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民國期間,是中國文化與西方舶來文化對話頻繁,兼容幷蓄的時代。今日的你我回憶民國時代,總有說不完的人文趣事、學術更新,以及才子佳人的風月往事。我們回顧歷史,品味過往,要能夠抓住歷史的一個瞬間,從這個瞬間去體悟當時的精神全貌。說到這裡,我們不妨將民國的風月趣事,定位在當時方興未艾的翻譯事業上,以此品讀當時學人的趣聞趣事。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佛門譯師鳩摩羅什與玄奘法師的雕像


▐ 歷史上,從翻譯佛經掀起的漢文翻譯事業

如果說起民國時期的翻譯事業,恐怕還要從漢文翻譯的濫觴說起。發軔最早,也最具規模的漢文翻譯,可以追溯到翻譯佛經的事業上。佛教從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從東漢到魏晉,當時的士人能夠閱讀到的佛門經典,大體還是用老莊思想解釋過來的,這種以老莊解讀佛經的方法,在當時有個專門的稱呼,叫做“格義”。這種格義形式的文本翻譯,可以看做漢文翻譯工作的原初形態。隨著當時佛教譯師翻譯水平的進步,比如姚秦時期的龜茲國譯師鳩摩羅什,在他的門下集合了當時南北方出色的僧才,這些僧才有善於邏輯思辨的,有善於文學潤色的,也有善於選材整合的。正是在這批僧才和鳩摩羅什譯師的共同努力下,《摩訶般若經》《大智度論》《法華經》等經論佛典被譯成了通暢明晰的漢文,由於鳩摩羅什是姚秦政權的國師,因此他將當時的漢文稱作“秦言”。


如果說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的翻譯,是傾向於清曉通暢的文本意譯。唐代的玄奘法師所翻譯的佛門經典,則更加傾向於表意精確的直譯。玄奘法師之所以選擇直譯,是因為他著重翻譯的經典,是唯識學論典,比如《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這類論典近似於佛學認識論,需要邏輯清晰,易於把握。正是因為歷史上有過大規模翻譯佛經的先例作為參考,因此民國學者在翻譯西方著作的時候,也就有了一定標準的取捨。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譯者嚴復與他的《天演論》譯著


▐ 信、達、雅,嚴復提出的翻譯理念

今天我們說起翻譯的理念,無論是翻譯古文,還是翻譯外文,都要遵循信達雅的規範。這種規範的提出者,就是歷經清末與民國時期的翻譯家嚴復。嚴復曾留學英國,就讀過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英國海軍的教育訓練,具有一定的古典軍事貴族傳統,需要掌握相應的社會學和人文學術修養。這種人文通識素養,對嚴復的影響非常大。

《論語》有言,“君子不器”。一個優秀的士君子,應該具備遊刃有餘的通識學養。當嚴復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等社會學專著之後,驚訝的發現亞當·斯密並非專職的經濟學家,當時與亞當·斯密交情很好的大衛·休謨、愛德華·吉本也都不是專職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君子不器”的治學理念,似乎在英國的學問家這裡,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印證。

英國學問家的出色表現,也讓嚴復鬥志滿滿。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聰慧的嚴復開始著手他的翻譯工作,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理念,也是這個階段的心得總結。經過一番努力和自身不凡的學術積累,嚴復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巧譯成《原富》;將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譯成《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便出自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中。後世有人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當做達爾文進化論的口號,其實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誤會,因為《天演論》所表達的不是生物學上的進化論,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儘管這種學說後來也遭到了批判,但嚴復在翻譯的時候,也採取了一些巧妙的做法。嚴復在回國以後,被清朝授予文科進士的出身,這個半新不舊的功名,似乎也成了嚴復身處清末民初的一個矛盾總結。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不懂外文的譯者林紓


