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著名學者徐賁教授來說，他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惡”。“惡”雖然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詞，但對於“惡”的嚴肅討論並不經常出現在經典著作中。相反，在一些並不為大眾熟知的作品中，對“惡”的研究更能引人深思。
徐賁教授在他的新書《經典之外的閱讀》一書中，通過對《房間裡的大象》《酸葡萄》等非經典著作的解讀，表達了自己對於人性中的惡的深刻思考。
有關人性的討論自古至今都沒有停止過。人的本性究竟是善還是惡，似乎是個無解的問題。然而，在經歷了20世紀的戰爭和大屠殺等人道災難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人性本善”，轉而關注國家之惡以及人性之惡。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是最早、最持續關注“惡”的思考者，直到她1975年去世。隨著納粹極權及其大屠殺罪惡真相暴露，阿倫特提出，惡的問題將成為戰後知識生活的根本問題。那麼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惡呢？
在致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封信裡，阿倫特把惡簡潔地定義為“把人變成多餘”。惡不是一個超現實、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極端不把人當人的現實制度罪行。無論是把“有用的人”當作多多益善的“螺絲釘”，還是把“無用的人”當成廢料來處理，都是不把人當人，都是把人當成多餘之物，都是對人的絕對非人化。惡便是這種非人化的集中顯現，它的可怕在於它總是發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會環境裡，成為一種在不知不覺中把人變成要麼是施害者，要麼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
將人非人化是一種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對人的個性毀滅。制度性的暴力摧毀和取消人之所以為人的個體價值，使人成為“多餘”，阿倫特稱此為“人性的現代放逐”。它經常並不需要真的殺人，而是將人變為非人或廢人，剝奪他們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把他們當做予取予求的一次性用具或廢棄之物。
把人變成廢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根絕人的自由意志，將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立想法從他們的頭腦清除出去，代之以強行灌輸的“正確思想”。這種從最初級教育開始的，並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加強的洗腦窒息了人的意識，削弱了人的智慧，消解了人的行動勇氣，使人立不起志願、挺不起脊樑、未老先衰，頭腦空空，猶如被主人豢養的家畜或牲口。
漢娜·阿倫特
惡的最顯見的形式是直接暴力，包括殺人、酷刑、殘害、鎮壓，然而，惡也同樣可以滲透到各種相對隱蔽，因此容易被忽視的文化和制度性間接暴力之中。研究和平理論的著名學者約翰·加爾頓把“暴力”定義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體或是思想上實現他自身潛力的限制”。
惡與暴力的新形式和新特徵是在專制統治方式的演變中形成的。今天專制統治的暴力形式變化多端，直接暴力已經遠不是暴力的全部。事實上，人們受害最廣、體會最深切的惡往往並不是由直接暴力造成的。
例如，官貴民賤的制度壓迫、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制度性的羞辱和權利剝奪、巨大的貧富差異、與暴富同時存在的赤貧、竭澤而漁的發展和對自然環境毀滅性的破壞、法治和公共媒體因少數人利益集團的公器私用而信用全毀，所有這些都是在暴力的間接作用和支持下發生或維持的。
在權力和金錢面前，人變得越來越渺小，越來越無足輕重，越來越邊緣化。這也是最本質意義上的非人化和人的廢料化。 對此，阿倫特在半個世紀前對“人成為多餘”的論述仍然一語中的：“極權解決方案在極權覆滅後仍然有效，只要仍然無法以與人的價值相配的方式減輕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不幸，極權解決方式就一定有強大的誘惑力。”
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就集中體現了這種“極權之惡”。在極權社會中，人們過著雙重生活，運轉的是雙重思維，說的是“真理部”編制的“新話”。出於對極權的恐懼，人們對“敏感”事件、議題、人物保持集體沉默，共同參與營造一個充滿謊言和犬儒主義的假面社會，並投入一種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裝傻遊戲。
傳統的善惡觀認為，惡的根源是與社會規範絕對相悖的“邪毒”慾念或行為。對惡的“後災難”思考與傳統善惡觀不同，它具有明確的現實問題意識。它強調，極權之所以能存在，並造成大屠殺這樣的人道災難，是因為它營造了一種新的社會規範，而絕大多數遵紀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對之泰然處之、被動自願服從，不能做出獨立的思考、判斷和質疑。
發生20世紀那些不可思議的人道災難，不只是因為少數人喪心病狂的邪惡，而且也是因為生活在“體面社會”裡的“善良民眾”以無條件的忍耐、配合和支持來共同作惡。
