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佬是个传奇，这是大多数企业家对他的评价。他出狱后与妻子在哀牢山承包2千多亩荒凉山地种植橙子，此后十余年却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奔赴之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景”。
本篇文章带你了解褚佬的传奇人生
01
褚时健出生在云南边境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里。
家乡是一个偏僻的村寨，可以说在行政级别上是最低的。可幸的是村后面通有一条铁路，让家乡并没有完全的闭塞。世人都懂得“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道理，自然这条当年称为“云南铁路”给这个村带来非凡的意义，不仅改变了当地人的出行，更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而褚时健年幼时，就经常在这条铁轨上玩耍。
精密铺设的铁轨、外观及质量上乘的火车，在当时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产品，这也是无形中成为对褚时健最早的一种教育，那就是生活中的先进和品质。
那个年代，战火纷纷，到处都在打仗，可是云南这个封闭的地理优势让褚时健度过了一个美好欢快的童年，捕鱼、游水、不好好上课，乡村田野的气息在童年时期就给予了他乐观、豁达积极的心态。
但很不幸，1942年日本对滇越铁路进行轰炸，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远长期从事铁路木材生意，在这一次轰炸中不幸受重伤，回到家中休养一年即撒手人寰，临走前只对褚时健说了一句“你是老大，家里以后靠你了。当时似懂非懂的少年褚时健，点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
从这以后，褚时健成为家中的顶梁柱，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越加艰难，几兄妹加上母亲都要吃饭，一下子重担全褚时健的身上。或许就在这个时候，不得不长大。
家里除了几亩山地还有爷爷留下的酒坊。烤酒就成了褚时健维持生活的生计之一。“我从小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鱼要比别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输人”。
烤酒是不仅是件辛苦活也是个技术活，需要把控蒸酒的时间以及环境温度，而发酵的过程是最最重要的，决定了出酒量。而褚时健在烤酒过程中就琢磨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摸索出冬天和夏天的温度规律，别人家三斤苞谷烤出一斤酒，而褚时健总是两斤半苞谷烤出一斤酒，村里人都知道他烤出的酒比别人多。
烤酒过程中，他还会随时用本子把一些数字记下来，比如700斤苞谷原料，需要烧1500斤柴火，两斤半苞谷大概出一斤酒，苞谷大概合算多少钱，柴火多少钱，酿出的酒卖多少钱….每笔都会认真记好、算好。烤出的酒每次挑到集市去卖时，都会根据上一次卖酒的情况，调整下一次要带的数量。而每次都会带得比预计卖出量稍少一些，他的理由即是“东西少，大家喜欢抢一枪，这样卖的快，下次别人还等我的酒”
烤酒这件事应该是褚时健少年时期回忆中美好的一页，因为烤酒让他明白：做事，就要把事做好，就会快乐，就会有成就感。不仅如此，还让他对商业生产的敏感在烤酒这件事上集中体现出来，在以后的企业经营上，几乎也能往回追溯到少年烤酒时养成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特点.
就这样，少年时期的褚时健承担着家庭责任，忙于生计，直到表哥褚时仁的一句话点醒他“你不能在家待着了，你要去读书。”褚时健这才恍悟，离开了村子去往了省城昆明读书，在那个抗战期间，褚时健在学校里接受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思想。1945年，褚时健开始固定参加各种活动，和党组织有了正式的联系。
02
1949年全国各地陆陆续续都解放了，云南却还在打仗。
国民党有两个军的人马都在云南，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剿共匪”，其实是垂死挣扎，但国民党又不肯放弃这个重要的边境省份。那么和国民党坑争到底的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叫做“讨伐自救军”的队伍，参加的人有老游击队员、进步学生、国民党队伍里起义过来的士兵等等，而褚时健就是这支不算正规部队里的一名游击队员。
所以，也可以说褚时健是军人出身，真正扛过枪干过革命的军人。在这残酷的战争年代，褚时健年仅20几岁就经历了自己的堂哥褚时仁及一些战友们的不幸去世，他们的死对年轻的褚时健有很大的打击和触动，或许亲人好友的去世是对一个男人最直接而又快速的成长经历，经历了生死大患，人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想不明白的事。
1950年2月，云南终于迎来解放。
解放初期的褚时健从征粮工作做起，后来褚时健就读了云南省党委学校之后就在玉溪地委机关单位度过了自己最富有激情、抱负五年时光，也是在这个时候褚时健认识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陪伴自己的妻子——马静芬。
成了家，工作也充满干劲，尽管妻子经常抱怨褚时健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没有太上心，但是在那个年代，也属常态。鸡毛蒜皮的生活也充满了小小幸福感，因为比起真正的大风大浪，这真的不算什么。
1957年，风暴来临。中国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03.
