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經過嚴格的考核公示之後，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嶽西縣、譙城區、懷遠縣和蒙城縣成為安徽首批四個“摘帽縣”。
2012年，蒙城被列為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2014年共識別貧困村60個，貧困人口86300人，貧困發生率高達7.04％。令人稱奇的是，短短４年時間，截至2017年底，蒙城全縣累計減貧68255人，貧困發生率由7.04％直降到1.47％，6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創造了脫貧摘帽的蒙城模式。
“蒙城能夠脫貧摘帽，靠的不是驗收之前的‘臨門一腳’，而是一套穩定脫貧、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這也是我們在脫貧攻堅工作中一直以來關注的重點。”亳州市委常委、蒙城縣委書記車照啟強調說。
那麼，這是一整套什麼樣的長效機制？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鍛造一支“扶貧鐵軍”
蔣俊龍有一個特殊的職務——蒙城縣籬笆鎮鄭集村蔣樓聯合黨支部書記，對於自己的這個身份，蔣俊龍很是自豪，在他眼裡，這個聯合黨支部是個了不起的組織創新。
“聯合黨支部設書記一人，委員兩人，支部雖小，卻堅實撐起了脫貧攻堅大作戰。”蔣俊龍告訴記者。
所謂聯合黨支部，是蒙城縣“鄉鎮黨委－村級黨組織－聯合黨支部－自然村黨小組－農村黨員”五級黨建網格共抓扶貧的其中一環。
打好脫貧攻堅戰，關鍵在幹部。蒙城把扶貧幹部隊伍建設作為脫貧攻堅工作的重中之重，著力打造一支“扶貧鐵軍”。
“實踐中，我們發現，村級黨組織關鍵時刻能不能拉出來、能不斷頂上去，是扶貧工作成敗的關鍵。這最後一公里隊伍如果壯不起來，扶貧工作就會事倍功半。”蒙城縣委副書記、縣長孔祥永對記者分析說。
這在推進“一塊田”改革過程中，體現得較為明顯。改革之初，有些鄉鎮政策落實難、工作推進難，關鍵環節的“硬骨頭”久啃不下，影響了整個改革的進程。經多方走訪調研，車照啟發現，工作被動的背後是基層組織建設出了問題。
蒙城縣每個行政村平均人口規模3000—5000人，村兩委成員僅5—7人，且年齡大、學歷低。力量單薄的村幹部隊伍，很難支撐紛亂繁雜的基層事務，少數村幹部乾脆“管不過來就不管”、“問不過來就不問”，在急難險重任務面前當起了“鴕鳥”。
為有效破解這一老大難問題，蒙城縣在行政村黨支部和村黨小組之間增加一層聯合黨支部，每1500人左右設立一個，織密網絡，充實人員，形成五級黨建網格化管理體系。
“通過黨建一張網，把責任明確到網格、任務分解到網格、督查考核到網格，做到‘網中有格、格上有人、人人有責、獎懲分明’，有效解決有人管事、有人盯事的問題。”蒙城縣扶貧局局長趙鳳軒對記者分析說。
以聯合黨支部為例，相關部門對支部書記和委員每月都要進行績效考核，以強化責任心，調動積極性。同時，聯合黨支部對自然村黨小組組長也進行監督考核。
截至目前，蒙城縣構建了“16個鄉鎮（街道）黨委—275個村黨組織—999個聯合黨支部—2850個黨小組—2.6萬名黨員”的五級黨建網格，聯繫群眾32萬餘戶。通過這一組織架構的創新，不僅扶貧工作取得質的突破，還創新出了農民文化禮堂、農村居家養老照料中心等新模式。
創新是蒙城脫貧攻堅工作的關鍵詞、主基調，創新不僅體現在組織架構上，還體現在工作機制上，依託“互聯網＋”、“大數據＋”進行精準扶貧，是蒙城扶貧工作的又一重大創新。
四兩撥千斤的“互聯網＋扶貧”
精準扶貧是當前脫貧攻堅工作的要義，但是如何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卻是不少地方面臨的難題。而蒙城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四兩撥千斤”，巧妙解決了這一難題。
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第一道關口，很多地方儘管層層把關，還是有不少不符合條件的人“混”進了貧困戶名單。怎樣把住貧困戶識別這第一道關口呢？
2014年，蒙城在開展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工作的同時，縣信息局會同縣扶貧辦，建成縣級扶貧指揮中心，在全省率先整合衛計、市場、房產、人社、民政等10部門數據，對貧困戶進行自動篩選、精準識別。
如果在工商局發現擬申報貧困戶有營業執照，在房產局發現名下有房產，在車管所發現名下有汽車，在人社局發現家裡有幹部職工，則一律取消其申請資格。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蒙城縣從貧困戶中篩選出有車戶1131戶，有房戶594戶，有工商登記註冊戶490戶，其他不符合條件的482戶。
精準識別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精準施策。對於精準施策，蒙城的辦法同樣是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
打開蒙城脫貧攻堅信息服務平臺，會發現該平臺彙集了扶貧工作的海量信息，不僅有貧困村、貧困戶、貧困人口的各類信息和實時變動情況，還有每一個扶貧幹部的具體職責和完成情況。