著名的米爾格倫實驗（也叫“米爾格拉姆實驗”）就揭示了人們會出於對權威的屈服而作惡的現象。這個實驗在1961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米爾格倫設計主持。他通過發放廣告招募了一些參加實驗的人，這些參與者的年齡和教育背景等情況都各不相同。參與者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被告知他們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另一位參與者——“學生”，而實際上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
“老師”和“學生”分別身處不同的房間，他們看不見彼此，但是能夠隔著牆壁用聲音交流。“學生”手中有一份試卷，而“老師”手中有答案。“學生”回答試題，如果回答正確了，就繼續回答。如果回答錯誤，“老師”就需要通過一臺連接著“學生”的電擊控制器來電擊“學生”對其進行懲罰。每逢回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就會提高一些。隨著電擊伏特數越來越高，“學生”就會感到疼痛，發出叫喊，表示想要停止測試。
事實上“學生”並沒有被電擊，這只是呈現給“老師”的假象。“老師”聽到的是實驗人員根據不同伏特數提前錄好的反應聲音。例如75伏特時嘟囔，120伏特時參與者就聽到了被電擊者的慘叫，150伏特時就聽到被電擊者說想退出實驗，200伏特時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300伏特時拒絕回答問題，超過330伏特時靜默。
許多“老師”在到達一定伏特數之後都對實驗表示質疑，希望暫停實驗。但是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且在實驗人員要求他們繼續實驗之後，他們繼續了實驗。
實驗人員規定，直到電擊達到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而在實驗結束後，40個參與者中有26個人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舒服或者質疑，或中途要求暫停，但他們最終還是繼續了實驗。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要求停下。
儘管這一實驗遭到了科學倫理的批評，但也直觀生動地反映出了人們不敢違背權威(也就是實驗中實驗人員的要求)的心態，為了服從權威，人們甚至會作出一些違揹人性的事情。
這一實驗發生在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審判之後。在二戰時，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和屠殺作業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負責的。但是在審判中，艾希曼面對罪行的控訴，都是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來回應。於是，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驗，試圖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地服從了上級的命令”。
然而，即使他們只是在單純地服從命令，也不代表這不是一種罪惡。針對艾希曼的審判，阿倫特曾寫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來專門討論此事，並且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的概念。簡單來說，“平庸之惡”是指因不思想、無判斷、盲目服從權威而犯下的罪惡。
集中營是罪惡的集中
平庸的惡不是人們傳統理解的那種邪毒和陰險動機的作惡，而是一種在“作惡動機”缺席的情況下所犯下的可怕罪行。這種罪行是在政治統治制度和社會話語中被“正常”化的，因此更加殘忍，也更難以察覺。
阿倫特強調，不能把惡的行為只是當做人性內在敗壞的外部表現，而是應當認清，惡是具體個人實實在在的社會和政治行為。這種行為的動機經常是平凡尋常、平庸無奇、司空見慣的。這樣的動機讓此行為成為“平庸之惡”。
之所以會出現“平庸之惡”，是因為人的天性就是求自保自利，因此在面對強大的權威時一般都不敢以自己弱小的力量來與之對抗。而且，對於小人物來說，他們還需要權威為其提供庇護。
但是，絕不能因為惡是人性使然就將惡合理化、平常化。我們能夠理解惡的產生，但絕不能縱容惡的存在。把惡人認作為惡，而不是淡化為平常、單純的過錯、失誤、不成功、交學費，是為了看到，惡對於人之為人，對於人應有的生活品質都是極為嚴重的破壞和摧殘。
惡既然並非由至惡的魔鬼所造成，抗惡就不可能由至善的上帝來完成。人抵抗邪惡需要人自己作出鮮明的道德判斷，只有人把某種威脅判斷為惡時，他們才能堅持拒絕與它合作。
而鮮明的道德判斷則需要自由的選擇和理性的思考來保障。正如徐賁老師在《經典之外的閱讀》一書中所說的：“人的自由是對抗惡的唯一力量，思考和判斷是自由手持的矛和盾，閱讀可以成為淬鍊思考之矛的爐火。”
簡單來說，自由的閱讀和思考是對抗惡的對強有力的武器。因此，讓我們一起用閱讀對抗人性之惡，堅守人性中的善，成為一個善良的人吧！
《經典之外的閱讀》
作 者：徐 賁 著
通過閱讀
判斷惡、洞察惡、抵抗惡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經典之外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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