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英國利茲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曾在英國利茲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任教。任教期間曾赴美國哈佛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英國發展研究院做訪問研究。擔任國家財政部與人社部等部門諮詢專家以及“東盟-中日韓宏觀研究辦公室（AMRO）顧問組成員。研究方向主要為開放宏觀經濟、農業經濟、經濟史等領域；著有《經濟學原理（中國版）》、《半週期改革現象——我國糧棉流通政策與食物安全研究》、《服務外包的經濟學分析——產品內分工視角》、《搞對價格、管好貨幣》、《大國追趕的經濟學觀察——理解中國開放宏觀經濟（上下冊）》、《宏調的邏輯——從十年宏調史讀懂中國經濟》等著述。
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教授，盧鋒是正統的經濟學家。與大多數經濟學家有所不同，盧鋒教授的學術生涯從歷史學科開始，進而過渡到經濟史，最終轉到經濟學專業的學習和研究，他的經濟學功底是自學和專業學習相結合而打下的。以興趣為導向，關照現實，是他選擇專業和研究方向的宗旨，貫穿了整個學術生涯和研究日常；將現象抽象為理論，紮紮實實搭建框架蒐集數據，則是他一貫的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
追本溯源：歷史學習塑造的研究習慣
公開資料顯示，盧鋒教授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學位，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事實上他是學歷史出身的——本科學習中共黨史，碩士學習經濟史。盧鋒說，1978年考大學的時候，自己碰巧高考成績不錯，可以選擇文科任何專業。當時選擇黨史作為本科專業，有時代的原因，也因為自己對歷史很感興趣。
在學習過程中，盧鋒漸漸發現，單純學歷史很多問題無法解釋清楚。根據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對歷史現象進行討論和研究，不可避免地會追溯到相應時期經濟環境。為了對特定歷史現象的經濟成因及其邏輯進行分析，盧鋒在大學自學經濟學相關課程，關注當時改革開放重大現實經濟問題討論，由此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
“我們上大學時，從經濟角度看歷史既是常識道理也是全新視角。例如改革初年人們關注現代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極左路線的慘痛教訓，深究根源涉及到中國兩千多年農業社會的小農經濟結構特點。那麼中國歷史上小農經濟有哪些具體特徵？這些特徵形成發展的條件與根源又是什麼？它們如何影響當代中國發展道路和演進軌跡？這些都引發我的思考和興趣，我開始追本溯源，層層剖析。”盧鋒在本科學習時圍繞這些問題讀書思考，一發不可收拾，研究生順理成章地考入經濟史專業。後來到英國讀經濟學博士，有機會更為系統學習現代經濟學。
回顧自己的求學生涯，盧鋒坦言自己並不是典型的經濟學家學術背景，在學術積澱的過程中，“自我學習和思考”佔了很大比重。結合不同階段重大現實問題思考研究，在不斷學習和取捨中系統瞭解現代經濟學的知識和方法體系。他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關注點，進行發散式的思考和研究，不給自己設限，在實踐中擇善而從建立思考問題的框架與邏輯，也形成了個人研究方法的一些特點。
“我的很多經濟學知識都是‘幹中學’來的。比如2010年機緣巧合承擔某政府部門委託的有關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宏觀經濟關係研究課題，由於早先沒有機會研究相關領域，做課題時把中外幾種主要勞動經濟學教科書找來對照仔細學習一遍，同時認真閱讀當時收集到的國內勞動經濟學領域重要專著和相關文獻，系統收集研究有關統計數據。在此基礎上選擇南北方四個省份七個市縣，用一個多月實地調研並寫案例調查報告，然後再考慮完成課題研究報告，進一步提煉某些專題深入研究寫學術論文。”
盧鋒說，就實際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第一位要求是從客觀現實出發瞄準問題靶心，同時也要重視借鑑有關對象領域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積累存量，如果自己沒有事先知識儲備就要老老實實抓緊補課。這樣“速成”得到的框架性理論知識雖然不一定紮實，但也不失為一種務實的補救方法。採用這種非常規學習方法，雖然專業理論知識不如科班出身學者紮實，知識細節瞭解也有侷限，但是好處是問題導向目標明確，以“旁觀者清”視角切入有時反倒能對問題提出獨特分析思路，搞得好也有心得和成果。上述勞動經濟研究課題結果得到有關方面好評，後續還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其中系統度量改革初年以來我國農民工工資論文、有關廣義奧肯定律和中國奧肯關係論文，先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
從歷史起步的學習經歷，塑造了他日後治學的獨特研究習慣。“每個人做研究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個人因為求學的經歷，看問題常常自然帶著歷史的維度。參與特定領域討論不滿足於對當下熱議問題提出直接解釋，而是把對象置於較長時間過程中去研究，關注特定對象在其演變不同階段特徵表現並重視分析其原因，力求使不同階段特徵現象解釋能自冾一致並可以‘縫’到一起。”對一些重要問題，盧鋒堅持採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研究方法，雖然研究推進比較慢，所得結果較能接受時間檢驗。
比如新世紀初，人民幣升值問題引發國內外廣泛爭議，盧鋒研究這個問題不滿足於對當時人民幣是否應升值提出分析判斷，而是針對改革開放時期人民幣匯率不同階段走勢實際特點，選擇從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分析視角展開系統研究。他的系列研究結果，不僅基於理論框架與數據檢驗提出當時我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追趕確實派生實際升值壓力，而且分析了改革開放初始歷史條件特點以及後來價格自由化進程對早期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影響，從而在歷史與現實相一致基礎上解釋了人民幣匯率長期走勢特點。為此完成的近十篇研究論文和報告，把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不同階段表現概括為“中國特色的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的故事”。