“通過這一系統，我們實現了綜合查詢、跟蹤督辦、動態管理等功能，確保各方協同、工作到戶、責任到人，由此倒逼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蒙城縣委辦副主任、信息局局長王振武告訴記者。
扶貧大數據平臺的紅利還不止於此，系統彙集的海量數據以及各方信息的互通共享，為政府決策和精準扶貧提供了科學依據，進一步提升了脫貧攻堅工作的精準度。
蒙城的“互聯網＋扶貧”工作，巧妙利用了亳州市“互聯網＋政務服務”的良好基礎，尤其是率先打通各部門數據，走在了亳州市乃至安徽省的前列。
“如果沒有亳州市一級信息基礎設施，蒙城的‘互聯網＋扶貧’工作難度要大得多，但是反過來看，如果光有現成的資源，卻不去主動運用，不與縣域實際嫁接，再好的信息基礎設施也是擺設。”車照啟分析說。
由是觀之，扶貧也是一種治理，蒙城“互聯網＋扶貧”工作之所以有諸多亮點，關鍵原因是充分挖掘、創造性地利用了現有治理資源。
當產業扶貧遇上“一塊田”改革
８月初，蒙城縣脫貧“摘帽”的消息傳來，小辛集鄉的安徽精益誠食品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葛鎮倍感欣慰和自豪，因為蒙城縣出列的60個貧困村中，有兩個村是該公司帶動脫貧的。精益誠公司帶動兩個貧困村成功出列，是蒙城產業扶貧工作卓有成效的一個縮影。
2016年前後，安徽精益誠食品公司常務副總葛鎮喜憂交加，喜的是公司生產的中高端蔬菜，免檢出口到日本、美國，憂的是資金鍊緊張，遇到融資難融資貴的老大難。
蒙城縣政府得知情況後，引導精益誠公司與小辛集鄉兩個貧困村簽訂產業扶貧資金入股分紅協議。按照蒙城縣的扶貧政策，每個貧困村100萬扶貧專項資金，這200萬資金猶如雪中送炭，精益誠公司的生產經營日益紅火。那麼，發展壯大之後的精益誠是如何帶動貧困戶脫貧的呢？
首先是入股分紅。2016年、2017年，精益誠公司分別實現兩個村集體經濟年增收12萬元、10萬元。按照產業入股分紅資金不低於60％的比例用於貧困人口受益分紅，241戶貧困戶共發放產業分紅資金29.38萬元，實現了貧困戶穩定增收、兩個貧困村如期出列。
其次是土地流轉。精益誠公司現流轉土地6000畝，每年支付土地租金540萬元。其中涉及貧困戶45戶214畝，支付貧困戶租金19.26萬元，戶均每年增收近5000元。
最後是勞動就業。以兩業（產業就業）為引領，促進兩生（生產生活）發展，是蒙城產業扶貧的一道宗旨。精益誠公司常年吸收周邊務工人員460人，固定在基地、車間工作人員210人，人均月工資2800元左右。其中，吸納貧困人口就業106人，實現了就業促脫貧。
“精益誠公司的發展壯大，離不開扶貧專項資金的支持和政府對土地流轉的引導。通過系列舉措，培育支持農業產業化企業，是蒙城產業扶貧的一條重要經驗。” 趙鳳軒告訴《決策》。
儘管農業龍頭企業有力推動了產業扶貧，但是農業企業的培育不是朝夕之功。因此，蒙城產業扶貧的另一項重點工作是積極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引導其參與產業扶貧。
多年來，土地細碎化和土地流轉率偏低，一直制約著蒙城農業規模化發展和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自2013年在全省率先推行戶均“一塊田”改革以來，蒙城開始不斷收穫改革紅利。今天在蒙城，凡是“一塊田”改革搞得好的地方，土地流轉成效就越明顯，催生了一大批新型經營主體快速發展。
據統計，推行“一塊田”改革以來，蒙城全縣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經營面積達118.12萬畝，佔全縣土地總面積54.59％。截至2017年底，1000畝規模的新型經營主體達到80家。
土地規模經營，有力推動了一二三產融合。土地流轉較多的鄉鎮，均已形成了一批特色產業，如立倉鎮的小龍蝦、嶽坊鎮的蓮藕等，還湧現出安徽廣志保健茶等一批暢銷產品。截至2017年底，蒙城累計培育村級當家產業60個，培育發展特色種養業達標戶9200戶。
如果仔細梳理蒙城產業扶貧的脈絡會發現，無論是農業企業扶貧，還是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參與扶貧，背後都有“一塊田”改革的紅利。
樂土鎮雙龍社區是“一塊田”改革發源地之一，該社區目前土地流轉率超過70％，成功引進阿土部落等一二三產融合項目。“如果沒有‘一塊田’改革，我們流轉不了那麼多土地，也吸引不了優質項目。”雙龍社區黨支部書記柳向陽告訴記者。
“一塊田”改革，實際上是調整了生產關係，解放了生產力。“沒有‘一塊田’改革的話，土地細碎化問題會一直制約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就不會有新型經營主體的大量湧現，沒有這些經營主體，也就不會有一鄉一品。”孔祥永對記者分析說。
蒙城產業扶貧的生動實踐證明，“一塊田”是固定的，但是在這塊土地上做什麼文章是豐富多彩、充滿想象力的，延伸越長，效益越大，這就是基於“一塊田”產生的延伸效應，產業扶貧僅僅是其延伸的一個方面。
未來，“一塊田”將會上演更多精彩的發展故事。（ 夏自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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