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辭世。這些天，一直在捧讀王先生的幾本著作。2007年5月25日，曾與友人一同拜訪王先生。那天下午，春風和煦，斜陽照過芳草地，王先生精神尚好，九十餘年的波瀾人生境遇化作一個半小時的談笑，令我輩頗多感慨。巧得很，那天正是王世襄先生93歲生日。
三位文博前輩
話題是從梁思成先生開始的。梁、王兩家是世交。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門生。王先生的這位伯祖是清光緒三年丁丑科狀元，任過鎮江、蘇州知府，是一位清官，曾諫阻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繕頤和園。王世襄的長兄王世富和梁思成是清華學校的同學，同時留美。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嫻是王先生的母親金章女士的好友。此外，梁先生的外甥周同軾和王世襄不僅是燕京大學同學，還是同室好友。因此，1943年冬，已於兩年前從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的王世襄南下求職，與梁思成在重慶相遇，彼此一見如故。
南下謀生的王世襄，在首選志願——到故宮博物院從事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時尚無法實現，第二志願——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遭到所長傅斯年的拒絕後，作為引薦人的梁思成對王世襄說:“你的志願是搞美術史，如果對古建築有興趣，可以到中國營造學社邊學習邊工作，職位是助理研究員。”就這樣，王世襄在李莊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
在營造學社期間，一方面他和同事一同進行野外調查工作，另一方面則認真閱讀古代典籍《營造法式》、清代工匠則例等，這些內容對他日後從事髹漆和明式傢俱研究有很大的幫助。此外，王世襄還協助梁思成完成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中英文校注工作。王先生回憶說:思成先生長我十幾歲，論世交是平輩，論學古建築是我的啟蒙老師。
第二位是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交通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的朱啟鈐先生(字桂辛，號蠖公)。在繁忙政務之餘，朱桂老對祖國文化十分重視。在他的策劃下，存放在熱河行宮的清廷文物得以運回北京，併成立古物陳列所。這是我國最早的藝術博物館。王世襄的大舅、著名畫家金城當時即是桂老的屬下，參與了古物陳列所的籌備工作。此外，中國營造學社最開始是朱啟鈐自己出資創辦的。1945年日軍投降後，王世襄赴京任職，行前梁思成囑咐他到京後即拜見朱啟鈐，彙報營造學社在李莊的情況。王先生回憶說，到京後，朱桂老多次召見他，常常是一個電話就把他叫去了。桂老提到了一本書——我國僅存的一部漆工專著，明黃成撰、楊明注的《髹飾錄》。日後，王世襄花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了《髹飾錄解說》，了卻了朱啟鈐先生的心願。
第三位是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馬衡和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是南洋公學時的同學，兩人交情深厚。故宮文物南遷之前，馬衡在北平期間，聘請王繼曾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顧問一職，每逢有外賓參觀故宮時，王繼曾都要被邀請前來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曾代譯並擬復。王世襄回憶說:“我從小就知道有這麼一位馬老伯，馬衡先生也曾幾次對我說:‘我是看著你長大的。’”1943年，王世襄南下求職，首先拜見的就是馬衡。當時的王世襄立下了終生為故宮服務的志願，只是在抗戰期間，尚一時無法實現。誰曾想，人生際遇並非想象的那樣簡單。
兩次人生轉變
王先生出生於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孩提時代的王世襄，受到多方面的教養，但頑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張揚。王世襄自己曾在文章中寫道:“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王先生有一個哥哥叫王世容，聰明好學，頗受親朋喜歡。而他則頑皮淘氣，不肯唸書，到處惹禍。世容不幸10歲時病故，親戚們都說“可惜死了一個好的”。這樣，母親對王世襄不免開始放縱溺愛。“但有一個原則，凡對身體有益的都准許玩；有害身體的，則嚴加管教，絕對不許可”。
1939年春，母親金章病逝，給王世襄很大的震撼。他深感玩了多年，很讓父母傷心失望，絕不能繼續放任自己。這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從此摒棄一切玩好，專心學業。王世襄說:“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個大轉變。”因受家庭影響，他對中國美術史感興趣，上報的論文題目為《中國畫論研究》。1941年6月，王世襄以《中國畫論研究》(先秦至宋代)一文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園被日軍佔領，王世襄回到城內家中，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完成了《中國畫論研究》元明清部分的撰寫。
