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記者 劉青山
《國資報告》雜誌2018年第7期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亟待發展而資金短缺。引進和利用外資來發展經濟，成為當時中國的重要任務。
1979年10月，經中央批准，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榮毅仁牽頭組建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集團前身），他擔任首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在中信集團工作的14年中，榮毅仁借鑑發達國家在發展經濟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廣泛開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引進資金和技術，在國內興辦實業，並在海外擇機投資，發行債券，諸多業務領域成為國內首創。
1984年10月，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可以作為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並親筆為中信題辭，“勇於創新，多作貢獻”。
成立近40年來，在榮毅仁和繼任者的領導下，中信集團已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在國際上也具有很大影響。中信股份2017年報顯示，其營收為4505億港幣，稅前利潤827億港幣。
2005年，榮毅仁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其他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參加了他的追悼會。黨和國家以“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的評價概括了他傳奇的一生。
從榮公子到“紅色資本家”
1916年，榮毅仁出生於江蘇無錫。用現在的話說，他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他的父親榮德生號稱“棉紗大王”，伯父榮宗敬號稱“麵粉大王”——1932年，榮家企業的麵粉產能約佔全國民族麵粉工業（東北地區除外）總生產能力的1／3；紗錠和布機分別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紡織工業設備總數的1／5和1／4以上。
所以榮宗敬曾不無得意地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連毛澤東都認為，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榮毅仁在讀大學的時候，每逢寒暑假，就要到家族企業裡住廠實習。大學畢業後，他到一家工廠裡擔任助理經理。就在他躇躊滿志，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全面抗戰爆發。榮氏家族的企業不少毀於戰火，一些被人掠奪，還有一部分奉命內遷到寶雞等地。
上海解放前夕，榮毅仁已在家族企業中身居高位。在當時不少民族資本家人心不穩，遷移資產的風潮中，他和父親達成共識：“我不走，我留下”。
事實證明，榮毅仁的抉擇是正確的。解放初期，上海市政府及時幫助榮家企業化解了工人討薪等多次危機，讓企業得以恢復正常運轉。在“五反”運動中，因為毛澤東的過問，榮氏家族被明確為“完全守法戶”。
因此，榮毅仁感慨說，“跟著共產黨，這條路我走對了。”
1954年5月，榮毅仁響應黨和政府號召，提出對申新紡織公司等榮氏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在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起了帶頭作用，為新中國的工業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被稱為“紅色資本家”。
從“大走資派”到“榮老闆”
1957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以老市長身份，為榮毅仁助選上海副市長，讚揚他“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這成為榮毅仁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起點。1959年，榮毅仁調任紡織部副部長，回到了最熟悉的行業。
文革爆發後，榮毅仁被視為“大走資派”，一家受到巨大沖擊，他右手食指被打斷，家裡的名貴字畫、精緻擺設等被搶走，還指派給鍋爐房運煤，洗刷廁所。但他但始終沒有動搖自己對中國共產黨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有一次，妻子抱怨說，當初就不該從香港回來。榮毅仁對妻子發了唯一一次火，“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裡。你要記住，我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嚇得妻子再不敢作聲。
文革結束後，葉劍英找到榮毅仁，要他做好準備報效國家。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古耕虞五位老工商業者吃涮羊肉，提出“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接受重託的榮毅仁幾經考慮，決定拒絕當部長的邀請，準備借鑑西方經驗，辦一家信託公司發展經濟，並手寫了一份報告上報鄧小平。
正是這次與原五位老工商業者的談話，後來被稱為著名的“五老火鍋宴”。
在當時，“公司”就是個新鮮詞，更不用說信託了——中信成立後，曾有顧客手持舊衣物件要求寄售，因為招牌上明明寫著“信託”二字。
“榮毅仁真傻，放著部長不當，卻去搞這有‘風險’的新玩意兒，他的苦頭還沒吃夠呢！”有人這樣說。
鄧小平接受了這個方案，並且囑託榮毅仁：“你來帶頭辦實體，搞成對外開放的窗口。人由你選，業務由你管，事情由你負責。”還告誡說：“要排除干擾，不要搞成官僚主義企業。”
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榮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長。在舉行第一次董事會時，葉劍英、王震、谷牧等中央領導都出席祝賀。
此時，榮毅仁的稱呼有多種，有叫榮副主席的，有叫榮副部長的，有稱毅仁同志的，還有稱榮副市長的。他不喜歡大家叫他官銜，“叫我毅仁、老榮都行”。“大家不同意，就叫他榮老闆，慢慢就叫開了”，他當時的秘書莊壽倉回憶說。直到現在，中信人提到他，還是習慣稱為“榮老闆”。
中信創辦伊始就是國務院直接管理的國有企業。不過，在當時很多人有一種錯覺，以為是榮毅仁投辦的。電影明星趙丹就曾問道：“聽說中信公司是榮老闆一人投資的?”
