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堅
朱棣坐上皇帝寶座之後的相當時期內，建文帝註定會成為敏感人物；有關建文帝的話題，也註定會成為敏感話題。朱棣舉兵，打出的旗號是“清君側”，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效周公輔成王”，他要輔佐的“成王”卻是不知去向，這都難免會使人們心生疑竇，坊間遍佈疑雲。此“疑”乃是朱棣的心頭之患，直接影響他能否坐穩了那把皇帝的交椅。於是就有兩種不同層面的敏感：朱棣與他的心腹特別敏感，表面上不露聲色，骨子裡的那條的弦卻繃得很緊，耳朵也拉得挺長；心存疑竇的人也特別敏感，在政治上未能與朱棣保持一致的鐵鉉、景清、練子寧和方孝儒的下場都很慘，景清被剝皮碎肉，鐵鉉被投入油鍋，練子寧被割了舌頭，方孝孺被滅了十族，血淋淋的事實還在眼前晃動，即使出於最本能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得把住了自己嘴上的開關。這兩種不同層面的敏感相輔相成，互為因果。
僅從《綱鑑易知錄》看，1402年的“靖難之變”後，歷經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直到明英宗朱祁鎮正統五年即1440年露出水面，建文帝朱允炆的蹤跡均有記載，說是“不知去向”，其實歷歷在目。只要略加梳理，便可見建文帝的“敏感期”及其不同階段的“敏感度”。
明成祖朱棣的永樂年間，當是建文帝的絕對敏感期。
《綱鑑易知錄》有“1409年夏五月，建文帝還滇”一條，稱：“先是上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至善慶裡，是月復還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為1405年7月，1907年10月返回；第二次下西洋為1907年10月，1409年夏返回，第三次下西洋為1409年10月，1411年7月返回。史書稱在此期間“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恐怕並非出於什麼人的杜撰與猜測。《綱鑑易知錄》在這條記載之前之後尚有“1408年，夏六月，建文帝白龍庵災。程濟出山募葺”和“1409年夏五月，建文帝還滇”的記載，想是用了春秋筆法的。說像朱棣這樣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絕不可能如此小肚雞腸，未免把人理想化，把事絕對化了。雄才大略與小肚雞腸只是朱棣這種歷史人物的不同側面。
似乎是為“蹤跡建文帝”作證，《綱鑑易知錄》中還有“1410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一條，稱“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建文帝，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庵於白龍山，尋復舍白龍庵他去。”嚴震與鄭和不同，他未曾在燕王帳下效力，卻也負有“密訪建文帝”的使命。由此觀之，鄭和的“蹤跡建文帝”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嚴震與建文帝有舊，他們之間的君臣關係猶在。舊主情難了，新君命難違，在此“兩難”之中，嚴尚書只能以“夜縊於驛亭中”自處，這也很能說明建文帝在那個階段的“敏感度”。
朱棣死後，進入建文帝的相對“敏感期”。
朱棣死於1424年秋，繼承皇位的是朱高熾。《綱鑑易知錄》記載：“是年冬十一月，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對於建文帝的感受，朱高熾顯然與朱棣有別。慘死於朱棣之手的“方孝孺輩”都由“奸黨”而變成“忠臣”並予以“寬典”，朱高熾此舉無疑是一個信號，標誌著建文帝的“敏感度”開始降溫。建文帝對此是有預感的，《綱鑑易知錄》記載：“是年冬十月，建文帝下江南。至史彬家。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漏夜出走二十餘年以來，建文帝見諸史冊的，“下江南”是首次，直接到故人之家也是首次，這或許也叫“春江水暖鴨先知”罷。例如，他敢“至史彬家”，至少看準了這樣兩點：一是史彬不會因為他這個敏感人物的出現而遭難；二是史彬不會因為要保全自己而將他這個敏感人物拒之於門外。
敏感度的降溫，並非敏感期的消失。朱高熾固然不是朱棣，卻也是朱棣的直接繼承人，且參與了“靖難之變”。對此，建文帝當然也有準確的估量。朱高熾當皇帝僅一年便命歸黃泉。“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也少如意也’”，《綱鑑易知錄》的這條記載折射著建文帝當時的心態。繼承明仁宗朱高熾的朱瞻基已是朱棣的孫子，在位10年，1435年去世，朱祁鎮即位，是為英宗。
朱祁鎮即位之後，已近建文帝的敏感消彌期。
英宗正統五年，即1440年，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建文帝被執赴京師”。《綱鑑易知錄》是這樣記載的：“建文帝好文章，能為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英，大言曰：‘吾建文帝也。’英大駭，聞之藩司，因系僧，並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這段文字記載，透露兩個信息。一是建文帝的詩會為“同寓僧”所竊，此僧會向官府中人自稱“吾建文帝也”，可見建文帝的“敏感期”正在消弭；二是從“英大駭”，“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看，建文帝的“敏感期”又尚未完全消弭。
僧是“假冒”的，那年齡先就不對——“僧稱年九十餘”，建文帝方才六十四歲——但他說的理由——“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卻未必不能成立。所以，與其說是此僧假冒建文帝，不如說他與建文帝演了一出雙簧。要不，建文帝不會自投羅網，一直保護建文帝的程濟也不會不設法擺脫了這個惹事生非的和尚。在假建文帝探出當局的底線之後，真建文帝就“白其實”了，於是就有“御史密以聞”，就有老太監吳亮與建文帝相見之後的確認，就有皇室的“迎建文帝入西內”。一個“迎”字，表明了朱明皇室對於建文帝的接納。至此，建文帝的“敏感期”已基本消弭。難怪程濟聽說此事後會嘆息說：“今日方終臣職矣！”
三十九年過去，皇帝已經換了幾任，八歲時即位的朱祁鎮已是朱棣的玄孫，儘管即位時才八歲，此時也才十五歲，但正在被人淡忘的建文帝已不可能對他那一把皇帝的交椅構成任何威脅，這是其“敏感期”消弭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時，政治敏感點也在悄悄發生變化。再過若干年，就有“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接踵而來。新的敏感人物即將出現，哪能讓三十九年前的敏感人物一直敏感下去？
《綱鑑易知錄》的最後交代是：“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對於尷尬的當局而言，這“不封不樹”四字，倒是不失為明智的選擇——畢竟，他們已經都是朱棣一脈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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