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真定為中心的滹沱河流域，上下2000年，發生了不知凡幾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能得到正面評價。有的建立了奇功偉業的人，在今天，卻頗有爭議。有些看似轟轟烈烈的大事，在史冊也只是寥寥數筆而過。在滹沱河流域，功成名就的歷史人物，在今天引起爭論最大的，莫過於史天澤了。
史天澤（1202年—1275年） ，字潤甫，燕京永清（今屬河北）人。大蒙古國及元朝初年名將。史天澤年幼時，河北尚在金朝統轄。當時金朝政治腐敗，國家衰亂，民不聊生，各地地主武裝多據地自保。俗話說：亂世出英雄。史天澤的人生之路也就是在亂世中起步的。
1213年，史天澤十一歲時，成吉思汗率蒙古大軍南下攻金，進至河北一帶，史天澤的父親史秉直審時度勢，率其三子史天倪、史天安、史天澤並鄉里數千人，投奔於蒙古軍太師木華黎軍門。此時，蒙古軍隊初入漢地，正需漢人幫助治理。木華黎本要任用史秉直為官，但被史秉直推辭。木華黎即以其長子史天倪為萬戶從軍（蒙古官名，世襲軍職）。史秉直歸附蒙古以後，由於他仗義疏財，辦事周全，以致遠近前往歸附的竟達十萬餘家。第二年，史秉直從木華黎攻金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因功授行尚書六部事，主管糧餉，保證了軍需供給。
也是在這一年，史天澤的兄長史天倪面見成吉思汗。良好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史天倪不是庸碌之輩，他所奏奇謀大計，讓據有一統中華大地宏圖大略的成吉思汗眼前一亮，遂擯棄族屬界限，將史天倪引為股肱。成吉思汗賜給史天倪金符，授予馬步軍都統，管領24萬戶。第二年又授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金朝真定經略使武仙以真定（今河北正定）投降蒙古，木華黎命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守衛真定，武仙為副帥。史天澤任帳前軍總領，舉家遷居獲鹿嶽村（現石家莊市區）。
1225年，一件意外的事變發生，使史天澤代替長兄史天倪，走上政治前臺。史天倪被叛將武仙所殺，失真定。叛亂髮生時，史天澤不在真定，他正在護送母親去北京的路上。在途中聞訊長兄被害，史天澤不顧府僚逼迫他到燕地避禍，毅然南還。沿途一路收集逃散的部眾，至滿城，已聚集甚多。一面緊急向孛魯（木華黎之子）報告，請發援兵。孛魯派蒙古兵三千人支援，並承製命史天澤襲其兄長軍職，為都元帥。此時，二哥史天安也率兵趕來，另一位漢將軍易州定興人張柔亦派兵支援。史天澤在諸路軍的支援下，進兵盧奴（今定州市）。武仙部將葛鐵槍率萬人來戰。史天澤身先士卒，生擒武仙驍將葛鐵槍，攻克盧奴，略無極，拔趙州（今趙縣），進軍野興，一舉收復真定，武仙落荒而逃。
不久，南宋大名總管彭義斌聯合武仙意圖奪回真定。史天澤等扼守贊皇，武仙不能進軍。彭義斌勢單力薄，焚山自守。史天澤選拔精銳士卒五十人為先鋒，自率鐵騎繼後，攻殺彭義斌。史天澤勇名大振。 彭義斌亡，南宋從此盡失河朔之地。其後，武仙令奸細在真定城中糾結同黨，裡應外合，又奪取真定。史天澤只率部眾數人向蒿城守將董俊求援，董俊把數百精兵交付史天澤。史天澤率軍連夜趕赴真定，與笑乃歹合兵，武仙不能敵，退保西山抱犢寨。重新奪回真定後，史無澤一方面招集流散，撫卹窮困，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修繕城壁，加強城防，使真定成為難以侵犯的堅固城垣。但城外的抱犢寨等地是武仙的巢穴，不立即進攻，終遺後患，於是史天澤率兵攻打，武仙逃跑。接著又攻下蟻尖、馬武等寨，在這樣的形勢下，相州、衛州也投降歸附。真定的局勢得以穩定。
此後，在滅金的戰爭中，史天澤率兵征戰，屢立戰功。蒙古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正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殺，金亡。史天澤率兵還真定。據《元史》記載，史天澤在四十歲的時候，開始認真讀書，尤其是熟讀《資治通鑑》。忽必烈即位後，首先召見史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史天澤上書說：“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王應，內外休息。”奏章裡所提出要點，均有漢化特點，忽必烈如獲至寶，即照執行。第二年5月，史天澤被拜為中書右丞相，正式進入蒙古最高統治層，開始逐步推行他的治國安民之術。
他主持中書省，定省規十條，以保證政務暢通，使政務運作井然有序。元朝初建，中書省官員少則五六員，多至八員，列坐一堂，凡有政事商議實行之際，往往各持己見，待國相達成一致後才定決。史天澤每於此時，便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則心平氣和，詳細分析，以期合於事理。故在中書十餘年間，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多方周旋。他在大臣們中間協調彌合，自稱“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何敢當。”謙虛地說自己只是充當諸宰臣與皇帝間的“通譯”角色。史載其為政善於“體時順勢，通變制宜”，使漢法在特殊的條件下得以推行。論者甚至以為元代“中統至元初治”的出現，史天澤出力甚多。
