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2013年8月, 王澍在中央電視臺一個題為《叛逆的征途》的講演中說：在研究生畢業後的十年中，“我作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築，在這個過程中，我向匠師學習，工人每天八點鐘上班，晚上十二點下班。我從第一天開始，每天八點鐘到場，晚上十二點與工人一起下班，……我當時就想，一定要看清楚工地上每一根釘子是怎樣釘進去，全部要看清楚 ，我們在學校沒有學動手做事，這個很重要。到今天我底氣十足，是因最低的底牌，我都摸過了。我學到了大量的東西，為我再出山，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王澍是2012年世界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獲得者。當代建築當然是非常個性化的，不同於傳統時代的普遍風格。即便如此，這個中國當代建築界最狂妄的叛逆者，如日中天的設計大師，自認為自己的底氣十足，是因為他在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里，每天跟工人在工地一起吃飯，眼睛一直“要看清楚工地上每一根釘子是怎樣釘進去。”
朱啟鈐與周恩來
一百年前，幾乎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另一個聲名顯赫的大人物身上。朱啟鈐（1872～1964），1903年任京師大學堂譯書館監督。後歷任民國內閣交通部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內閣內務部總長、京都市政督辦。為了市政改造，他對土木營造格外用心，但當他想有所作為時，才明白被視為“匠人之術”的古代土木工程，歷來依靠工匠的師徒口口相傳，無人以文字和圖繪認真記載。文獻中偶有零星記載，“專門術語，未必能一一傳之文字。文字所傳，亦未必盡與工師之解釋相符……歷代文人用語，往往使實質與詞藻不分，辨其程限，殊難確鑿。” “曏者已雲營造學之精要，幾有不能求之書冊，而必須求之口耳相傳之技術者。然以歷來文學，與技術相離之遼遠。此兩界殆終不能相接觸。” （朱啟鈐：《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一卷一期）。
於是，這位政商大佬徑直去求教民間藝匠，“所與往還者,頗有坊巷編氓,匠師耆宿。聆其所說,實有學士大夫所不屑聞,古今載籍所不經覯。而此輩口耳相傳,轉更足珍者。於是蓄志旁搜,零聞片語,殘鱗斷爪,皆寶若拱璧。”煌煌中華古代建築，宏偉精麗之觀，今日回首，何其輝煌，拍拍腦袋一想，也應該是文化人參與指導、親自設計。但歷史的真實就是那麼殘酷。建築營造和木器匠作一樣，匠師與士人間的隔膜之大，距離之遙，令人匪夷所思。
在這個盛產上智下愚、重道輕器的“文人情懷”國度中，與古代建築相關的文獻，留與後人的是，“則隱約之印象，及美麗之詞藻，調諧之音節耳。讀者雖讀破萬卷，於建築物之真正印象，絕不能有所得。”（梁思成語）
梁思成與林徽因
上世紀三十年代 ，我國古代建築研究處於篳路藍縷之時，梁思成指出：“蓋建築之術，已臻繁複，非受實際訓練，畢生役其事者，無能為力，非若其它文藝，為士人子弟茶餘酒後所得而兼也。然
匠人每暗於文字，故賴口授實習，傳其衣缽，而不重書籍。數千年來古籍中，傳世術書，惟宋清兩朝官刊各一部耳。此類術書編纂之動機，蓋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無準則，故製為皇室官府營造標準。然術書專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於文字之難，術語日久失用，造法亦漸不解，其書乃為後世之迷。”（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第一章序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面對古代建築學的空白，梁思成從故宮建築入手，博徵技師、請教名匠，耳聆手記，逐漸接近了中國古代建築的堂奧。1934年，其首部著作《清式營造則例》出版，這是中國文化人第一次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匠人之術”、“匠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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