褚时健在这次风波中竟然被化为了“右派”，生活的骤然变动让整个家庭措不及防。很快，玉溪的“右派”们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条件艰苦的玉溪元江县红光农场。右派的生活可想而知，失去了正常人身份和生活，就犹如刑在面，成为永远的印记和阴影。
玉溪地区元江县的红光农场地处高山大峡谷谷底，是出了名的酷热之地，常年温度在40摄氏度上下，在20世五六十年代这种酷热意味着荒草丛生、毒蛇害虫肆虐、酷暑下劳作，夜晚辗转不能寐。而住的地方都是一些半废弃的草屋和木屋，条件极为简陋。褚时健正是被下放到这样的农场进行劳改。
于他而言，身体的苦可以吃，毕竟从小在农村长大，体力劳动并不陌生。可精神的苦实在太难熬，人生壮年之时本可以一展抱负却忽然落得此下场，这种巨大的迷茫感和对未来的无力感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
我们看书中的一段描述：
褚时健在红光农场被分割到了偏僻的桥头一队，距离农场场部足有十几公里。褚时健在队里刚跟着劳动没几天，就被狠狠来了个下马威。他被安排住在四面透光透风的临时工棚里。尽管是冬天，但元江的高温还是让这里到处蚊虫，褚时健即便小时在农村生活过，还是一时适应不过来。终于有一天清晨，他在剧烈的难受中醒过来，发现自己全身发烧且瘫软，起身都没有办法，头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他能感到有血从鼻腔里淌出来，嘴里有也血，他使劲把血咽下去，否则会觉得血会淌光…..
天无绝人之路。褚时健当时危难的情况下，后来被当年一起革命时候褚时健出手搭救过的名叫罗载兴的医生救过来。从刚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褚时健所处的艰苦环境，可唯一庆幸与欣慰的是，半年之后，自己的妻子马静芬带领大女儿来到了农场陪同他一起度过了这苦涩的岁月。
在红光农场两年后来又捻转到堵岭农场再到最后的曼蚌糖厂。可以说心似浮萍，任由飘荡。
但曼蚌糖厂却让褚时健无意中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一待就是16年。
管理糖厂的生产经历让褚时健在当年动荡的岁月里寻得了一丝平静，当时正当文化大革命爆发，整整十年，工厂里也不乏各种政治斗争，可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下，褚时健身处其中的妥协、周转、协商与解决，把糖厂的业务越做越好，产量越来越大，利润一年比一年高。就连职工的生活吃穿用住也考虑的特别周到。
文革十年，全国上下都在闹革命，可只有褚时健心里明白：光喊口号是没用，企业就是要赚钱，企业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报着这样的心态在有限的条件下力求将糖厂业务做到最佳。
04
1979年彻底平反，终于迎来了希望！
如果说一直在糖厂干下去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传奇人生，年近50岁的他在1979年这里拐了个弯。他终于又回到了曾经想要一展抱负的地方：玉溪！文革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经过政治的洗礼，中国人才寥落。整整10年国家没有培养专业人才和科学人才，想要发展，首充其当的应该是企业要生产、要盈利，企业急需好的带头人。
机会来了。
在新平时期把糖厂管理得风生水起的成绩有目共睹。而此时需要他的地方不止一个。
之前的机关工作找过他喊他干回老本行，企业呆惯了的褚时健拒绝了，后来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峨山的塔旬煤矿党委书记。褚时健最终听从了妻子的意见，选择了玉溪卷烟厂。
1979进入烟厂，最开始两三年抓整顿型工作，从1982年渐入佳境，发展速度上来了。褚时健是一个非常重视技术的人，花几年精力做了技术设备改造，工厂的硬件基本具备。1986年，褚时健又将精力放在了烟叶种植上，不仅要有好机器，更重要的是原料品质。所以自己建烟叶生产基地，几十万亩规模，在褚时健看来中国卷烟品质要赶上西方人，首先就要在原料上赶上。
玉溪卷烟厂发展到1989年，产量超过100万箱，利税超过20亿，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行业老大，无论是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还是原料储备，玉溪卷烟厂都达到了一个高度。这时的褚时健已经年满60岁，按理说完全申请退休，过几天清闲日子。可他却觉得“人生六十才开始”。
因为如果说1988年之前，褚时健成就一个企业，而1988年之后，他成就了一个品牌：红塔山。
