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
按:最后一段话的意思,是令京官及京营军,自往通州仓领米折为薪饷,额外加给米若干,作为运费的津贴。这是应变的绝妙措施；由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势虽危不乱,则终必转危为安。
京师的应变工作正在积极展开,边关的防守亦复严密异常,也先的部下挟持着英宗先到大同,大同守将、武定侯郭英的孙子郭登不肯开城；再到宣化,宣化的守将杨洪答得更妙:“臣所守者,陛下的城池。天色已暮,不敢开城。”也先的这些花样,是投降了的蒙古籍太监喜宁的唆使,目的是威胁诸将开关,召见扣留,以为利用。边将都不上当,那就只好先把英宗移到塞外,再作道理。
也先的阴谋虽一时不得逞,但挟天子以令诸侯,毕竟是件很麻烦的事,而国赖长君,古有明训,所以用事的太监和外廷大臣有个不谋而合的看法:应该让郕王即皇帝位,以“绝虏之望”。这就是说,也先以英宗为“奇货”,如果别立一天子,则无奇可居,反肯脱手,因此要想敌人送还天子,非行此招不可。而且以后要谈和,也绝不能为了英宗复返这个条件而多所委屈,否则,愈迁就则也先愈不肯放手。这是于谦研究南宋二帝不还的原因、审察也先的实力,准今酌古的老谋深算,是为此后抵抗也先入寇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纲目三编》对此事的记载如此:
九月,廷臣合辞请皇太后曰:“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 请定大计,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群臣以太后旨告王,王惊谦再三,避归郕邸。群臣复固请,于谦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会都指挥岳谦使卫喇特还,口传帝旨,以王长且贤,令继统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帝为太上皇帝。
按:“卫喇特”即瓦剌,岳谦奉太后的命令,为英宗去送寒衣。英宗既有此意,则郕王的即皇帝位,在法理上实无丝毫可以疵议之处,而犹惧不敢奉命,竟至避归藩邸,可见初无觊觎大位之意。至于以后的逐渐“变心”,另当别论。
郕王即位,是为景帝。十月间也先复挟上皇——太上皇帝到大同。第一次郭登还曾出见,奉上金帛,这一次老实不客气,拒而不纳,“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有备,不敢攻”。这就是复立一君所得的作用。
也先在大同碰了壁,听从喜宁的献谋,长驱而南,破紫荆关,直薄京师。其时京营兵由阳和败还的石亨总理,连同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分遣御史十五人赴近畿所招募的新兵,总计二十二万,由于谦以“本兵”提督。紫荆关一破,京师戒严,议防守之方,石亨与于谦的主张不同。
石亨主张尽闭九门,坚壁清野,待敌自退；于谦说不可,认为贼势颇为猖狂,如再示弱,益发助长贼势。当然,于谦负指挥的全责,他的主张就是命令,于是二十二万兵列阵九门以外,分遣勋臣或都督各守一门；九门紧闭,以绝士卒反顾之心。并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这就是以后戚继光治军用“连坐法”的张本。
于谦自己和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布阵德胜门,首当敌锋。十月初九,上皇由易州经良乡抵达卢沟桥,一路有父老进献茶果羊酒。而上皇则在也先逼迫之下,写了三封信,一奉皇太后,一致景帝,一谕文武群臣,这三封信始终未见发表,不过可以猜想得到,是“主张”开城投降,乱命可以不奉诏,所以没有下文。
照也先原来的想法,京师旦夕可下,及至兵临其地,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彰义门(按:西直门在明朝名为彰义门。)初次交锋,都督高礼、毛福寿杀敌数百人,夺还被掠的百姓一千余人。也先不敢轻敌,拥上皇入土城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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