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给亿万农民(农民工)带来困惑和痛苦，也给国家治理增加了难题。农村的空心化，并由之伴随的基层组织的悬浮化、灰色化，让农村成了国家政权触角难以抵达的荒漠。于是针对这种情况，在号召传统文化大复兴的氛围下，那曾经似乎很久远的“乡贤”被从传统文化的灰尘里挖出来，被专家教授们用“现代化”的神奇药水一擦拭，居然呈现亮亮铮铮的样子。今天政策呼唤的乡贤，无非就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乡贤治村必然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硕果仅存的一些老支书，和一些继承了老支书光荣传统的新支书，仍然在新的形势下带出了全国瞩目的明星村。如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老坚决霍金河之于周家庄村等等，他们的成功经验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拓展了思路，保留了希望。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经验的一代人，新支书在基层农村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的作用不可或缺。
2018年新年刚过，中央就连续做出了两个重要决策。
一是，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黑除恶斗争，迅即在全国展开。
二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文件，其实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这体现了中央决策的系统性。
扫黑除恶，农村无疑是重中之重。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最近三十年来，党的领导逐渐退出农村基层，以至于形成了权力真空造成的。
农村扫黑除恶，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非扫黑除恶无以振兴乡村，不振兴乡村则扫黑除恶必然落空。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重新写入了毛主席的教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原则必须在扫黑除恶和振兴乡村的工作得到全面落实。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老支书一代由于政治和年龄的原因，也逐渐凋零，但硕果仅存的一些老支书，和一些继承了老支书光荣传统的新支书，仍然在新的形势下带出了全国瞩目的明星村。
如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老坚决霍金河之于周家庄村等等，他们的成功经验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拓展了思路，保留了希望。
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农村人民公社被取消以后，农村再次小农化、碎片化的新形势，在农村领导机制方面主要进行了两种探索：
一是“能人（富人）治村”，即鼓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回乡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
二是“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
这两种做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都暴露出了不小的问题。
不客气的说，这两种做法都带有甩包袱的性质，都削弱甚至放弃了党对农村基层的领导。而农村基层的黑恶势力，正是在这种削弱与放弃留下的真空中，如恶性肿瘤一般野蛮生长起来的。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能人（富人）治村”是乡绅自治的一种回归。从善良的角度来看，“能人（富人）治村”的出发点是希望“能人（富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财富、能力、社会关系等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但这一设想的盲区在于，“能人（富人）”也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管理权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实践中，“能人（富人）”回到村里后，并不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而是利用村支书、村主任的位置获取更多的资源为自己的企业谋利益，只“带富”了本家族或者与自己企业有利益关系的一些村民，大部分普通村民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损害，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状态。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能人（富人）”由于既无传统做依托，又无宗法制度的支持与制约，并且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多是社会边缘化人群，所以他们很容易利用黑恶势力来做自己的打手，甚至自己蜕变为黑恶势力，变成新一代的土豪劣绅。
能人（富人）治村的一个理论和逻辑悖论是：先富起来的人是着重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先私后公，而“村官”的要求首先却是要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先公后私。这其中的矛盾如何协调？交叉点在哪里？所有关于能人（富人）治村的叙述都不能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
“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农村治理的一大突破，激发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其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金钱、宗族两大因素的介入，许多地方的海选没有被纳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所谓的民主选举几乎成了贿选政治、宗族政治、黑社会政治的代名词。
在一些富裕的地区，由于巨大利益的存在，村主任的职位炙手可热，选举简直成了群雄逐鹿的战场。为了拉选票而请村民吃饭、给村民钱、给村民礼物，甚至动用黑社会武力威胁，成了一般惯用的手法，有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落败后，在村子里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不得不远走他乡去打工。
扫黑除恶之后，如何避免农村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为黑恶势力的卷土重来预留空间，使振兴乡村战略无法落实，值得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除了加强党对基层农村的领导，别无他途。
在目前农村基层的党组织已经瓦解或基本瓦解的背景下，可以考虑选派优秀的机关干部，经过培训后，到村担任第一书记，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这些年已经在做了，但着眼点更多是放在带领农民致富上，而没有从重建党对基层农村领导的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书记到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任期结束后将权力移交给谁？都没有得到认真思考与讨论。
在笔者看来，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实际上也是向党的优良传统回归。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向情况复杂、各项工作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派驻工作队，是党的农村工作的成功经验。工作队到了农村之后，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组织民兵、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很快就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都生动真实的反映了这段历史。
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虽然还不能说就是工作队，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比如都负有改变农村面貌、振兴乡村的使命，都得到了上级党和政府的支持，都有更加广阔的视野等，因此，有许多经验也可以借鉴。
不过，担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虽然拥有种种优势，但要做好工作也并不容易，如何才能迅速的打开局面，实现预期目标呢？
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要端正思想和态度，抱着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思想到农村工作，绝不能有镀金思想，候鸟心态，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赢得农民的支持和信任；
其次，在农村开展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基本法宝。对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最简单明了的概括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如何做“做群众的学生”？
第一书记至少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要明了群众的真实需求，具体到村庄，就是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解决的困难又是什么?二是要把握当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对本村本地的状况要进行客观分析，这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可以说，进行调查研究是第一书记践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每个第一书记到村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应该向上级提交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这也应该成为上级考核他们工作的重要指标。
对于“到群众中去”和“做群众的先生”，则是指第一书记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制定振兴乡村的政策后，要下力气向农民群众宣传、解释，如果农民有不理解的地方，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做思想工作，把政策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而不仅仅是第一书记案头的装饰物。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基层农村的健康力量，吸收他们入党，并且清洗那些已经黑化的腐败分子，整顿基层党组织，应该第一书记的一项重要工作。
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工作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使农民的主体性通过党的领导充分实现。因此，绝不能满足于拉一两个项目，修一两条道路。
若干年之后，当第一书记离任，衡量其工作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不是留下了一个坚强有力、有威信的党支部？看农民的积极性是不是被调动起来？看黑恶势力是不是被打下去？歪风邪气是不是被压制？等等。
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最终还是要靠内生于乡村的、坚决跟党走的健康力量来领导，而不可能永远靠下派第一书记来领导。 这一点必须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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