“红塔山”在90年代达到了当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最高峰时年产量近90万箱。20年左右的时间，一个品牌就为国家创利税800多亿，成与“555”、“万宝路”等外烟抗衡的国产品牌。外国人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万宝路”，海外留学生风趣地说“抽起红塔山，不忘我家乡”。“红塔山”在当时成了人们社交礼品中的硬通货。
而这一切，褚时健功不可没。
1994年，是玉溪卷烟厂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但1995年褚时健一家陷入了另一种人生。大概盛极必衰。
05
烟草这个行业，本身就带着原罪，加之国家又实行专卖，在这个行业赚到钱，拿到高额利润，成就感大抵也是要打折的。
1995年三月，一封递给中纪委的检举信爆发出一起投机倒把案。
5月，褚时健妻子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牵扯其中，被河南警方从昆明带走。
8月，褚时健女儿褚印群因同样案例从珠海的家中被带走。
此时，玉溪卷烟厂已经一片哗然。底下职工议论：不会牵扯到厂长吧？
同年9月，中秋前夕，褚时健妻子马静芬在家中被警方带走。
原来，1994年中纪委就接到举报，检举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夫人阎建宏时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贪污并收受巨额贿赂，中纪委一查再查，并牵出了阎建宏的系列犯罪活动，有一条是利用自己和丈夫职权，通过云南烟草系统的领导在玉溪烟厂拿到1000件红塔山香烟批条，转手倒卖指标后得到40万元分赃款，就是这一条罪名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
红塔山当时实在是太耀眼了，一张批条价值上百万上千万也早有耳闻。
从1995年初，国家审计局就派出工作组进驻玉溪厂，深度查账。大概是因为阎建宏案影响太坏，而烟草行业是出了名的利益集中地，红塔山那几年的财富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中纪委此次到云南后的调查力度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褚时健自然是风口上的人。
褚时健身边的亲人连续被警方带走，妻子女儿都被关押在河南，这对他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与痛苦，他也在做难免的陷入了各种调查，这种日子实在不好过。1995年12月，河南传来噩耗，女儿看守所中自杀。
晚年痛失爱女，褚时健当时在老熟人令孤安家中听到这个消息时，当场痛哭失声，这也是褚时健成人后第一次在人面前失控。女儿离世时只有39岁。褚时健从少年经历父亲的死，兄弟的死，母亲的死，但晚年经历了女儿的死，此时已经68岁的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内心滴血”。
当时女儿一直喊他退休了，退休了，如果听从了或许也就没有后来的曲折与痛苦。
但事与愿违。
生命中所有发生的都是命数，都是你该经历的，没有后悔药，只有继续前往。
1996年12月，褚时健在河口被控制。2年的时间在昆明接受公开审理，煎熬、痛苦、无助……..他经常想不通：曾经获得那么多荣誉，“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那么多的中央领导对自己工作作出肯定，玉溪烟厂在自己手里发展如此之快，成为亚洲知名企业，但谁想而知，自己却成为阶下囚，千夫所指，女儿丧命，妻子被囚。
关押时间超过一年时，他也绝望到了极点，见不到亲人，没有结果。看守所的没有洗澡的地方，提供给褚时健休息的地方也只是一张木板床。
199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错处判决：“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的人生大戏，悲凉而沉重的落下帷幕。
06
判决之后，褚时健放弃上诉，被送往云南省第二监狱开始服刑。无期徒刑，谁也没想到这个结果，包括他自己：预估过几个刑期，也从想过会是无期徒刑。
监狱方对褚时健很照顾，正式进入监狱后就安排他做了鉴于图书室的管理员。考虑他年纪比较大，还安排了一个小伙子专门给他做饭。他知道，这不仅仅是监狱方对一个老人和曾经的国家经济建设功臣的照顾，还有外面自己曾经下属和朋友们的各种奔走打点。
褚时健历经风雨几十年，意志力在风雨里捶打了几十年，显然不是一般人。仅仅几天后，他入狱这种低落的心情就已经平复了。
“我70多岁的人了，能活几年？不折腾了。好好把监狱日子过平静，也就算了”
2001年，因为褚时健在狱中的表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形事裁定后，将他的刑期减为17年。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点希望。
