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市場

中國需要走向大國模式,不僅讓大家分享本國市場,而且建立起真正的保護產權和維護公正秩序的制度規則。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市場

美國人對《中國製造2025》很有意見,讓中國有點始料不及。其實,這個文件是無數個類似文件中的一個。這種“類似文件”是指,看起來很漂亮,但基本上不會落實;有些文件一旦落實,不僅沒有好處,還會帶來浪費甚至災難。中國民間早已習慣了,沒把它當回事。只有尋租集團可能會摩拳擦掌。

但美國人把它當回事。為什麼?這其實是在誇獎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著實讓人害怕。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在國際貿易中就一直保持順差,而且越戰越勇。美國人一向自視甚高,他們實際上並不害怕貿易赤字,因為這樣就可以將美元賣出,但他們不願意面對一年2000多億美元(他們說30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似乎在說,他們在市場中競爭不過中國人。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他們就會找原因。一個原因就是競爭的“不公平”。

中國做得確實有點“不公平”。因為有高額政府補貼,如中國有科研基金制度。2016年,中國財政的科技經費支出高達6564億元。不過這個制度貌似在推進中國的科技創新,其實沒起什麼作用。主要的作用,就是以一個高尚的、動聽的名義分錢。早就有人說,科研基金就是唐僧肉。真正推動中國科技創新的制度是知識產權制度。具體的分析我將會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闡述。現在談另一方面的事情,這就是,給了美國人以口實,說中國的競爭不公平。美國人也許並不知道,中國的科研基金制度並不會在知識產權制度上錦上添花,卻可能釜底抽薪。因為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的創新轉移到了尋租遊戲;並擠走了大量本該進入科技市場的資金。也許他們知道卻故意不說。這不怪他們。在市場經濟規則下,“政府補貼”就是政治不正確。

回頭再講“中國製造”。這個詞有什麼問題嗎?倒退到2001年,這個詞沒有錯。那時中國只是一個“小國”。為什麼是小國?因為當時中國的GDP佔全球的比重只有4.1%。當年中國加入WTO,只是一個世界市場舞臺上的一個新生。一個小國,一個新生,努力在世界市場的博弈中有更好表現,甚至採取了一些違規動作,無可厚非。因為按發展經濟學,後進國家因為沒有現代工業,缺少競爭力,如果僅按公平的市場規則,它們就永遠是非工業國。所以在貿易中,領先國家會對後進國家放寬某些條件,如允許後者有不對稱的關稅水平。在WTO的框架內,也明確規定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某種優惠和照顧。如一定程度上允許發展中國家政府對產業的補貼,允許這些國家對進口的數量限制,發達國家單方面提供優惠關稅和降低壁壘等等。

但在15年後,中國已經不是小國了,而是世界舞臺上的龐然大物。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二,佔世界經濟的份額達到15%。在這時,“中國製造2025”所蘊含的意味,就顯得有些問題。因為這還是小國思維,不遺餘力地要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升級,進一步擠佔世界市場。在這時,已經承受中國巨大競爭力的外國企業應該會感到焦慮。即使是美國這樣一個世界最大經濟體、技術領先國家,也感到了不安。這已經說明了問題。美國人公然對“中國製造2025”提出質疑,要求中國取消這一政策,似乎是對中國內政的嚴重干涉。其實不然。中國的今天,如果再適用WTO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似乎說不過去,所以那些在21世紀初還能容忍的政府補貼在今天就變得不合時宜。因而,“中國製造2025”提出的對製造業技術升級進行政府補貼的做法,就違反了公平的貿易原則。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市場

