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任盛宇 （山西省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农村出路在哪里？一位老师曾经和我探讨过关于乡贤治村、城镇化以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工作之余，我做了一下思想梳理。
二、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理念
——兼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面临诸多瓶颈。
2016年11月5日，浙江省缙云县18位农村干部联名发出倡议，要求强化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一份简短的倡议书，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觉得这些村干部身后有极左人士作幕后推手。
思想来源于实践。作为一名20多年的农村干部，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农村干部的思想。我认为，这是18位胸怀大志、想干一番事业的基层党员干部，由于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人心涣散，集体资产被完全分空，经济无从发展，农村社会趋于解体，基层政权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丧失，自己想有所作为可惜没有工作抓手，所以通过联名倡议，呼吁强化集体所有权。
在我的工作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了农村的治理危机。一些农村一盘散沙，除非分发化肥、地膜，召集不起党支部会议和村民大会;老年人房子年久失修，有儿有女且都有一定经济能力，但是还是找政府申请危房改造，不满足要求就上访;自家田间道路暴雨冲毁，申请政府维修，政府出机械，要求农户出人工配合，农户反向政府索要工钱。有一件工作对我触动很深：村民苗圃失火，我们向附近一个驻军求援。在解放军战士奋力灭火的同时，村民却在袖手旁观，没有一个乡邻主动伸出援手!我也曾寄厚望于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凝聚人心，提升集体主义观念。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在脱贫攻坚中，也把有无集体经济作为衡量贫困村是否脱贫的一项硬性指标来考核。可由于农村人才流失殆尽，使得多数村发展集体经济难以突破人才瓶颈，最后钱花了，集体经济却没能真正搞起来。
在全国范围，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多数为城中村、城郊村，或者类似台州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依靠出租土地就可以维持可观的收益。华西、南街等集体经济明星村，都是由明星村干部带头，而近几年崛起的贵州塘约村，既有一名强有力的村支书带头，更有一位市委书记倾力支持。
可是，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农村而言，无论是城中村的区位优势，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环境，还是明星村干部带头人，都很难复制推广。
我曾经主张对县乡政府进行再造式改革，利用深化改革后产生的闲置人力、物力，把虚拟企业和ERP管理理念引入到“三农”工作，就地建设农村资源计划（Rural Resource Planning)管理系统。RRP管理系统基本运作模式：将全县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和小农家庭经济当作一个统一的虚拟企业集团，对系统内的各种农业资源进行汇总、集成，通过专业论证，制定出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种、养、加计划；把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合作社和农户，为其提供一对一的农机、农技、创业、运营服务；由专业销售团队通过现货和期货市场对系统内的产品提供整体营销、物流服务。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尊重地区差别，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寻求农村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这是一种以市场服务为导向的农村虚拟集体经济管理模式。
可是，我知道，推动政府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此剧烈的改革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
绝大多数农村干部，对集体经济的理解和管理能力，并没有显著超越六十年代的水平。我们太浮躁了，打造出几个花瓶式试点后，就急于大面积推广，在浪费国家资源的同时，也让国民对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失去了信心。
也许存在一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理想道路，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我相信，等到农村实现了高度村民自治后，在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会有新的突破。富有生命力的集体经济，应该是市场化运作、民主化管理、制度化保障，而非政府规划、能人带动。
（二）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现实可行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应该树立市场经济理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已经实现了高度市场化。我不敢苟同。
我们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从全国范围考量，农业从业人员是否实现了城乡间、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2、农村资本可以进城，可是城市资本又能否自由下乡？
显而易见，中国农业目前存在着很强的制度性进入壁垒，使得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中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闭关锁农，让农业低效，加剧农村萧条。
一名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城就业。现在，想回农村经营农业了，可是没有耕地，农村甚至不再承认其村民身份。人才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最后农村发展没有了人才支持。
农村居民的钱通过医疗、教育、房地产等途径大量进入了城市，而城市资本想下乡，却被拒之于农门之外！资本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最后农村发展失去了资金保障。
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人为稀缺了建设用地，严重提高了城市房价，而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二代。为买一套城市单元楼，几乎花光了祖孙三代人的全部积蓄，进一步抽空了农村资本。
自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2004年到2018年连续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三农为主题的，可是农村却越来越丧失了发展活力，根源在哪里？我认为，我们没有从大的方向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接下来的深化改革中，应该大力破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各种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允许城市资本下乡投资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实现市民、农民身份的自由转换；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三）市场并非万能，对耕地的市场化应该持有谨慎态度。
耕地完全市场化后，必将被资本所兼并，使得耕地最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由于中国人口体量太大，高度城市化后，一遇经济波动，大量失地、失业人员可能返贫，可能形成重大社会不稳定因素。
党的领导，不会允许有一个群众流离失所、没有饭吃，社会主义制度，必定会要求让耕者有其田。而广大农村，永远是中国最可靠的社会稳定器。当农民虽然很难富裕，但不愁解决温饱问题。
1962年，党中央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和压力，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全国一下子减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回到农村，这就是史称的“62压运动”。
耕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不符合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对兼并耕地的资本而言，也可能充满风险。如果你有想当大地主的冲动，请先学习一下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国情决定了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农业市场竞争能力，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小农经济的规模化、合作化经营。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目前存在的最大农业效率问题，就是耕地细碎化严重。
农村耕地细碎化，使得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困难，大型农机具难以推广，水利设施利用率低下。前几年，我走访调研了大量农户，大家都强烈要求并地经营。某村民经营着20余亩耕地，分别位于八个地块，在开畔和刹墒中，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处理临地分界，虽然使用农机春耕，但是仍需耗费八天时间。而如果并为一个地块，春耕20余亩田仅需用时一天半。一位老党员承包经营着20亩耕地，分别位于6个地块，耕作很不方便，他说，如果能够集中到一个地块，即使少分2亩田，他都愿意。这也是其他村民的普遍心声。
如果通过市场手段集中耕地，即使“三权分置”，耕地流转进程仍将非常缓慢。稳定和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了农民权益，同时也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收益预期，客观上增加了土地的流转成本。今年某药材种植公司计划集中连片承包500亩农田，租金提到了600元/亩（在当地，如果农户家庭经营，即使劳力和农家肥等投入不计入成本，亩纯收入也仅能维持在600元左右），可还是和农民无法谈拢。耕地插花分布，有一户不合作，就无法连片。
如果基层政府敢于担当，有所作为，通过适当的政府行政推动，往往能有效解决耕地的市场失灵问题。优化对耕作田块的配置，不可以轻视计划辅助手段的积极作用。一些地方，如安徽省蒙城县、河南省民权县、甘肃省金昌市等，就耕地“互换并块”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已经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但是，在全国范围，以行政手段引导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工作模式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解决耕地细碎化问题的主流思想还是通过“三权分置”，让市场配置耕地资源。而高度依赖市场手段解决耕地细碎化问题，多数基层干部却并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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