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湧現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們學貫中西，渴望用筆桿子喚醒一代人，救世於苦難。他們單純，他們學做學問，他們也學做人，他們渴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改變不了歷史長河既定的方向，他們只求為當下的青年學子帶來精神上的振奮，使他們不至於被國仇家恨壓彎了腰。
細數民國翻譯那代人，且聽鄙人慢慢道來。
說起民國翻譯家，就不得不說到林紓。可以說他簡直是翻譯界的一個異類，他不懂外文，但是他一生卻翻譯了譯作180餘種。1897年，他與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這可以說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他是一位近代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翻譯家，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半路出家的翻譯家。
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閒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這一年對於林紓來說是很關鍵的。因為他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於仕途，專心致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可以說，林紓步入譯界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當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紓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紓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紓捧著《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
《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著林紓沿著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之後短暫的27 年生命裡，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幗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符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
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紓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林譯小說的譯筆有其獨自的特色和成功處。如所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他的譯筆一般輕快明爽。
林紓譯書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
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讚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於"刻畫市井卑汙齷齪之事"，善敘"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竇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
又說《紅樓夢》雖亦"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通過用《史記》、《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他在《不如歸序》裡，稱德富健次郎"夾敘甲午戰事甚詳。餘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又說："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藝術技巧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感動讀者，加上他憑著自己的文學素養，用來補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譯作竟勝過有些原作。他藉助他人口譯來翻譯的小說，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
林紓的翻譯亦被認為有不足之處。錢鍾書在收錄於《七綴集》中的《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評論道：“林紓近30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鬆懈，使讀者厭倦。”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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