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探案第一次“來到”中國是”1896年，梁啟超創辦的 《時務報》從第6期開始連載《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今譯《海軍協定》），此後又刊登了3篇，分別是：《記傴者復仇事》（今譯《駝揹人》）、《繼父誑女破案》（今譯 《身分案》）、《呵爾唔斯緝案被戕》（今譯《最後一案》）。由此福爾摩斯正式來到中國。
《時務報》作為維新人士創辦的政治性刊物，正在為變法大造聲勢，登載的大多是與政治相關的內容，為什麼也登載福爾摩斯呢？其實，譯者的目的是向國人介紹西方的新奇事物。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科學、民主是中國最需要的。於是，偵探小說中驚險的情節、緊張的場面、科學的偵探方法、法制精神以及嚴密的邏輯推理，既能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又是倡導啟蒙的知識界需要的，真可謂兩全其美。當時，偵探小說是被當作教化工具來翻譯的。
但也有很多學者對大量翻譯福爾摩斯以及偵探小說表示反對。鄭振鐸認為，林紓翻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屬於二三流的毫無價值的書，是虛耗寶貴的勞力。魯迅也認為，那些包探案，“是隻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
雖然這麼多人反對，但1907年以後，整個中國譯壇竟成了偵探小說的世界，至少翻譯了400部偵探小說。而偵探小說中最主要的就是福爾摩斯。
1949年後，偵探小說被界定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定產物，福爾摩斯被全面否定，其探案集被當成“有害毒物”。但是，人們還是喜歡閱讀。情況反映到中共中央。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黃伊在《塵封已久的往事》中回憶：1955年肅反運動之前，中宣部、團中央和總工會聯合組成調查組，調查讀者喜歡讀什麼，發現人們確實喜歡讀福爾摩斯。於是他們決定尋找“替代讀物”來代替福爾摩斯，又繼續對既能吸引讀者、又是健康的讀物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是蘇聯的反特驚險小說。
這種小說的情節生動豐富，主人公既是英雄，又是歌頌新生的國家。於是，有關部門抽調了大批編輯、翻譯組成強有力的班子，專門翻譯出版蘇聯的反特驚險小說。
雖然如此，福爾摩斯並沒有完全消失。剛成立不久的群眾出版社，還重新從英文直接翻譯出版了三部福爾摩斯探案：《巴斯克維爾的獵犬》（1957年，倏螢譯）、《四簽名》（1958年，嚴仁曾譯）、《血字的研究》（1958年，丁鍾華、袁棣華譯）。
群眾出版社出版福爾摩斯時沒有遇到困難，後來還是受到了中宣部批評，中宣部在內部通報中批評群眾出版社出版了太多蘇聯反特驚險小說，認為：蘇聯克格勃那套神秘主義的東西，不應完全提倡，甚至有很多青年因此受到消極影響，造成疑神疑鬼。在這個內部通報的後面，還附帶批評群眾出版社：“該社還出了福爾摩斯偵探集這種資產階級的文藝作品。”批評出版福爾摩斯，能理解，為什麼還批評出版蘇聯反特驚險小說呢？那是因為，此時中蘇關係破裂。隨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批示：讓群眾出版社注意，蘇聯反特驚險小說不要出了。
1978年底，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八年規劃會議在廣州召開，提出要“研究和介紹當代外國文學的新成果、新思潮”。在這種潮流下，群眾出版社在1978年12月出版了《福爾摩斯探案選》，包括《血字的研究》、《四簽名》、《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這本書雖是繁體版，內部發行，數量也不多，甚至其出版目的是“為了開闊眼界，並用作我公安司法人員的參考讀物”，但這部書還是很受讀者歡迎，當時在昆明小西門的“自由書市”上，定價九角的《福爾摩斯探案選》被賣到七元。
隨後，群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福爾摩斯探案集》。1979年還發生了一件事。這年7月，上海譯製片廠譯製了克里斯蒂的《尼羅河上的慘案》。這部改編電影造成巨大轟動。剛成立的《譯林》雜誌看到這種情況，在其創刊號上登載《尼羅河上的慘案》，第一次印刷的20萬冊很快賣完，又加印20萬冊也很快售空，有些地方還出現了黑市價。
但是，這兩部作品都受到批評，《尼羅河上的慘案》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在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結束了這場爭論。他說：“《尼羅河上的慘案》雖然印得多了一些，但不會追究責任，也不會進一步處分。”
這個發言表明，官方不會再禁止福爾摩斯。
到2002年，群眾出版社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已印刷了19次，總印數高達1162000套，成為中國銷量最大的福爾摩斯全集。至此，福爾摩斯在中國又遇到了追捧熱潮。
閱讀更多 思念與何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