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2013年8月, 王澍在中央电视台一个题为《叛逆的征途》的讲演中说：在研究生毕业后的十年中，“我作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筑，在这个过程中，我向匠师学习，工人每天八点钟上班，晚上十二点下班。我从第一天开始，每天八点钟到场，晚上十二点与工人一起下班，……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看清楚工地上每一根钉子是怎样钉进去，全部要看清楚 ，我们在学校没有学动手做事，这个很重要。到今天我底气十足，是因最低的底牌，我都摸过了。我学到了大量的东西，为我再出山，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王澍是2012年世界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当代建筑当然是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普遍风格。即便如此，这个中国当代建筑界最狂妄的叛逆者，如日中天的设计大师，自认为自己的底气十足，是因为他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每天跟工人在工地一起吃饭，眼睛一直“要看清楚工地上每一根钉子是怎样钉进去。”
朱启钤与周恩来
一百年前，几乎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另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身上。朱启钤（1872～1964），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民国内阁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阁内务部总长、京都市政督办。为了市政改造，他对土木营造格外用心，但当他想有所作为时，才明白被视为“匠人之术”的古代土木工程，历来依靠工匠的师徒口口相传，无人以文字和图绘认真记载。文献中偶有零星记载，“专门术语，未必能一一传之文字。文字所传，亦未必尽与工师之解释相符……历代文人用语，往往使实质与词藻不分，辨其程限，殊难确凿。” “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
于是，这位政商大佬径直去求教民间艺匠，“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煌煌中华古代建筑，宏伟精丽之观，今日回首，何其辉煌，拍拍脑袋一想，也应该是文化人参与指导、亲自设计。但历史的真实就是那么残酷。建筑营造和木器匠作一样，匠师与士人间的隔膜之大，距离之遥，令人匪夷所思。
在这个盛产上智下愚、重道轻器的“文人情怀”国度中，与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留与后人的是，“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调谐之音节耳。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梁思成语）
梁思成与林徽因
上世纪三十年代 ，我国古代建筑研究处于筚路蓝缕之时，梁思成指出：“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它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然
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数千年来古籍中，传世术书，惟宋清两朝官刊各一部耳。此类术书编纂之动机，盖因各家匠法不免分歧，功限料例，漫无准则，故制为皇室官府营造标准。然术书专偏，士人不解，匠人又困于文字之难，术语日久失用，造法亦渐不解，其书乃为后世之迷。”（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一章序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面对古代建筑学的空白，梁思成从故宫建筑入手，博征技师、请教名匠，耳聆手记，逐渐接近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堂奥。1934年，其首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出版，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匠人之术”、“匠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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