實際上，在創辦中信過程中，榮毅仁確實拿出了“老闆”的勁頭。籌辦之初沒有辦公場地，他就把自家小院貢獻出來一部分；1979年國務院撥付的啟動資金花完了，後續資金尚未到位，他就拿出自家的存款1000萬元借給公司作為週轉資金；14年間，他幾乎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
不過，“榮老闆”在有些方面卻是有名無實。時任會計秦榴說，“榮老闆”在中信工作14年，沒有拿過一分錢工資。
從“為企業找活”到“為國家探路”
創辦之初，中信應該如何管理，佈局哪些行業，沒有任何規章可循，完全要從頭摸索。經過深入思考和討論，榮毅仁提出，“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
儘管這一表述已儘量考慮當時的政治背景，但公司內外都有反對的聲音，認為與計劃經濟體制格格不入，還有人預言中信必定會失敗，“但榮毅仁同志頂住各方的壓力，堅持開拓創新之路，創業的艱辛是今天所難以想象的。”中信集團的創業元老，曾任中信集團董事長的王軍回憶說。
在榮毅仁的堅持下，中信不斷創新，佈局新產業、探索新方式，在推動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信成立後，沒有地方辦公。榮毅仁認為，改革開放後住房需求將十分旺盛，因此他在公司創辦之初就前瞻性地設立了房地產部，明確把房地產作為商品經營。
按照“自己籌資、自己經營、自己建造”的方針，中信投資建設了北京國際大廈。這是中國第一座高檔涉外商務辦公樓。據當時參與建設的原中信公司房地產部副總經理葉選基回憶，1984年國際大廈建成後，按照市場定價的方式出租給了98家外國公司，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租金等於成本加一定利潤的慣例，這讓中信很快收回了投資，嚐到了按照市場原則辦事的甜頭。
1992年，中信投建的京城大廈建成，中信集團總部遷入。此時，改革開放已10多年，對中信這種做法持有異議的人仍然不少，甚至告狀到黨中央、國務院。接到反映的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悄悄走訪了京城大廈。看過之後他說，“這大廈蓋得好，功能完備，對招商引資、繁榮經濟有利。還是榮毅仁有眼光”。
當時中信從事的每一項業務，幾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對。
中信的章程中規定，公司可以發行債券，這一構想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但是，當中信集團擬在日本發行債券的報告真的呈送國務院以後，好幾個部委表示明確反對，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還有一些美元儲備，為什麼要向國外舉債？一家銀行提出了相對專業的反對意見，認為債券利率高於一般政府貸款和進出口銀行貸款。
對此，榮毅仁非常耐心地進行深入分析：低息貸款往往受制於人，即貸款必須用來購買債權國的商品。用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可以“貸比三家”，“低息的政府貸款和進出口銀行的貸款，自有很多可取之處，不可一概而論，一切取決於時間、地點、條件，取決於決策是否得當”。
當時的國家財政狀況極其緊張，陳雲在一次會議上提到，中央直接掌握的資金只有137億元。由於缺錢，不少大項目陷於停滯。比如，紡織工業部70年代在江蘇儀徵投建了一座年產18萬噸的化纖工廠，工程將半而資金匱乏，無力續投，一旦下馬，損失巨大。
出身紡織行業的榮毅仁將這些情況與相關領導、部委充分溝通之後，發行債券的計劃終於在1982年1月得到批准，在日本由野村證券為主幹事，發行了100億日元的私募債券。其中的80%用於儀徵化纖，使工程得以順利建成。
這讓中信公司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在境外融資的發行體，該模式也被稱為“儀徵模式”。對此，榮毅仁稱其為自己的“得意之作”。
幾年後，中信計劃第二次在日本發債。當初對發債計劃表示強烈反對的那家銀行，提出要先在日本發債，讓中信等一等再說。“這證明了中信的探索是正確的”，莊壽倉表示。
上世紀30年代，榮家就辦過銀行，因此榮毅仁深知，銀行乃金融事業的樞紐，所以中信事業草創不久，他就提出，應該開辦商業銀行，以打破壟斷，搞活金融，與國際接軌。
正當新成立的中信銀行部加緊工作時， 香港一家有著50多年曆史的嘉華銀行陷入困境。港英政府財政司希望中資企業能夠接手，避免勢態惡化。榮毅仁指示，要抓住這一機遇。
幾經談判，雙方達成了一致意見：港英政府負責追討嘉銀全部呆賬，補貼嘉銀半年日常開支，中信出資3.5億港元，並派員改組董事會。對於中信來說，這無疑是一筆極為划算的買賣：資金不多卻控制了一家香港上市銀行，為中信在香港立足創造了條件，也為中信涉足銀行業務打下了基礎。
1984年4月，中信實業銀行（中信銀行前身）獲批成立，榮毅仁兼任董事長。這家新中國最早成立的商業銀行，為中國金融市場的放開搞活做出了早期探索。
榮毅仁不僅關注金融領域，還較早地佈局了高科技產業，聯手英國、香港企業組建亞洲衛星，購買了一顆美國的通訊衛星“亞星一號”。幾年後，亞洲衛星償還了中信的所有投資，並在香港、紐約上市，中信作為控股股東，獲利頗豐。
作為對外開放窗口，榮毅仁領導下的中信是最早在發達國家投資的國企之一。比如在澳大利亞投資了波特蘭鋁廠，在美國投資了西林公司等。無論是佈局哪一產業，投資哪一國家，中信基本都是在國際市場籌集資金，然後進行投資。比如，波特蘭鋁廠項目採用了國際上先進的有限追索槓桿租賃的項目融資模式，以較低風險和成本籌集資金2.4億美元。其後，中信又以項目獲利進行了二次增持。
正是採用了這種方式，讓中信得以用最少的資金成本，佈局了多個具有戰略意義乃至政治意義的項目。
