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看这本《秦汉帝国》这本书说的啥，作者西嶋定生。
唐代诗人王昌龄写过这么一首诗，相信你肯定很熟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出塞》，似乎道出了大多数人对秦汉的最直接印象。谈到秦朝，人们肯定最先想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与万里长城；谈到汉朝，人们最先想到的多半也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及李广、卫青、霍去病这些对匈奴作战的名将。但是，这很显然不可能是秦朝与汉朝的全貌，作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起点，也是中国帝国制度的起点，秦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
这篇文章我们先来看看秦朝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战国中最后一个对手齐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而完成这个统一伟业的正是我们所熟悉的秦始皇——嬴政。但是，我们真的熟悉秦始皇嬴政吗？秦始皇的名字在中国肯定无人不知，不过谈到嬴政，我想人们除了想到他统一华夏之外，想到更多的都是他的残暴，以及秦朝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疾苦，或者是他焚书坑儒、强征徭役等种种暴行。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已经在人们心中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解释了秦始皇后世有了各种恶名的两点原因：首先是汉朝推翻了秦王朝，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这就不免要夸大秦朝的政治过失来为自己正名，而其中两篇流传甚广的著作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贾谊的《过秦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始皇本纪》。两篇文章均对秦始皇以及秦朝持有强烈的否定评价，而这两篇文章流传至今依然为人们所熟知，甚至可以说是后人研究秦朝的必修课，这多少让后人了解秦朝容易从这两篇文章先入为主，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二点，秦朝实行对儒家学派的打压政策，而自汉代起，儒家成为中国主流学派，对于曾经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后世儒生自然不会给予太高的评价。
但是，如果仅从汉王朝的角度，或者是从儒家立场看待秦始皇的话，就无法完全正确地了解秦始皇的功绩。
秦始皇嬴政与他所代表的秦朝，对当时以及后世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统一天下与确立中央集权政治体系。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统一”，绝对不是吞并六国，完成地理意义上的疆域统一这么简单。秦朝的统一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在秦王朝所属的疆域之内，用同一种书写文字，统一车辆轨道的宽度，人们的日常行为要遵从统一的道德与规范，也就是所谓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华夏子民全部遵从一个法度，天下官吏全部效忠唯一的皇帝，这个史无前例的庞大改革就在秦朝短短十几年之内完成了。或许对于生活在两千年后的我们来说，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对于2200多年前的秦始皇，要完成这种规则的统一，其难度绝对不下于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听一下《左传》里的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鲁国费城的行政长官叫南蒯，而费城是当时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封邑。所谓封邑，指的是封建君主赐给各臣子的封地与城邑。春秋时期，封邑的领主在自己的封邑中有独立的行政权，并且封邑中的税收为领主所有。鲁昭公12年，南蒯和季平子闹起了矛盾，于是南蒯找到了鲁昭公的儿子公子慭，说：“季氏家族仗着自己是执政官，大肆敛财，如今季氏家族已经富可敌国了，我帮助您把专权的季氏搞垮，将财富复归国有，之后我只要得到费城作为封邑并成为大夫就行。”这对于公子慭自然是笔划算的买卖，于是欣然答应。但是因为季平子对费城百姓采取怀柔政策，挨冻给他们衣物，饥饿给他们食物，结果费城百姓全部支持季平子，最后自然是南蒯众叛亲离，起义失败，只得逃亡齐国。
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平常，似乎整个春秋时代，类似的故事太多了，但是我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季平子如何得道多助，而是要说费城百姓以及后来的齐景公对南蒯的评价。当时南蒯让费城百姓支持自己的说辞很简单也很明确：“我现在要报效国君，将费城还政君上，这就是大义”， 但是费城百姓却全部支持季平子，反而反对南蒯所谓的忠君爱国。至于为何如此，我们可以从后来齐景公对南蒯的评价得出原因。南蒯逃到齐国后，一次与齐景公喝酒，齐景公突然对他说：“叛徒！”南蒯急忙解释说：“我是想帮鲁国国君夺回权利啊。”结果齐国大夫汉皙更加严厉地说：“身为季氏家臣，却妄言为国君夺权，真是没有比这个大的罪过了！”
