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項英受命進入根據地到博古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這期間留蘇派與毛澤東矛盾鬥爭紛繁複雜，毛澤東數次被“貶”後又“崛起”。應該說，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博古等留蘇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上已經取得了對毛澤東的完全優勢，毛澤東被徹底“丟在一邊”……
紅軍時期的毛主席
自1927年9月，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攻打城市失敗後，毛澤東率領餘部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找到了革命紮根的落腳點，發展和壯大了第一支由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從那時起，毛澤東便成為中共武裝力量的著名領導人，成為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者，成為蔣介石絞盡腦汁力圖消滅的“共匪”頭目，也成為與教條主義者格格不入而受排擠的對象。
從1930年末到1934年紅軍被迫長征前這一段時期，以教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留蘇派壓制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並逐步削弱和奪取毛澤東的領導權。毛澤東的領導權數得數失，最終被“靠邊站”，中央蘇區全盤“蘇化”。
王明、博古“一步登天”成為黨中央最高負責人
王明又名陳紹禹，安徽省金寨縣人。1925年10月由湖北省黨組織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深得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器重。在學習期間，為了打壓異己，王明等炮製了“浙江同鄉會”事件，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李劍如、餘篤三等工人出身的學生扣上“工人反對派”帽子。（後來經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鄧中夏等調查後，認為“浙江同鄉會”根本不存在。同時也摘除了李、餘等“工人反對派”的帽子。）
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圈定的新的中央人選，過去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的中央名義上是向忠發任總書記，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裡。中共中央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從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
此時，博古（原名秦邦憲）並沒有躋身黨中央最高領導層。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傳奇式的機遇，最終由一名只有6年黨齡的普通黨員，跳過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階段，成為黨中央最高負責人，當時博古只有24歲。這一童話般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1931年4月和6月，因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迅速轉移或撤離上海。王明於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則於12月底到達中央蘇區。在離開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陳雲、盧坦福、李竹聲組成。博古、張聞天、盧坦福為常委，博古總負責。
以博古、張聞天等留蘇派領導的黨中央，執行“左”傾教條主義政策，給毛澤東造成了極大的思想壓力和工作上的困難。同時，隨著各路“欽差大臣”陸續被派往中央蘇區參與領導工作，毛澤東的地位開始逐漸下降，權力逐漸縮小，以至於最後成為“光桿司令”。這一過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項英成立蘇區中央局，成為中央蘇區法理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往江西蘇區建立蘇區中央局，是中共為實現其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而採取的重大戰略步驟，同時也是落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
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接見在莫斯科彙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召開中國問題討論會，會議強調擴大紅軍和根據地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實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解決這個任務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開展”。
這些措施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紅軍游擊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新的認識。在此之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屢屢批評毛澤東領導的農村根據地“充滿農民保守觀念”、“游擊戰是單純的軍事遊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甚至警告毛澤東“切忌將自己做成太平天國式的農民軍隊的行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項英於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達江西蘇區，並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於次年1月15日組織成立了蘇區中央局，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構，由其代理書記，撤銷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總前委；同時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至此，從理論上來看，項英取代毛澤東成為中央蘇區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但很快項英和毛澤東在對待1930年12月發生的富田事變的性質上產生了分歧。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堅定地認為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AB團取消派“企圖恐嚇動搖一班同志反對毛同志個人，達到AB團取消派破壞革命的陰謀事實”，其性質是反革命的。項英則聲稱富田事變是“無原則的小組織派別鬥爭”，“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是唯心的結論”，並對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總前委領導肅反AB團提出批評。