比如，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億港元購入了國泰航空的12.5%的股權。不過一年多時間，中信已從這項投資中獲利3億港元。更重要的是，中信的及時出手，穩定了國泰航空大股東太古洋行繼續在香港發展的信心，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做出了貢獻。
在榮毅仁的領導下，中信成立不到十年，就已經在國際上闖出了名頭，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的一個窗口。
在此過程中，榮毅仁和他領導下的中信每走一步都會碰到障礙。對此，他的心得是，“我是‘調和派’，碰到險灘，儘量想辦法繞著走”，“我不要錢，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對待幾個特區那樣。”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歷史系教授馬克鋒評價說，榮毅仁“具有深邃的歷史洞察力，以至於在每個歷史的重要關頭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對歷史現象具備洞察力和穿透力，最終促使其走向成功”。
智慧、勇氣、勤奮之外，榮家在海外親屬多、朋友多，榮毅仁居間聯絡，為中信乃至國家其他產業做出的貢獻難以盡述。比如，1979年尼克松訪華後，榮毅仁在香港從事電子產業的侄子榮智鑫，以及在美國的外甥李樂莘最早與國內建立業務往來。
對此，葉劍英說，“榮毅仁的這作用別人替代不了。”
從企業家到政治家
1987年，榮毅仁被評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業家之一。榮毅仁的朋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感慨道，“榮毅仁是既瞭解東方，又瞭解西方的企業家。蘇聯人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他們找不到一個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
但榮毅仁又不止是一位企業家。改革開放後，他先後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任職多年，立足中信的實踐，他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很好地發揮了政治家的作用。
1987年的時候，榮毅仁提到，“我對計劃經濟一直有看法，計劃往往憑主觀想象，沒有考慮經濟規律、市場、供需關係、經濟效益，較少考慮客觀因素。”對於當時流行一時的國企承包制，榮毅仁也有不同觀點，他說，“企業不同於農業，企業搞承包制和過去的包工頭制沒有什麼兩樣……弄不好會變成國家拿小利，個人拿大利。”
榮毅仁認為，想搞好經濟還是要健全市場機制，吸取資本主義在市場方面有用的東西，同時要加強法制建設和民主監督。在全國人大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時，他對原草案中規定“外方投資比例不得高於百分之五十”這一條表示不贊同。他認為，在外方投資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他建議，“外國合營者的投資比例一般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這樣有利於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資本。
莊壽倉回憶說，榮毅仁連夜起草了意見書，第二天一早遞交上去。最終，他的意見被採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第四條的主要內容。
榮毅仁政治敏感性很強，在中信公司創辦之初就建立了黨組，儘管那時他是以黨外人士的身份主持全面工作。在熊向暉擔任中信黨組書記期間，榮毅仁和他共同探索了新形勢下國有企業黨組織履職方式：即中信集團權力應集中於國務院任命的董事會，黨組對公司重大問題的決策，包括業務、經營、人事安排有提出建議和協商的職能，但對董事長的最高決策仍應服從，該方式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是非常大膽的創新探索。
1985年7月1日，榮毅仁夙願得償，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仍然以黨外人士的身份主持中信公司工作，直到離開中信。
1993年，榮毅仁當選為國家副主席，告別了中信。此時的中信已經由十幾個人發展到3萬多人，擁有中信實業銀行等13個直屬公司、7個直屬地區子公司、6個下屬公司、7個直屬海外子公司，公司總資產已超過800多億元人民幣。
榮毅仁此次的職位變動，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充分關注。德國《柏林日報》在一篇評論中指出：“（這）向國內外特別是向爭取其投資的數百萬華僑表明，中國領導人認真對待改革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決心。”
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榮毅仁儼然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象徵和晴雨表。
（本文參考了榮毅仁秘書莊壽倉所著《榮毅仁的傳奇人生：從民族工商業巨擘到共和國副主席》一書，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榮毅仁畫冊》，《財經》雜誌記者王曉璐、陸玲的報道《中信緣起：鄧小平“欽點”榮毅仁》，《財經》雜誌記者馬國川的報道《榮毅仁：一位企業家和中國的一百年》等資料，謹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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