那麼,“大國思維”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領先的大國就應該開始考慮其它國家的利益,就像一個大哥要照顧小兄弟一樣。大國就不能只想著擠佔更大份額的市場,而是要想著與其它國家分享市場。回顧一下近代以來的大國,我們發現,它們並不是在貿易上雄霸全球,而經常有著持續的貿易逆差。如英國。我記得看過一個英國在十八九世紀的貿易差額表,令我驚訝的是,與一般的預期相反,在英帝國最鼎盛時期,有著持續的貿易逆差。這張表我現在一時找不到了,不過有確鑿的數字表明,自1924年至1936年英國的貿易是赤字(見下表)。而美國,自從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就是持續的貿易逆差(見下圖)。這是為什麼呢?當一個國家走到世界巔峰位置,它就是一個最大的市場。它一方面享有著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對這個世界有所回報。這個回報就是要帶動整個世界。這就包括將自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同其它國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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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是大多數商品和服務的第一大市場。為什麼?因為中國人最多。在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以上,再增加收入時,人們不會再增加基本消費品的消費數量,如不會一天吃十頓飯,一家買十個電視機,而會購買更貴重的奢侈品。因此,在大多數商品市場中,人數的因素比人均收入的因素更重要。即使是汽車這種貴重的商品,由於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被很多人看作是必需品,因而中國的汽車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除了房地產市場,武器市場,和其它一些奢侈品市場外,中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如果中國守著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不放,還要擠佔更多別國的市場,就顯然不是大國思維。

中國是人數上的最大國家,還意味著中國在貿易上的優勢。這我稱之為“巨國效應”。這個概念是從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推導而來的。克魯格曼將傳統貿易理論的假設之一,規模報酬不變,改成了規模報酬遞增,就發生了一場理論革命。在這個新假設下,國家的規模就會產生作用。當其它條件相同時,一個較大國家會在自由貿易下優於一個較小國家。這是因為,較大的國家就有較大的市場,較大的市場就會培育較大的企業規模,較大的產業規模,和整個國家的較大的產業間配套規模。這都會使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再向外國出口,就具有競爭優勢。而中國不僅是“較大”,而且是“最大”,克魯格曼的理論也就會推向極致。

具體看數字。2016年中國的汽車、大家電、計算機和手機的產量都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其中手機的產量幾乎是天文數字,達18億部之多(見下表)。這樣的鉅額產量,會給中國帶來巨國效應,在國際貿易中帶來額外的優勢。所以儘管中國產業在技術和管理上還與領先國家有差距,但在國家規模上得到了彌補,甚至還有多餘的優勢。下表還顯示,這些產品的巨大產量,首先歸功於巨大的國內市場,以此為基礎,向國外輸出。而出口量一般最多不到產量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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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國的巨國優勢不僅保證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長期優勢,而且也為中國走向“中國市場”提供了條件,即中國可以對某些較小、較弱國家實行單邊自由貿易。即無論該國是否實行自由貿易,中國都將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對其它國家,至少可以實行對等的零關稅。對於中國的國際戰略而言,這一分享市場的做法對其它國家和中國來講,其帶來的好處都可能遠超“一帶一路”戰略,因為後者有著很高的投資風險,也由於借重於國有企業的投資和經營,還會將國企的弊端放大到世界範圍,最終可能會產生債務違約甚至政治危機,反過來殃及國內。而分享市場的做法才真正幫助了更大範圍的國家,它們的企業要在適度優惠的貿易政策下,在中國市場進行真正的競爭,只有得到中國消費者的青睞,才能分享這個市場,這同時又是有效率的。

最後,不要以為,中國若讓各國分享市場,就是“吃虧了”。實際上,大國有“大國模式”。仔細看一下,稱霸時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它們吃虧了嗎?實際上,在老大分享商品市場的時候,它在金融市場上大賺其錢。我們可以把美國的貿易逆差看成是一種金融服務,即美國用貿易逆差的方式發行美元,而美元只是美國政府的一種金融創制,它的物理材料只是紙,甚至連紙都不是,只是電子符號,成本極低,但由於得到了企業或個人的信任,同時可以用來進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支付,計價,以及儲備,起著一種有效貨幣的作用,所以就被認為有獨立的價值。貨幣是一種最好的商品。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某種特定的商品,但是沒有人不想要貨幣。因此,算上美元,美國並沒有貿易逆差,卻有更高的利潤率。