1945年8月日軍投降後，在梁思成、馬衡二位先生的推薦下，王世襄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北上開展追還被敵偽劫奪的文物。在“清損會”平津區代表、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的領導和朱啟鈐先生策劃下，從1945年11月至1947年初一年多的時間裡，共為國家追回七批文物、古籍，分別是:調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收購郭觶齋藏瓷；追查收回美軍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的瓷器；搶救朱啟鈐存素堂絲繡；接收溥儀存在天津張園保險櫃中的一批文物；接收海關移交德孚洋行的物品；從東京運回被日本掠奪的107箱古籍。有關詳情，王先生寫有《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的文章。
拜訪時，王先生饒有興趣地講述了在追索文物中得到“宋氏兄妹”幫助的情況。收購郭觶齋藏瓷時，郭的後人同意由公家收購，但經費沒有著落。正在無法進展之時，一天王世襄接到朱啟鈐的電話，告知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將要來訪，讓他趕快把辦理楊寧史青銅器和郭觶齋藏瓷多方受阻的經過，寫成“節略”，等宋來時當面呈交。後來宋子文看到“節略”，表示馬上辦理。最終郭觶齋藏瓷由宋子文批准出資收購，從郭家運到故宮，存入延禧宮庫房。存素堂絲繡原為朱桂老購藏，後經張學良介紹，在得到今後不能賣給外國人的承諾後，以20萬元的價格售與東北邊業銀行。“九一八”事變後，這批絲繡被偽滿定為“國寶”。1946年5月，長春被解放軍包圍，朱啟鈐擔心絲繡被戰火毀掉，憂心忡忡。一天傍晚，他打電話讓王世襄速來家中，告訴他宋美齡經北平到東北，讓他趕快用“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和王世襄個人的名義，寫一個呈文，極言這批絲繡的重要，請宋美齡幫忙轉移到安全地點。王世襄照此辦理，呈文送給桂老，桂老略作修改後，讓王世襄重新謄抄了一遍。桂老設法轉交宋美齡。後來，在宋美齡的干預下，這批絲繡被空運到京，存放進中央銀行保險庫。
1947年2月，經過長途跋涉，王世襄將被日軍劫奪的107箱善本圖書運送回上海，鄭振鐸派謝辰生、孫家晉到碼頭迎接。所有交接手續辦理完畢後，3月初，王世襄到一直心嚮往之的故宮博物院報到，擔任古物館科長。1948年6月，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院長馬衡派王世襄赴美國、加拿大參觀、學習。1949年8月中旬，回到故宮。這時，距離新中國開國大典不到兩個月。
1952年，正在廣西南寧參加土改的王世襄和其他故宮人員，被急電召回。下火車不準回家，在故宮暫住一夜，次日晨全院人員分送東嶽廟、白雲觀參加“三反”運動集中學習。因為“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的身份和追回大量國寶的“特殊經歷”，王世襄成為故宮“三反”運動中重點清查的對象，理由是“國民黨接收大員沒有不貪汙的”，並且還勒令他揭發院長馬衡的問題。在東嶽廟輪番“轟炸”四個月後，又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審查10個月。王先生回憶說，在看守所他是38號，有一天聽到喊“56號”，聲音頗像同樣被審查的朱家溍，此後幾次聽到應聲，知道老友也到了看守所。出獄後兩人見面，談起遭遇，朱對王說:“你是38號。”
審查結果，沒有貪汙盜竊問題，釋放回家。但誰曾想，卻收到原單位公函，被開除公職，令去勞動局登記，自謀出路。在家養病一年後，王世襄到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後來吳孟超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想把王世襄調回故宮，“音研所”兩位所長不同意，王未表態，最終未成。但吳院長看重王世襄的才華，發給他三個聘書。後來，王世襄在“音研所”被劃為右派，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到中國文物研究所工作，但隨後而來的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王世襄的“故宮夢”就此打住。談到這段不公正待遇，王先生說:“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個轉變，故宮把我開除了，我只好把終生為故宮服務的志願，改為終身研究中國文化。”
經歷了“三反”和“反右”，王世襄堅定了“自珍”的道路，即“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平心靜氣，不亢不卑”，“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
一個歸宿