1266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史天澤為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次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任中書左丞相。他提議建立三衛和寓兵於農之策，二三年間，國家面貌和軍隊實力，已蔚然可觀。
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蒙古為大元。進史天澤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此時，史天澤已年近七旬，要求告老還鄉，忽必烈下旨挽留：“省、院、臺，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四年後，史天澤病逝，終年七十四歲。忽必烈因其功勳卓越，贈太尉，謐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為之立廟祭祀。史天澤死後葬於後太保莊（今石家莊市區）。現今市區嶽村史姓家族就是史天澤的後裔。
史天澤在元朝的評價極高，有評史天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其）比於郭子儀、曹彬。”在元朝史書和歷代名人中，史天澤的評價無疑是極高的，但是在民間卻有許多人將史天澤歸為“漢奸”一類。這也是圍繞在史天澤一生中，最大的一個爭議。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針對此事都議論不休，分站兩方，唇槍舌戰不休。
元史之中，以史天澤、張弘範為首的漢人“帶路黨”，向來是難以迴避的歷史課題，一方面，他們在蒙古滅亡宋朝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若單以民族感情論之，他們無疑是“民族罪人”；然而史天澤這個“漢奸”，卻並不應該遭人詬病。古話有言，各為其主。在第二次從武仙手裡奪回真定時，蒙古軍首領笑乃歹怪怨真定民眾從武仙，盛怒之下，把真定萬餘人驅趕在一起，要殺戮出氣。史天澤急在心裡，下決心制止無端的殺戮。他心裡比誰都清楚，對蒙古軍兵來說，攻城略地殺人劫掠，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誰人節制？他作為一個漢官，出面制止，要冒著觸犯蒙古將領的風險。但是，他還是毅然出面，勸阻道：“他們都是被脅迫而為，沒有該殺之罪。”笑乃歹不聽，史天澤據理力爭許久，硬是從蒙古軍的刀口下，全活了這萬餘民眾。在伐金中，他的部隊招降老幼十萬餘口，他都加以保護，讓他們自便處所，或使歸鄉里，沒有為難一個人。
這樣的事，在其長兄史天倪身上也發生過。那是1220年後，史天倪跟隨蒙古太師木華黎平定河北西路，史天倪任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使，史天倪也是斗膽進諫木華黎：“目前，中原大致平定。但是，我軍仍然縱兵劫掠，這不是王者撫人民、伐罪孽的本意。”木華黎遂下令禁止剽掠，俘獲的官吏百姓，一律遣歸家園故里。於是，軍紀嚴明，各地官吏民眾大悅。大軍從真定一路南下，克郉州（邢臺），破滏陽（今磁縣），下相州（河南安陽），佔林州（河南林縣），木華黎一路留下了“仁厚不殺”的名聲，金國歸降者眾。忽必烈在穩定了中原的統治後，又繼續攻南宋。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伯額和史天澤總領大軍20萬自襄陽水陸並進，至鄂州，史天澤因病北還，逝世前上奏世祖：“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他們在出將入相過程中，在減少蒙古野蠻殺戮、保存漢人文化、促進蒙漢融合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又歷來為史家所廣泛稱道。尤其是史天澤是忽必烈推行漢法的主要大臣之一。
平心而論，史天澤雖生而為漢人，但其實卻自祖上即生於異族金朝的統治之下，他們與當時的多數世侯不同，從未奉仕於金或宋，而在歸附蒙古以後則忠誠不二。而當亂世之中，他們雖知道自己身為中原遺民（當時還沒有漢族之概念），但長期生活於異族統治之下，民族感情自然淡薄，而他們當三國（蒙、金、宋）交兵之時，首先從保全生存和建功立業原則出發，選擇了更加強大的蒙古民族一方，以今觀之，實不能單純以民族感情而是非之。誠如文天祥所云：“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史天澤雖為漢人，但卻從無“樂宋之樂”、“食宋之食”，則徒要求其忠於宋政，可謂苛責於前人。另外，自古兩國交兵，各為其主，史自受蒙古諸帝之恩，即為蒙古謀政劃策，始終如一，而且其行事忠正有道，上有功於朝，下有利於民，亦不失為一忠正之臣。
閱讀更多 世界五千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