▐ 不懂外文,卻成為翻譯家的趣事

如果今天說有一位翻譯家,他不懂外文,想必很多朋友都會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其實,在民國那會兒,大家同樣會感到驚詫。當時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公案,說南海康聖人非常喜愛兩位翻譯家的作品,於是就寫了首詩讚嘆之,詩中寫到“譯才並世數嚴林”。換到旁人,能得到康南海的讚許,恐怕早就躲在被窩裡偷著樂了,可這首詩傳到嚴、林二人的耳朵裡,兩位譯師紛紛表示,不願意與對方為伍。這裡的嚴、林二人,就是嚴復和林紓。關於嚴復,上文已經說了許多。這位流過洋的學者,諷刺林紓說,哪有一點外文都不會的“譯才”;而林紓呢,從來就沒把自己當成翻譯家,人家心裡最中意的,還是自己的古文造詣,自己幹翻譯,純屬是玩票,說他是“譯才”,就像說魯迅先生是醫學家一樣,多少有些本末倒置。

不過,即便是林紓本人不太在意自己的“翻譯”作品,可掩蓋不了他的譯著火了的現實。說起林紓這“翻譯”,其實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再創作。林紓本人古文功底很好,尤其愛好杜工部詩,和歐陽修的散文,他的古文底子實話實說沒能促成他成為一位出色的傳統文人,因為這些功底在當時來說,是大部分清末民初學者的童子功。可林紓的精巧之處,就在於他能夠靈活的取長補短。林紓這個人很有意思,在晚晴那會兒,他中過舉人,他的“翻譯”基本要藉助一位精通外文的朋友作為搭檔,這位搭檔將一邊譯講外文小說原著,林紓就用傳統章回小說的技法,將小說進行本土化再加工,到了民國年間,北大的蔡元培先生大力提倡白話文,這時候的林紓就很力不從心了。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林紓將《茶花女》翻譯成《巴黎茶花女遺事》,很有秦淮風韻


儘管的林紓的翻譯,在今天看來確實少了些嚴謹,不過恰恰因為他對古文的語感還不錯,加之有一定的藝術功力,他很多譯作還是影響了一些人的。他的譯作之中,《巴黎茶花女遺事》算是一部比較經典的譯本,誕生於法國通俗文學家小仲馬筆下的茶花女,在林紓筆下頗有些秦淮八豔的風韻。其他像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狄更斯、塞萬提斯等文學家的作品,也有不少是經由林紓的翻譯,才被國人所知曉的。當時還有一些譯者,堅持以林紓提倡的文言方式翻譯小說,比如阿拉伯文學作品《一千零一夜》在當時就被奚若以文言的形式譯成了《天方夜譚》,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被伍光建以文言的筆法譯成了《俠隱記》。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林紓所譯的《魔俠傳》,其實是塞萬提斯名著《堂吉訶德》的文言譯本,該譯本對金庸影響和大


林紓譯作的受益者有很多,比如當時的國學通儒錢穆先生就很喜歡林紓的作品,在錢穆的《中國文學史》中,就對林紓有所讚歎。林紓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翻譯成《魔俠傳》,以及伍光建所譯的《俠隱記》,直接影響了一位新派武學作家,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在回憶自己年輕時的閱讀經歷時,對這兩部作品給予了不俗的評價。


民國初年的翻譯風尚

新派武俠作家金庸先生,是民國文言小說譯著的受益者


▐ 今人如何翻譯出優質的譯作

筆者是一位有著豐富對外漢語教學的學者,在與漢學家交流心得的時候,一位來自伯克利分校友人的話,很值得今天的譯者重視。這位友人能夠熟練閱讀鳩摩羅什的佛經譯本,以及古代的章回體小說,她在談及今天的翻譯事業時,建議從事翻譯工作的譯者,在熟練掌握外文的同時,一定要先有良好的國文功底,否則即便能夠熟練流暢的譯出外文文本,但這種文本由於缺乏國文的點睛潤色,看起來會像一份報告說明,缺乏審美上的真切體驗。今天再去審視民國初年的林紓,儘管他的譯本並不能算是盡善盡美,但林譯本中的審美體驗,的確還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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