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電影《我不是藥神》劇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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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
40輛貼著“華為搬遷專用車”字樣的貨運車，整齊有序的開離坂雪崗的華為基地，它們的目的地是40公里之外的松山湖。
這樣我想起了21年前的這一天凌晨：
載著駐港部隊的連綿車龍，通過皇崗口岸，緩緩開進香港地域，承載著歷史屈辱和新時代光榮和夢想的香港，在這一天，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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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500輛大巴載著2700名華為研發團隊的員工，奔赴同一個目的地，成為華為松山湖總部的第一批進駐員工。
擾攘多年的“華為撤離”，再一次成為現實，只是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前撤出的更多是生產和製造部門，而這一次，離開的，是代表這家全球領先的IT供應商的“超級大腦”，並且，這還只是第一批。
和以往每一次關於“華為跑了”的話題一樣，這次搬遷舉動，也引起了眾多主流媒體和產經大號的強烈關注，以及普羅大眾的種種非議。
智谷趨勢+正和島+虎嗅網等多個國內產經大號陸續發佈文章，直指深圳的高房價高成本之困，以及面臨的產業空心化的“中年危機”……震耳欲聾，也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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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華為的“鄰居“以及上一輪“別讓華為跑了”的始作俑者，瑞先生對於華為研發部門的離開，自然深表惋惜和遺憾。
但華為的外溢，也為我們從新審視深圳的現在和未來、以及大灣區的融合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角：
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深圳的“高成本“是不可逆的。
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香港、上海……每一個世界級的中心城市，都是“高成本”的，並且成本還會越來越高，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脫離了這個基本事實，去討論深圳的發展和未來，不具備可操作性，也沒有任何的現實意義。
華為的撤離，以及更早前的富士康產能的大轉移，也都是基於這一個不可逆的現實。並且在資源配置日益全球化的格局下，企業及產能的流動無可避免。
深圳也不可能退守到依靠土地和勞動力紅利發展的九十或八十年代。而是要考慮在生活和營商成本越來越高、未來還將會更高的情況下，重塑城市的產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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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每一次產業的轉移，對深圳來說都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
回顧改革開放40年和深圳38年的城市發展史，也是“產業轉移”的變遷史。
80年代，承接港臺和東南亞產業轉移的三來一補，為深圳的產業和城市發展奠定了基礎；
90年代中後期，深圳迎來第一次自主性的騰籠換鳥，加工業逐步撤離，重點培育高新產業，華為、騰訊等企業都誕生在這個時期。
進去21世紀，在《深圳你被誰拋棄？》的大討論的語境中，深圳四大支柱產業進一步清晰，並大力推動文化產業。
回望過去，深圳不僅把握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機遇，很好的完成了國家賦予的試驗田和窗口的使命，也在每一次“被拋棄”的警示中，通過自身戰略的不斷調整和優化，創造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深圳速度和奇蹟。
放眼未來，我們對深圳依然應該充滿信心，這裡不僅有著最市場化的土壤和良好政策環境，也是民營企業活躍度最高，並且充滿著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的移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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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前，我們正處於從城市發展到區域協同發展的新時期，也是深圳真正走向“成熟”的開始。
在華為終端和研發部門撤離深圳的同時，規模高達150萬平米的華為坂田總部，已落實規劃。
深圳總部+職能外溢，將會成為越來越多深圳大型企業的必然選擇，深圳也將會越來越“美國化”：如蘋果和微軟，研發、生產、銷售部門遍佈全球，而這恰恰是美國強大而不是衰落的證據。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藍圖中，深圳的發展眼光也將從自身轉向區域融合的協同發展，尤其是港深莞惠的一體化進程。
如果對標東京灣區，我們則可以在更大的格局和版圖中，看到深圳的未來:就像東京23區一樣，深圳將越來越“輕資產化”，成為區域發展的龍頭和大腦。
佔據廣深莞科技創新走廊重要節點之一的松山湖，則更像灣區未來的“筑波”，而延創新走廊，最後形成珠江東岸的“京濱”和西岸的“京葉”兩大產業走廊。
這，才是更大更成熟也更具全球競爭力的“深圳”。
從這個角度來說：
華為的撤離，與其說是深圳的“中年危機”，不如說是深圳從關注個體發展，到帶動區域協同發展的成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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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級的IT龍頭，華為終端和研發總部進駐松山湖，不僅讓這個區域在創新走廊上變得更加炙手可熱，也帶動了相關產業鏈企業、以及科研、服務以及先進製造業資源的進一步聚集。
目前，已有數十家華為供應商及合作企業進駐松山湖。
而在華為落戶松山湖的幾乎同一時期，另一家深圳知名的製造業龍頭---中集集團也已佈局松山湖，其集裝箱總部已安家華為園區一路之隔的中集智谷。
作為中集產城的頭號作品——中集智谷不僅佔據松山湖的核心位置，並與華為松山湖總部一起構築起區域最強的科研和先進製造的“中華”板塊，而兩大產業龍頭對於產業鏈和配套資源的集聚能力，也將進一步提升區域對於科創型企業的吸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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