項英和毛澤東的矛盾衝突，反映到了中共中央。周恩來在1931年2月20日的政治局會上代表中央對富田事變的性質和處理意見定調，周恩來指出：“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在客觀上為AB團所利用”。會議決定派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全權處理這一問題，同時由任弼時起草致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要立即停止爭論，無條件地服從總前委的統一指導”。
與此同時，在2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中央重新調整蘇區中央局人選，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任弼時分管組織工作、王稼祥分管宣傳工作、毛澤東主管軍事工作。中央蘇區的二號人物改由任弼時擔任，王稼祥則進入了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機關。項英雖仍代理書記一職，但組織上的改動使項英在1月成立的蘇區中央局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
任弼時與毛澤東短暫“蜜月期”
1931年4月下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率領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蘇區。隨後任弼時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批評項英“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從此，中央蘇區的重大問題決定權都集中在中央代表團，項英實際上再也沒有履行代理書記的職權。
同年5月24日，在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支持下，重新恢復了1月間撤銷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仍由毛澤東擔任書記。10月，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認為項英領導能力不夠，決定以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
此時中央代表團與毛澤東之間形成了短暫的密切配合。但很快，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之間就關於土地與富農問題和軍事戰略的分歧擴大了他們之間原本就有的裂痕。
在土地政策及富農問題方面，毛澤東曾先後主持制定了《興國土地法》和《井岡山土地法》。在1930年2月7日製定的《土地法》中，毛澤東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規中不適合革命實際的條款，提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原則，明確指出“豪紳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經蘇維埃審查，酌情分與田地”。
但1930年後，隨著蘇聯反對富農鬥爭的深入，共產國際對中共反對富農問題的要求也進一步提高，提出“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任弼時等留蘇派在這種極“左”的土地政策的思想指導下，於1931年8月21日通過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宣佈今後“地主豪紳及家屬、宗教事業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農只能分壞田”。
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開的蘇區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又稱贛南會議）上，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在蘇區實行的土地政策。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評毛澤東“不沒收富農多餘及好的土地，向富農讓步”，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會後，解除了毛澤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
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毛澤東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形成了一套有關紅軍作戰的戰略方針，如絕不與敵人打消耗戰，養精蓄銳，以逸待勞；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人的薄弱環節，各個擊破等。事實證明，這些主張是極其正確的。但留蘇派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和“等待主義”的集中體現。贛南會議期間，臨時中央批評紅軍領導忽視“陣地戰”、“街市戰”，“沒有完全脫離遊擊主義的傳統”。會議還取消了紅一方面軍建制。毛澤東再次失去了對紅軍的最高領導權。
臨時中央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對革命形勢作出誇大的估計。1932年1月9日，張聞天發表《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文，提出“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並指示紅一方面軍“首取贛州”。毛澤東對於這種錯誤的戰略方針，進行了抵制。蘇區中央局攻打贛州失敗，而毛澤東運用其“毛氏”軍事戰略卻取得了漳州戰役的勝利，鞏固了閩西根據地。但這種勝利在張聞天等留蘇派眼中恰恰是一種錯誤。4月4日，張聞天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又一次不指名地批評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了濃厚的等待主義”，“僅僅把‘鞏固蘇區根據地’像咒符一樣去唸”。
此時，蔣介石發動了第四次“圍剿”，採取先掃清中央蘇區的外圍、再重點進攻中央蘇區的策略。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而毛澤東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的身份參與指揮戰事。為統一軍事領導，周恩來建議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指揮作戰。蘇區中央局不同意。在周恩來的堅持下，蘇區中央局才勉強接受周的建議。
在對如何打破敵人的第四次反“圍剿”的策略上，臨時中央和後方的蘇區中央局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向北出擊，威脅南昌。而在前線的毛澤東、朱德等認為行不通。為解決紅軍軍事行動方針的分歧，蘇區中央局於10月在寧都召開寧都會議，會議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對毛澤東的指責十分激烈，把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歷次反“圍剿”中實行的“誘敵深入”的方針指責為“專門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任弼時、項英等指責毛澤東“不尊重領導機關”，會議決定“批准毛澤東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毛澤東的紅軍總政委職務。隨後，毛澤東長期告假休養。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徹底失去了軍事指揮權，回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這一職務在戰爭動亂的年代，幾乎是一閒職。