褚时健的病情逐渐加重，在狱中晕倒数次，医生检查出他的糖尿病已经到了严重阶段，如果继续在狱中，恐怕病情只会加重。在医生的建议下，5月15日，他离开监狱，回到玉溪家中与妻子重逢。
2003年，外保就医的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
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
07
从走出监狱那天，褚时健就打定主意要做点事情，尽管他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他的病情：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II级、陈旧性心肌梗死。他已经离不开胰岛素，药片也一天不落的必须吃。但他还是坚持要做点事情。
周边的亲人都非常反对他再出来做点事，统一的理由都是：“年龄”。但在褚时健看来，他要迫切找到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忙碌的生活状态，如果闲下来，他觉得会病的更重。
做些什么，期初他和妻子想了又想，有烟厂再度邀请他做顾问，他一口拒绝。在云南这种地方种种花草，妻子建议，但褚时健觉得种花这种不痛不痒的生意意思也没多大。甚至想到了去卖云南米线，但米线摊难搞连锁，很难标准化，也不是褚时健想要的。
最后他还是想到了在监狱时和弟弟褚时佐谈过的冰糖橙种植。褚时健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也有着足够的自信。身边的亲戚朋友计划着让褚时健随便搞个三五十亩打发打发时间。
但褚佬这次是要来真的了。
08
褚时健自述（种橙十年）
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退休的概念。2001年从监狱出来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帮我安排了如何休息养老的生活，但我过不来那样的生活，我不做事不行，天生就爱忙。考虑过好几个行业，最后还是决定种橙。一个原因是农业我一直有接触，熟悉行业，橙子在水果里味道营养都好，但并没有太普及。如果我们能种出一个好的品种来，对市场来说是好事。
种橙这件事我从2002年正式开始搞时借了1000多万元，到2007时候就全部还清了。前几年的销售全靠朋友帮忙，我老伴那个时候管销售，带着橙子到处参加展销会，也受不了苦，好在前面几年果树尚幼，产量不算很大。2008年我外孙女他们从国外帮着我们，慢慢产量增长，销量也步入正轨。
我和我老伴儿都经历过“右派”时期农场的生活，所以到山上种橙的问题并没有多难客服。我们最开始种橙那几年，管理人员不好招，大学生来我这里嫌条件艰苦，干几个月就走。我能理解他们，但我和我老伴儿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觉得可以过。
种橙我也是从头学起，样样自己翻书看，找专家问。尽管我不用自己拿锄头，不用亲自摘果子，但是果树每天长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必须比农民还要掌握仔细，我如果说不出个一二三，就指挥不动他们，哪一行都是一样，你要做管理工作，首先生产业务要熟悉，不然话说来都不对路。
传统的观点都会农作物70%靠天，我这个果园，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认识：只要用先进的、科学的观点来经营农业，把工业的一些制度引进农业，就不用那么依赖老天了，把70%的依赖降到30%，人就主动了。
我一直和儿孙们强调，一个人工作、过日子都要认认真真，对产品认真，对周围的人也要认认真真。这些年我们的果子卖得好，除了我们产品过硬，周围人的支持也有很大关系。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相处过的人，我能做到这两点，这几十年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我种橙也都有13年多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变成了80多岁更老的老人了。我一点都不惆怅，我觉得这是我这80多年最轻松的阶段。除了有时果子受自然气候影响我会稍微愁一愁，基本没什么烦心的事。我有时去果园看看，虽然现在腿脚不太好，不太走得动了，但眼睛我还是没得闲。我在家的时候，没事看看书，时不时去找我两个重孙玩一玩，心情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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