人們早就注意到鑄幣稅的概念。古代的貨幣多是金屬貨幣。貨幣價值就是用金屬的重量來衡量。如著名的漢代五銖錢,銖是重量單位,大概24銖為一兩,所以不能缺斤少兩;但是古代的王朝發現,可以改變金屬成色。用較賤的金屬替代較貴的金屬形成的銅合金的成本就會低一些。於是發行貨幣就有賺頭了。在現在這個紙幣時代,鑄幣稅就更多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就等於向全世界發行貨幣,其賺得的鑄幣稅,如果按廣義成本20%計,美國2017年的566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相當於賺了4528億美元的鑄幣稅。所以像美國這種大國模式的、有逆差的貿易,實際上是更賺錢的貿易。

即使是失去帝國實力和尊榮的英國,也因金融業的發達而能接受持續貿易逆差的模式。自二十世紀90年代開始,英國就經歷了持續的商品貿易逆差;2000年以後,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見圖2)。但英國的金融服務卻保持著高額的貿易順差,到2016年竟達510億英鎊。見圖3。金融服務等英國服務業的貿易順差,再加上金融賬戶的資本流入,使得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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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來說,要從小國思維轉向大國思維,要從小國模式轉向大國模式。不能再狹隘地認為只有更多地擠佔世界的商品市場才是在創造財富。更重要的是,這也許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選擇。當一個國家崛起,從小國變成大國,就不得不選擇這樣的轉型。一個企業似乎可以贏者通吃,因為這只是一個或一類產品或服務的事情;一個國家不可以贏者通吃,如果可以,別的國家就沒的吃了。因此,通過產品的出口走向世界巔峰的國家,如果持續地奉行小國模式,到頭來就要處於與其它國家對立的境地,因而轉向金融服務或其它服務就是一個可行的方向。一方面可以避免與其它國家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從而以產品市場作為與其它國家分享的蛋糕;一方面又進入了一個更為複雜和難以進入的產業,保證該國的長期利益。當然,也許還有其它更高明的模式,但就目前我們已知的模式,這種大國模式是可行的。

但要實現這一轉型也不容易。關鍵在於,金融體系是更為制度依賴型、契約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的產業。那些在生產產品時還不太顯現的問題,在金融領域中會變得相當嚴重。如果不保護產權,金融產品的安全受到威脅,將會產生嚴重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會迅速漫延,從而壓低金融產品的價格以致使其虧損;如果有政府補貼,金融產品的價格扭曲將會帶來更大的金融風險和金融市場的不平衡;如果有壟斷,如中國現在的壟斷利差比競爭性價格高出25~66%,則會嚇跑外國需求者;如果有頻繁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就沒有自發形成的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價格體系。如果金融服務要向世界市場輸出,就不能由一國政府完全操控,而要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因而,所謂轉型,實際上是制度演進;所謂中國市場,實際上需要有更為遵循市場規則的中國製度。

然而,中國能否建立起一個讓人信賴的金融體系,中國能否讓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還是個疑問。上述的幾個問題,產權缺乏保護,政府補貼,壟斷,以及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都是中國當下存在的嚴重且不易克服的問題,甚至是現在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固有部分。粗略說來,儘管中共中央於2016年就發佈了平等保護產權的文件,但在實際上產權越來越不安全了,小到街頭早點攤,大到阿里巴巴,其產權都不能得到有效保護。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不太重要的行政目標,如整頓市容,或安全排查,一分鐘就可以將經營了十幾年的早點攤關掉。最近的北京市政府的所謂“減量發展”,又一次威脅著在北京市郊謀生的人們的產權。