博古全盤“蘇化”中央蘇區，毛澤東徹底“靠邊站”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大規模群眾抗日救亡運動興起，博古領導的臨時中央未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繼續推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方針，使黨在國統區的組織和工作遭到嚴重的破壞。臨時中央機關也難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於1933年1月遷入中央根據地瑞金。博古等留蘇派在根據地全面貫徹“左”傾教條主義方針，為了掌控黨政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打擊了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有實踐經驗的幹部。
1932年2月，由於閩粵贛臨時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寫了適合當地實際情況的《對工作的幾點意見》，被博古等人認為是“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因此在黨內立即開展了反“羅明路線”鬥爭。3月又在江西開展反“江西羅明路線”即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其實質是打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在反“鄧毛謝古”的鬥爭中，中央局黨刊《鬥爭》發表《毛澤覃同志的三國志熱》一文，指責毛澤覃實行“諸葛亮式的機會主義戰略和戰術”——即游擊戰術，說這是一種“怕有傷亡打滑頭仗”、“怕有疲勞反對追擊”的戰術。很顯然，這實際上批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當時中央蘇區許多人都知道，毛澤東熟讀《三國志》《水滸傳》等書，並從中汲取了許多精華。
同年5月，博古、項英參加中革軍委，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前方行動的決定權改由後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在軍委總參謀部，由留蘇派劉伯承與葉劍英擔任正副參謀長，留蘇派王稼祥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被完全排除在軍委之外。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會議選舉博古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組成新的中央書記處，成員包括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中央政治局12名正式委員和5名候補委員中留蘇派佔了絕大多數，毛澤東未能進入權力核心。
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在蘇區參照蘇聯體制，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設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制定黨的軍事決策。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中央黨校、中央機關刊物編輯部等作為中共中央的直屬機關，分工負責各方面的工作。留蘇派理論家張聞天擔任了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在蘇維埃政府系統，也仿照蘇聯體制，設立了一系列機構。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設立了人民委員會，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下轄21個人民委員部（局）及相關委員會。同時博古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至此，毛澤東所擔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一職被分割為中央執委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使得毛澤東成為“蘇聯的加里寧”，有名無實。
中央蘇區瀰漫著濃厚的“蘇式”氛圍，以至於許多機構的名字都充滿蘇式色彩。如黨培養幹部的馬克思主義學校；軍隊教育系統內的少共國際師、工農軍郝西史大學；政府教育系統內的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院、中央列寧師範學校、列寧師範學校、列寧團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更有甚者，在一些重要的集會上，還要選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著名領導人作名譽主席。如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把斯大林、加里寧、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高爾基等人列為名譽主席，併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電”。
在留蘇派“左”傾中央的錯誤指導下，中央根據地逐漸縮小，紅軍隊伍急速減員。對此毛澤東只能看在眼裡，急在心裡。1934年9月中旬，中央蘇區的形勢已極端危急，此時的毛澤東雖“插不上話”，但他心繫紅軍、心繫根據地，在得到中央同意下，毛澤東來到南線的于都視察戰況。據時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將軍回憶，毛澤東當時掩飾不住內心的萬分悲痛而潸然淚下。
從項英受命進入根據地到博古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這期間留蘇派與毛澤東矛盾鬥爭紛繁複雜，毛澤東數次被“貶”後又“崛起”。應該說，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博古等留蘇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上已經取得了對毛澤東的完全優勢，毛澤東被徹底“丟在一邊”。然而這種優勢僅僅是一種虛幻的假象。因為在國民黨大舉圍剿下，中央蘇區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蘇派不能打破反“圍剿”，不能在決定中共生死存亡的軍事問題上取得成功。因而這種優勢僅僅是曇花一現。很快，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又重新站到了決策崗位上。這是中共中央克服“左”傾錯誤的勝利，同時也是毛澤東策略與謀略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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