“身为大夫家臣，却妄言为国君夺权。”这句话表现出了周朝宗法制度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周朝的宗法制为每个人划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自上而下分别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些身份等级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的同时，甚至也规范了你的思维界限。身为大夫家臣的士，你只能效忠大夫，你没有资格效忠君王，你要想效忠君王，那么你不但是越级，甚至是叛变。相同的，如果你是卿大夫阶层，那么你的职责就是效忠诸侯国君，如果你想妄图效忠天子，那么你同样也是叛变，效忠天子，那是诸侯国君才有的资格，这种等级身份是不可逾越的。刚才说到的那个齐景公，有一次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给出的答案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守本分，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就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在以贵族阶级为支柱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各个阶层的贵族都有很强的归属感。
了解了周朝的这种价值观念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朝各国当时是什么关系了。士人将作为自己主公的卿大夫作为唯一效忠对象，这样卿大夫集团就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而独立的政体；而卿大夫又只对自己的国君效忠，视自己的国君为唯一效忠对象，那么各个国家又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政体。从周朝到秦朝，这些独立的政体存在了800多年。因此，虽然各国或者各领主都是华夏世界成员，但各个独立政体早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体系。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个自称皇帝的人要统治自己，而自己原来效忠的大夫或者国君都被废除了，这是当时的人绝对无法接受的。就比如刚才所说的费城百姓，“我们只认季氏大夫，连自己的国君都不认，凭什么要效忠那个来自虎狼之秦的皇帝！”
当时，秦始皇想要让这种各自为政的华夏世界统一在一起，就需要面临极大的挑战。不过幸好，在春秋末期以及战国时，一部分平民阶级以及落魄贵族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贵族阶级的影响，这倒是给秦始皇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像做过秦国丞相的张仪、范雎、吕不韦等都是出身平民阶级，推行商鞅变法的商鞅则是卫国的落魄贵族，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人物登场，这些新兴阶层游走各国，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不会效忠特定的君主，哪国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就会前往推销自己的学说。战国开始，各国都在变法图强，更给这些人提供了舞台。
这些新兴势力在各国出将入相，当他们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必然会使本国原有贵族势力受到挤压。这种情况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尤为明显。变法之后的秦国以军功立爵位，没有功绩就没有地位，这让许多贵族失去铁饭碗，也让许多平民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秦国大将的白起以及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
本书中重点介绍了李斯为秦始皇提出的种种国策。这些国策的实施直接帮助了秦始皇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统一全国。
首先是废除分封，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郡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命，并直接对皇帝效忠，这就是打破了周朝已经存行了800年的君臣关系，让地方直接对中央负责。但话说回来，战国时期原有的贵族阶级在本国有着极强的根基，也绝对不能放任他们不管。后来，秦始皇就将他们全部安置在国都咸阳加以监视。在这些贵族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西楚霸王项羽。
完成了行政区域的重组，接下来就要统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周朝用礼乐规范人民的行为，但是这种礼乐制度只是针对贵族的，不包括平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秦代以前的普遍观点。但是在分封制被取消的同时，周朝的等级制度也随之消失了，那么在平民与贵族没有了明显等级区别后，靠什么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呢？这时候又是李斯起了关键作用。作为法家学派的李斯，自然想到的就是依靠律法来实现这一制度上的统一。而这种法度上的统一，是一种强制性，是一种全国上下无论身份高低都要遵从的，当然这里的律法绝不仅仅指刑法，也包括经济、交通、文化、礼仪等各个方面的法度。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全华夏民族使用统一的文字、用统一的秤砣、走统一的路，全华夏民族第一次被统一到了一起。
这种统一观念后来又与儒家礼教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讲“大一统”是针对治理国家而言的。其中“大”是“以什么为重”之意；“一”指整齐统一；“统”指纲纪。儒家解释大一统为：以统一社会纲纪为重。这其中的纲纪，所指的也正是秦朝所做的政治、文化的统一。
我们把以上所说小结一下，秦朝的建立结束了战国以来混乱的局面，统一了天下。同时，秦王朝还确立了一直延续到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最后，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律法，第一次使整个华夏民族统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后来与儒家礼教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大一统思想。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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