人們在支付寶購買的金融產品,不知為何就突然沒有了。其實這種經營權也是一種產權,是互聯網時代發展出的虛擬世界的產權,對這種產權的不尊重,等同於對實體產權的不尊重。如網絡信息服務的經營權,這包括在網絡上運營的商業性賬號、甚至包括一個微博或微信公眾號,其關注人群或粉絲群都是可以營利的客戶基礎;這個服務賬號所能獲得信息的自由流動性,潛在客戶達到這一商業性賬號的可通連性,等等,都是其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中國這類產權還沒有被視為產權,行政部門可以不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任意關閉一個商業性經營賬號,一個直播賬號,一個網站,一個微博,一個微信公號,而不在乎這侵害了人的財產權利,在網絡上經營的權利。相對於其它領域,金融領域的交易主要是數字交易,它更借重於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它對信息的實時性要以秒計,如果不能尊重和保護網絡上的虛擬產權,阻礙互聯網的信息自由流動,就根本不可能在金融服務領域中戰勝競爭者,而吸引大量外國客戶。

而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似乎已被國企利益集團看成是自己的固有利益,取消補貼將會遭到它們頑強的對抗。壟斷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交易秩序更是令人擔憂。最近的假疫苗事件揭示,一方面用政府權力保護假疫苗的銷售,另一方面又將真疫苗說成是假疫苗加以打擊,直接破壞交易秩序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門。在這時,人們很難相信,交易秩序是公正的。2015年的股災,也是一次史上罕見的金融操縱事件。一些投機大鱷利用銀行資金撬動價格,證券價格在幾天內可以在8%的幅度上上下震盪,卻沒有得到任何懲罰。這不是有公正規則的市場。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中國現在越來越缺乏對行政權力的有效約束。缺少這一條件,對上述各項要點的強調都沒有意義。如此看來,中國離大國模式還很遙遠。

所以,所謂大國模式就不僅是讓大家分享本國市場,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護產權和維護公正秩序的制度規則來,而這又離不開建立起約束權力的憲政結構。這樣才能持續本國的發展,也才能吸引外國人對本國金融資產的需求。否則,就無法實現從小國模式到大國模式的轉型。而如果不完成這個轉型,中國將會在小國模式的競爭中越來越與其它國家產生緊張和對立,也越來越會受到其它國家的反彈,最終在小國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國正處在這個應該轉型的過程中。只是中國自己的行政部門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延續著小國思維。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的指責實際上是對中國的有益警醒。這是一件好事情,促使中國想一想,應該轉型了。如果拒絕這一提醒,中國也許永遠不可能從小國模式轉型為大國模式,她走向巔峰的道路將會中斷。

當然,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英國和美國都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這一轉型。尤其是英國,在早期還是一個依賴於暴力優勢的帝國。中國不可能一下子變成一個貿易逆差國,但可以逐漸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中期目標是實現貿易平衡。這實際上等於在向世界逐步開放自己的市場。這也不意味著中國不再在製造業領域中努力,而只是不要進行大額政府補貼,而民間企業還會世界商品市場上顯示力量。在這一過程中,通過真正的制度變革,有效地約束行政權力,使中國逐漸加強對產權的有效保護,包括對虛擬產權的保護,取消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打破壟斷,並迫使政府行政部門不去幹預市場。只有這樣,中國的金融服務才能真正強大起來,讓其它國家的企業和公民相信中國市場的安全和公正,相信人民幣,中國才能最終完成向大國模式的轉型。

有趣的是,美國指責“中國製造”,又要求減少貿易逆差,也就等於要減少美元的出口,這似乎像是一個退出大國模式的序幕。也許許多年以後,人們還會驚歎特朗普總統的超凡的直覺。他“逼著”中國走向大國模式,又自覺地讓美國退出大國模式。如果中國逐漸完成向大國模式的轉型,而美國又在逐漸退出、至少是部分退出大國模式,不就完成了一個美國與中國的平穩交接。歷史會是這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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