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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東：美國智庫如今漸顯病態
作者：李海東，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當前，隨著我國智庫數量的不斷增多，其社會與政治功能在不斷加強，然而智庫本身發展依然面臨著諸多挑戰。在翻譯由國際智庫研究領域廣受認可的知名專家詹姆斯·麥甘所著的《第五階層：智庫·公共政策·治理》一書過程中，筆者感受到當前美國智庫自身發展中的嚴重困境，對其加以瞭解或許對克服我國智庫建設中潛在發展障礙有所啟發。
首先，當前美國智庫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陷入迷失狀態。“幫助政府思考”被許多美國智庫認定為首要目標。能否參與政策議題設定、規劃及對其落實施加影響，往往決定著智庫本身的地位與功能。大凡知名智庫，都有與政府權力機構的密切紐帶，是決策者與政策研究者間的橋樑。
然而，冷戰後美國政治領域中間力量的式微，帶來兩黨政治中高度“極化”的現象。這深刻反映到了智庫變化之中：智庫中客觀的偏重探究事實的政策分析少了，而有黨派偏向性的政治分析多了;標榜政治中立的智庫對決策的影響弱化了，公開黨派屬性的智庫反而隨兩黨政治下旋轉門機制而對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
當立場決定結論的現象日益普遍之時，智庫本身也就逐漸喪失其標榜的所謂研究功能，成了激化而非化解美國政治對立的推進器。智庫不是去提出建設性解決美國面臨難題的方案，而是在極力解釋美國不同總統確定的且事實往往證明是失敗了的政策的合理性。這既使得後繼當政者不滿，更使得公眾感到迷茫困惑。當前美國眾多智庫不再像以往那樣當做是紓解公眾與政府矛盾的降壓器或安全閥，決策者和公眾對智庫的認可度或重視度降低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美國智庫的自主性在不斷降低。歷史地看，20世紀上半葉，不論“學術型智庫”還是與政府有合同關係的“合約型”智庫，儘管資助方各異，但大多強調自身研究的客觀性、獨立性。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智庫的資助方已出現較大變化，它們往往對智庫提出特定研究議題和明確研究結論，這使得“遊說型”智庫的影響越來越大。
由於有既定的價值傾向或特定的利益訴求，尤其擅長搞政策推銷，此類智庫工作宗旨時常就是“讓資助方高興”。傳統基金會與美國進步中心分別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主張的代表性遊說智庫。其專家的工作方式越來越像為智庫資助方所持立場作有力辯護的律師，而非平和的理性討論的志士學者。觀察當今美國主流電視媒體中的政策辯論節目，我們會發現多數智庫專家之間進行的往往是鬥嘴式“雞鴨對話”，而非建設性溝通。
此外，當前美國智庫呈現明顯的跨國化發展態勢，但這卻並不意味著其智庫自主的全球化，相反，眾多智庫實則成為美國在海外推進其國家利益的可用工具。儘管智庫大體構成了美國社會中的一個階層，但當前其與決策群體互動歷程表明，美國智庫本身的自主性正遭受嚴重侵蝕。
第三，美國智庫對長遠、戰略性研究的內生動力明顯不足，這導致智庫學者研究的短效性和碎片化現象。美國選舉政治文化下，決策者缺乏對國家面臨長遠挑戰的關注興趣，往往聚焦於短期議題或眼前危機。儘管有戰略眼光的智庫專家對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等長遠議題做了細緻分析和持久呼籲，但其主張多數情況下長期難以被決策者理解、認同，更別說是實施了。大多數智庫研究的仍是決策者關注的眼前議題。
觀察二戰以來的美國史，真正對美國長遠戰略產生持久影響的思想實則來自政府內部或知名學府，前者如確定40年對蘇遏制框架的外交官喬治·凱南，後者如反映冷戰後美國對外戰略思維的學者薩繆爾·亨廷頓。既不能提供切實可行的長遠戰略思想，又“犬儒式”地研究短期議題，智庫自身在美國政策領域內地位的下降很大可能將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第四，美國智庫對國內外重大議題時常缺乏預判，對既有重大議題則經常誤判，本應是預警的“布穀鳥”，但時常成為後知後覺的“笨頭鵝”。在高度相互“聯結”的當今時代，地域性事件往往會有全球性影響，但美國眾多智庫幾乎沒有準確預判到2008年金融危機、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6年特朗普當選等這些在全球範圍產生溢出效應的堪稱是“政策海嘯”的事件，而其對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等事件發展的判斷則時常不準確。確實，在科技革命、人類交流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時代，智庫要成為一個先知先覺、精幹高效、運作出色的政策機器的難度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大。
近年來，美國政府內外政策趨於混亂，智庫功能紊亂、漸顯病態可說是其突出症狀表現。執政以來的特朗普與美國智庫之間幾近“持久敵對”的關係更成為當今美國智庫尷尬境地的生動寫照。哪家智庫對特朗普政府的決策影響大？筆者聽到的美國學者或官員的回答往往是“不知道”。這大概不是敷衍的客套話。當然，美國政治文化傳統為其智庫存在與發展提供了豐富土壤，但如無法克服前述不足，其智庫真正繁榮時代的到來將十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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