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村，有力改變了農村面貌。小崗村、大寨村等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村莊都能如此幸運。90年代，農村改革停滯，農民收入增速放緩，城鄉差距擴大。
自2004年開始，連續十多年的中央一號文都在關注“三農”，儘管農民負擔大幅減輕，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大幅增加，城鄉差距有所縮小，但農村相對落後的狀況並未改觀。
獨立的經濟研究諮詢機構FOST撰寫的《鄉村振興戰略展望》稱，儘管十多年來，對農業農村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但是農村改革並沒有新的突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戶改、土改等農村改革進展緩慢。
最近3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迂迴增加，2018年上半年為2.77倍，2017年為2.71倍，2016 年為2.72 倍。
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不平衡，迫切需要尋求新的契機。自十九大以來，“鄉村振興”一詞炙手可熱。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鄉村復興。
此前，2017年12月底，中央首次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為億萬農民描繪了一幅美麗鄉村的現代圖景；2018年的中央1號文件的主題當然是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原則、目標、主要任務和規劃保障等清晰明瞭，為各地實施鄉村振興備足了政策依據。
“沒有鄉村的崛起，算不上真正的經濟崛起。”原國家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官員、現FOST首席分析師馮建林博士稱，鄉村要振興，須開好局、起好步。
火了的名村經濟
中國農村的改革源於小村莊。
20多年前，天津有個大邱莊村，走農村改革發展之路，走在了全國前面。當年，大邱莊村被譽為天下第一莊。
1977年，禹作敏帶領大邱莊老百姓，走出了一條與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
大邱莊村從昔日的“討飯村”蛻變為“首富村”，中國還有不少。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在169位中央委員和112位中央候補委員中間，有一位31歲的年輕女性，她默默地感受著一項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她就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郭鳳蓮。
此時郭鳳蓮並不知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已簽訂“秘密協議”，按下了18個鮮紅的手印，搞起了大包乾。由此開始，中國農民選擇了與大寨村全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之前的大寨村和小崗村，有著相似的一窮二白。
山西的大寨村，地處太行山麓，山大溝深，自然環境惡劣，但大寨人敢於戰天鬥地，治山治水，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2007年，大寨村經濟總收入1.2億元，比1980年增長了600倍。這個計劃經濟時代的“紅色樣板”，隨後陷入低谷長達十餘年之久。最近5年以來，大寨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集體經濟達到了2.6億元，村民安居樂業、有房有車，人均年收入2.3萬元。
地處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歷史上就是一個四海皆知的貧困村。近年來，小崗村重振改革“大包乾”的創新精神，積極探索發展多種形式的土地規模經營，實現了從傳統耕作向現代農業的多點突破，葡萄園、養殖場、蘑菇種植大棚等土地集中經營，一應俱全，並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對比可看出，改革開放前的大寨村是貧窮的、小崗村也是貧窮的，只有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才讓廣大農村煥發出無窮的活力。
但小崗村、大寨村遠不及華西村的富裕。
華西村是中國農村40年改革發展從田頭耕種走向城市的寫照。
1988年，華西村成為江蘇省首個億元村。至1991年底，華西村已創辦大小企業20多家，年產值5億元。1999年“中國農村第一股”華西村股票上市，同年銷售收入突破35億元之巨。35年來堅持以集體經濟為主的共同富裕發展道路，使華西村當仁不讓成為全國的首富村。
準確地說，而今的華西村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村了。2017年，華西村實現營業收入近500億元，華西村掌門吳協恩卻一如既往地本色與簡樸，有著超前的危機意識，幾乎每時每刻，他都在思考與尋找華西村發展的最新機遇。
“思路清，才有出路。”言及中央提出“高質量發展”時吳協恩說，過去名村經濟的興衰成敗，不管是一個村子也好，還是一個企業也罷，相同的是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賦權於民
中國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說一直都行進在希望的田野上。
從80年代起，中國開始土地制度的改革，並選在深圳、上海、廣州等地進行試點。到1991年底，全國已有28個省、市、區，1400多個縣(市)的一萬多個鄉鎮實行了宅基地有償使用。農地承包經營權以多種形式流轉試點，先期的實驗早在浙江、成都、重慶等地試行，土地“競拍”日漸盛行。
土地所有權中，人們只能在相當的範圍以內去使用土地、處分土地。最近幾年，土地改革的最大突破就是，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並從30年延長到70年。
當前，土改以“發展現代農業、保障農民利益”為兩大基本目標，以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賦權於民。
“鄉村振興，就是如何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韓俊說，這幾年，農業農村部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這些都是符合現代農業發展方向的，但越是這樣，越不能忽視長期存在的“大國小農”生產。
“小農戶怎麼才能富起來？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的小農生產方式，是中國長期需要面對的現實。”韓俊說，處理好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扶持小農生產的關係，是鄉村振興解決如何富起來的重大政策藍本。
在韓俊看來，既要把握髮展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必由之路的前進方向，也要認清小規模農業經營是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國農村的基本國情。
實踐中，各地通過發展多種形式的社會化服務，依託土地股份合作、土地託管、代耕代種等有效形式，在不打破家庭經營格局的情況下，實行統種統收，以服務規模化彌補經營細碎化的不足，實現了農業區域化佈局、專業化經營、標準化生產，進而實現了提質增效。
賦權於民，謀劃新時代鄉村治理的新格局。馮建林也認為，最大看點是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確立新的農村產權制度體系，推進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和均等化，鼓勵人、資金和技術下鄉。
“這種模式有效解決了億萬普通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問題，要加快推廣。”韓俊說，但關鍵是，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上，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振興之路
鄉村振興，為什麼不叫農村振興？韓俊回應稱，農村更突出農村是搞農業的地方，是農民安居樂業之地，而鄉村振興更突出地域概念，不光是農業，不能只搞農業，也可以是城裡人下鄉創業之所。
“鄉村振興的最大看點，就是推進市場化改革，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馮建林說，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當然是人。
“過去數年間，政策的導向是鼓勵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鎮，而今這種單向的政策安排，顯然有違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義。因此，今後要賦予城鎮勞動力自由流向農村的權利，並最終實現城鄉均等化。”馮建林說。
今年中央具體部署了鄉村振興戰略，並加大“三農”體制機制創新力度，比如今年上半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多年來首次下調，三大主糧價格機制改革全面展開；加快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央試點縣增加至1000個，預計2019年年底前全國農村集體資產的家底將全都摸清。
“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道路，就會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說，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採取超常規振興措施。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中，韓長賦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了詳細解讀。他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有豐富內涵和明確要求，不僅是經濟的振興，也是生態的振興、文化的振興、教育的振興、科技的振興、社會的振興。
“要在城鄉統籌、融合發展制度設計、政策創新上想辦法、求突破。”韓長賦說，與開啟中國現代化建設新徵程的戰略安排是相吻合的，鄉村振興戰略至少要實施到 2035 年。
近幾年，中央一直在思考農村改革的深層次問題，下一步將開啟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新戰略，相應地，需要就農村問題作出新的部署。總之，鄉村振興戰略，是與建設現代化國家相對應的新戰略，並載入了黨章，從而確立了今後統領“三農”工作的核心戰略地位。
每一次蛻變，都是一種新生。
重磅！鄉村振興法已啟動立法相關程序，2020年前有望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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