芳嘉園小院是王家的老宅，本是一個環境幽靜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樂趣。“文革”當中，小院成為八家人居住的大雜院，只可惜了王先生所藏的明清傢俱。黃苗子夫人鬱風曾寫道:“那些本該陳列在博物館中的精美明式傢俱竟然是擠在一堆，高條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層一層套著。光滑而顯露木紋的花梨長方桌上，放著瓶瓶罐罐，吃剩的麵條，半碗炸醬。紫檀雕花、編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寢的地方了。大書案邊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樣帶腳凳的大圈椅，而那結構精美的明代臉盆架上搭放著待洗的衣服。”
唐山大地震後，小院中的居民搬到日壇公園搭帳篷居住，王世襄不願離開他的這些寶貝，乾脆躺進紫檀大櫃睡覺，而且還不怕“屋破雨漏”。
後來情況越來越糟糕。堆放這些傢俱的三間北屋後牆，正是後院五家住戶所搭的小廚房的後牆。這些小廚房都用油氈覆頂，距離北屋房簷只有三尺，一旦有一家廚房不慎失火的話，北屋連同這些歷時數十年收藏的明式傢俱都將付之一炬。此外，房管局安排搬來的住戶，是一個白鐵匠，整天打鐵、焊洋鐵壺，他的老婆則撿拾垃圾，堆得滿院都是。面對如此境況，王世襄多次到街道辦事處、房管局和文物局反映，有關部門派人查看後，送來幾個滅火器，實質問題並未得到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王先生只有考慮搬家了。恰巧此時，上海博物館修建完工，且闢有專門的傢俱展廳，只是沒有一件傢俱可供展出。幾經輾轉，香港的莊貴侖欲購買王世襄所藏明清傢俱，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以紀念他的先人。王世襄明確表示，只要出資者購買所藏傢俱後一件不留，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同意這個條件，收入《明式傢俱珍賞》中的傢俱他也一件不留，而且不講價錢，只要對方所出資金能夠在北京購買一處居所就行。最終各遂心願。1993年，莊先生買下王世襄所藏79件明式傢俱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而王世襄也用莊先生所出——僅是當時國際行情的十分之一的資金購買了位於芳草地的新居。當然，最讓王世襄感到欣慰的，是這蒐集了40餘年的79件心愛之物有了一個永久安定的家。
談起這件往事，王先生說，若按當時與莊貴侖的約定，自己所藏四把一堂之牡丹紋紫檀大椅，只有一把兩次出現在《明式傢俱珍賞》圖錄中，其餘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約定不必捐獻出來。而他不願拆散它們，四把明代精品擺在一起實在難得，因此便毫不猶豫地全部拿出捐贈了。此外，《珍賞》中還有一件“黃花梨小交杌”，並不算在捐贈數中，因這之前已把它送給楊乃濟先生了。幾年後，楊先生又將這件傢俱送還，王世襄又無償捐給上海博物館。這樣，上海博物館所展出的儷松居主人舊藏傢俱就成了完整的80件。
另一個歸宿
王先生夫人袁荃猷女士，自幼受傳統文化滋養，有幸師從汪孟舒先生學習書法、繪畫和古琴藝術，並得到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悉心傳授。1940年，在燕京大學教育系讀書的袁荃猷為準備畢業論文，打算編一本中小學國畫教材，因為沒有合適導師，教育系主任周學章介紹她去找王世襄指導。這是他們愛情的開始。王世襄到李莊營造學社後，兩年時間裡從未停止過給留在北平的袁荃猷寫信。1945年冬，兩人喜結連理，並從此共同走過了琴瑟和鳴、相濡以沫的58年的婚姻生活，經歷了人生的磨難和同喜共憂。
談到夫人，王先生講起兩則笑話。幹校期間，因有同志勸告袁荃猷“向組織坦白王世襄的問題”，而她始終認為丈夫抗戰後清理追繳文物的事情清清楚楚、對工作滿腔熱忱卻遭遇不公，長時間的焦慮患了精神分裂症，病倒在團泊窪幹校。1972年，幾經周折，在咸寧幹校的王世襄才被批准可以前往探親。不料，就在他到達團泊窪的第二天上午，軍宣隊團部發來三封加急電報，令他“速返”！他只好立即返回咸寧。事後三個月，他才弄清楚原委。原來，軍宣隊從報紙上看到黑格訪華，因怕王世襄與這位美國高官聯繫，故急電將他召回幹校。王世襄先生笑著說:“軍宣隊實在是太抬舉我了。別說是‘黑鴿’，就是‘白鴿’我也不認識！”
1983年，王世襄被確定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報紙上刊登名單時，誤將王世襄的“世”字印成了士大夫的“士”。王先生說:“看報紙時，我老伴兒在一旁說:‘甭說是錯了，就是寫對了也不是你。’”
王世襄回憶說:“荃猷深明大義，在工作上對我的幫助，盡人皆知。思想上的幫助尤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宮開除後，她提出一定要堅強，對能否堅強的道理，更是一語中的。她說:‘堅強要有本錢，本錢就是自己必須清清白白，沒有違法行為，否則一旦被揭發，身敗名裂，怎還能堅強？！你有功無罪，竟被開除公職，處理不公問題在上級，因此我們完全具備堅強的條件。’我們從此時起探討選擇今後要走的一條正確人生道路。”
2003年10月29日，夫人袁荃猷去世。回憶舊日生活，王先生深感對不起夫人。他寫了多首詩，悼念夫人，追懷他們共同走過的人生歲月，如:
君刻大樹圖，我賦大樹歌，
相濡復相勖，歲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餘生待若何！
五十八年多禍患，
苦中有樂更難忘。
西山待我來歸日，
共賞朝霞與夕陽。
而今，兩位長者都離我們而去。
（《人民政協報》20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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