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民国期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舶来文化对话频繁,兼容并蓄的时代。今日的你我回忆民国时代,总有说不完的人文趣事、学术更新,以及才子佳人的风月往事。我们回顾历史,品味过往,要能够抓住历史的一个瞬间,从这个瞬间去体悟当时的精神全貌。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将民国的风月趣事,定位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翻译事业上,以此品读当时学人的趣闻趣事。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佛门译师鸠摩罗什与玄奘法师的雕像


▐ 历史上,从翻译佛经掀起的汉文翻译事业

如果说起民国时期的翻译事业,恐怕还要从汉文翻译的滥觞说起。发轫最早,也最具规模的汉文翻译,可以追溯到翻译佛经的事业上。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从东汉到魏晋,当时的士人能够阅读到的佛门经典,大体还是用老庄思想解释过来的,这种以老庄解读佛经的方法,在当时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格义”。这种格义形式的文本翻译,可以看做汉文翻译工作的原初形态。随着当时佛教译师翻译水平的进步,比如姚秦时期的龟兹国译师鸠摩罗什,在他的门下集合了当时南北方出色的僧才,这些僧才有善于逻辑思辨的,有善于文学润色的,也有善于选材整合的。正是在这批僧才和鸠摩罗什译师的共同努力下,《摩诃般若经》《大智度论》《法华经》等经论佛典被译成了通畅明晰的汉文,由于鸠摩罗什是姚秦政权的国师,因此他将当时的汉文称作“秦言”。


如果说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的翻译,是倾向于清晓通畅的文本意译。唐代的玄奘法师所翻译的佛门经典,则更加倾向于表意精确的直译。玄奘法师之所以选择直译,是因为他着重翻译的经典,是唯识学论典,比如《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这类论典近似于佛学认识论,需要逻辑清晰,易于把握。正是因为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先例作为参考,因此民国学者在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也就有了一定标准的取舍。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译者严复与他的《天演论》译著


▐ 信、达、雅,严复提出的翻译理念

今天我们说起翻译的理念,无论是翻译古文,还是翻译外文,都要遵循信达雅的规范。这种规范的提出者,就是历经清末与民国时期的翻译家严复。严复曾留学英国,就读过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英国海军的教育训练,具有一定的古典军事贵族传统,需要掌握相应的社会学和人文学术修养。这种人文通识素养,对严复的影响非常大。

《论语》有言,“君子不器”。一个优秀的士君子,应该具备游刃有余的通识学养。当严复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等社会学专著之后,惊讶的发现亚当·斯密并非专职的经济学家,当时与亚当·斯密交情很好的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也都不是专职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君子不器”的治学理念,似乎在英国的学问家这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证。

英国学问家的出色表现,也让严复斗志满满。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聪慧的严复开始着手他的翻译工作,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理念,也是这个阶段的心得总结。经过一番努力和自身不凡的学术积累,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巧译成《原富》;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译成《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便出自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中。后世有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做达尔文进化论的口号,其实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因为《天演论》所表达的不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这种学说后来也遭到了批判,但严复在翻译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做法。严复在回国以后,被清朝授予文科进士的出身,这个半新不旧的功名,似乎也成了严复身处清末民初的一个矛盾总结。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不懂外文的译者林纾


▐ 不懂外文,却成为翻译家的趣事

如果今天说有一位翻译家,他不懂外文,想必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在民国那会儿,大家同样会感到惊诧。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公案,说南海康圣人非常喜爱两位翻译家的作品,于是就写了首诗赞叹之,诗中写到“译才并世数严林”。换到旁人,能得到康南海的赞许,恐怕早就躲在被窝里偷着乐了,可这首诗传到严、林二人的耳朵里,两位译师纷纷表示,不愿意与对方为伍。这里的严、林二人,就是严复和林纾。关于严复,上文已经说了许多。这位流过洋的学者,讽刺林纾说,哪有一点外文都不会的“译才”;而林纾呢,从来就没把自己当成翻译家,人家心里最中意的,还是自己的古文造诣,自己干翻译,纯属是玩票,说他是“译才”,就像说鲁迅先生是医学家一样,多少有些本末倒置。

不过,即便是林纾本人不太在意自己的“翻译”作品,可掩盖不了他的译著火了的现实。说起林纾这“翻译”,其实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再创作。林纾本人古文功底很好,尤其爱好杜工部诗,和欧阳修的散文,他的古文底子实话实说没能促成他成为一位出色的传统文人,因为这些功底在当时来说,是大部分清末民初学者的童子功。可林纾的精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灵活的取长补短。林纾这个人很有意思,在晚晴那会儿,他中过举人,他的“翻译”基本要借助一位精通外文的朋友作为搭档,这位搭档将一边译讲外文小说原著,林纾就用传统章回小说的技法,将小说进行本土化再加工,到了民国年间,北大的蔡元培先生大力提倡白话文,这时候的林纾就很力不从心了。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林纾将《茶花女》翻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很有秦淮风韵


尽管的林纾的翻译,在今天看来确实少了些严谨,不过恰恰因为他对古文的语感还不错,加之有一定的艺术功力,他很多译作还是影响了一些人的。他的译作之中,《巴黎茶花女遗事》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译本,诞生于法国通俗文学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在林纾笔下颇有些秦淮八艳的风韵。其他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塞万提斯等文学家的作品,也有不少是经由林纾的翻译,才被国人所知晓的。当时还有一些译者,坚持以林纾提倡的文言方式翻译小说,比如阿拉伯文学作品《一千零一夜》在当时就被奚若以文言的形式译成了《天方夜谭》,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被伍光建以文言的笔法译成了《侠隐记》。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林纾所译的《魔侠传》,其实是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的文言译本,该译本对金庸影响和大


林纾译作的受益者有很多,比如当时的国学通儒钱穆先生就很喜欢林纾的作品,在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中,就对林纾有所赞叹。林纾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翻译成《魔侠传》,以及伍光建所译的《侠隐记》,直接影响了一位新派武学作家,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在回忆自己年轻时的阅读经历时,对这两部作品给予了不俗的评价。


民国初年的翻译风尚

新派武侠作家金庸先生,是民国文言小说译著的受益者


▐ 今人如何翻译出优质的译作

笔者是一位有着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在与汉学家交流心得的时候,一位来自伯克利分校友人的话,很值得今天的译者重视。这位友人能够熟练阅读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本,以及古代的章回体小说,她在谈及今天的翻译事业时,建议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在熟练掌握外文的同时,一定要先有良好的国文功底,否则即便能够熟练流畅的译出外文文本,但这种文本由于缺乏国文的点睛润色,看起来会像一份报告说明,缺乏审美上的真切体验。今天再去审视民国初年的林纾,尽管他的译本并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但林译本中的审美体验,的确还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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