快就使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當時的一些文藝作品如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都生動真實的反映了這段歷史。
到村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幹部雖然還不能說就是工作隊，但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比如都負有改變農村面貌、振興鄉村的使命，都得到了上級黨和政府的支持，都有更加廣闊的視野等，因此，有許多經驗也可以借鑑。
不過，擔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幹部雖然擁有種種優勢，但要做好工作也並不容易，如何才能迅速的打開局面，實現預期目標呢？
筆者認為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到村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幹部要端正思想和態度，抱著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思想到農村工作，絕不能有鍍金思想，候鳥心態，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贏得農民的支持和信任；
其次，在農村開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我們黨戰勝一切困難的基本法寶。對於群眾路線的實踐過程，最簡單明瞭的概括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後做群眾的先生”。
如何做“做群眾的學生”？
第一書記至少要把握兩個方面：一是要明瞭群眾的真實需求，具體到村莊，就是農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最需要解決的困難又是什麼?二是要把握當農村社會的真實情況，對本村本地的狀況要進行客觀分析，這需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
可以說，進行調查研究是第一書記踐行群眾路線的一個重要部分。每個第一書記到村工作一段時間後，都應該向上級提交有分量的調查報告，這也應該成為上級考核他們工作的重要指標。
對於“到群眾中去”和“做群眾的先生”，則是指第一書記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制定振興鄉村的政策後，要下力氣向農民群眾宣傳、解釋，如果農民有不理解的地方，要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做思想工作，把政策轉化為農民的自覺行動，而不僅僅是第一書記案頭的裝飾物。
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和培養基層農村的健康力量，吸收他們入黨，並且清洗那些已經黑化的腐敗分子，整頓基層黨組織，應該第一書記的一項重要工作。
到村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幹部一定要認識到，自己工作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使農民的主體性通過黨的領導充分實現。因此，絕不能滿足於拉一兩個項目，修一兩條道路。
若干年之後，當第一書記離任，衡量其工作成敗的標準，主要看是不是留下了一個堅強有力、有威信的黨支部？看農民的積極性是不是被調動起來？看黑惡勢力是不是被打下去？歪風邪氣是不是被壓制？等等。
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最終還是要靠內生於鄉村的、堅決跟黨走的健康力量來領導，而不可能永遠靠下派第一書記來領導。 這一點必須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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