“農轉非”：研究領域的與時俱進
一直到去哈佛做訪問研究前，盧鋒的研究領域都是中國的農業經濟。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中國的對外糧食貿易，1995回國後又在農業經濟領域深耕了6年，對糧棉價格與市場干預政策效果、糧食貿易、糧食安全與禁運風險等問題做了比較系統研究，發表了十餘篇論文，並出版了《半週期改革現象——我國糧棉流通政策與食物安全研究》一書。
盧鋒說，他在大學裡承擔經濟學原理、管理經濟學等入門經濟學課程教學工作，一直思考如何將研究與教學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早年課堂教學以及《經濟學原理（中國版）》一書，採用案例較多來自當時農業領域研究結果，如能適當拓寬研究範圍提供更多經濟領域的現實鮮活案例，必能與教學工作形成更有效率互動，更好地幫助同學們更好地認識瞭解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特點和功能。“我希望展現給學生經濟學解釋能力和方法意義。用經濟學原理解釋現實經濟現象，切忌抱一本教科書照本宣科，或者舉一些過時的、學生不感興趣的例子。”
2003年，盧鋒到哈佛大學做訪問研究。出國前，通過實地調研和EMBA教學經歷接觸了一些行業與企業發展案例，同時也注意到東亞金融危機後東盟-中日韓探討區域合作動向，激發起相關興趣並萌生“拓寬研究領域”的念頭，哈佛訪學經歷成為他個人研究領域轉變的契機。剛到哈佛時研究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很快完成一篇英文研究報告。但是得益於閱讀外文資料便利以及與不同領域哈佛教授與學生的交流，很快對外包、供應鏈、OEM、ODM等現象背後的經濟邏輯發生更強烈興趣，轉向後來定名為“產品內分工”的研究。通過半年左右密集研究，蒐集了好幾箱文獻資料，完成對“產品內分工”概念框架涉及多方面內容的思考。
盧鋒調整計劃集中研究產品內分工問題，是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個新概念對我國加工貿易現象以至於當代開放發展道路具有理論解釋含義，並且能為開放宏觀經濟其他問題研究提供一個有用視角。在十餘年後出版的開放宏觀論文集的序言中，他這樣描述當時研究興趣的變化：“2003年去哈佛訪學大半年，主要研究當代經濟全球化與產品內分工問題，此後研究興趣從早先側重於糧食安全與農業經濟，逐步轉向較多關注中國開放宏觀經濟領域問題，回想起來，與成千上萬農民兄弟離鄉進城的轉型潮流類似，筆者在經濟研究內容選擇上也經歷了一次‘農轉非’。”
藉助產品內分工概念，盧鋒對2004年底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軟件服務外包峰會的主題就特別敏感，立刻意識到這是產品內分工邏輯對某些服務商品生產供給流程在國際分工環境下的重構，與早先在亞洲新興經濟體與中國大陸蓬勃發展的製造業加工貿易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把服務外包看作是檢驗產品內分工概念認識功能的一個事例。為此他利用2005年春節假期自費去印度班加羅爾考察當地軟件服務外包發展情況，回國後實地考察大連、北京、西安等城市當時剛剛興起的國內軟件園和企業，2007年在CCER組織專題報告會上介紹“服務外包的經濟學分析：產品內分工視角——兼論我國承接服務外包政策亟待調整”長篇報告，該報告拓展為《服務外包的經濟學分析——產品內分工視角》一書出版。
“什麼是研究？研究就是要搞懂你設定的問題。為此需要學習掌握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需要尊重經濟學教科書基本模型和方法，但是經濟學作為經驗科學，更需要關注經濟現實和當代實踐，重視真實經濟世界的經驗現象與特徵。研究中國轉型經濟現象，要隨時準備依據客觀現實所呈現的特徵性關係和規律，對標準經濟理論模型進行改造創新。”產品內分工概念框架有助於認識加工貿易和服務外包現象，盧鋒後來研究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不平衡鏡像關係、中國製造業走出去等問題，也適當採用產品內分工視角，提出了一些創新性觀點。
關照現實：觀察和研究當下的中國
對研究者而言，研究課題的選擇很重要。盧鋒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雲集了中國最頂尖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圍繞著一個共同的原則：應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當下的經濟問題，把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結合起來，其研究目標既是為經濟學的發展添磚加瓦，又要為國家的經濟政策出謀劃策。國家發展是國發院的中心研究議題，盧鋒教授也不例外。“圍繞重大現實問題，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做點研究”，他這樣形容自己的選題標準。
2005年以來，盧鋒與宋國青等教授合作連續舉辦《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每次聚焦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熱點問題與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分析，目前已經連續舉辦53次。2014年，盧鋒出版了《大國追趕的經濟學觀察——理解中國開放宏觀經濟（2003—2013）》一書，將過去十餘年完成和發表的論文和報告結集出版。翻開目錄，其中大部分題目——理解人民幣升值趨勢、開放宏觀經濟與就業增長、擴大開放與金融改革、變革中的美國與全球經濟——在今天仍是學界和社會熱議的話題，書中的一些探討和結論放在今天依然適用。
“新時期中國經濟追趕提速，在開放宏觀經濟與政策領域提出了許多具有認知挑戰性的新現象與新問題，使任何願意尋求理解的經濟學人都難以無動於衷，一旦有機會思考與研究便欲罷不能。”盧鋒說，在風起雲湧的經濟追趕大時代，直面恢宏壯觀的重大經濟現象，經濟學家實際上是被時代環境帶領不斷往前走，“時代會提問題”。
最近盧鋒積極參與了中美經貿關係討論。十幾年研究中國開放宏觀經濟，2010年以來為有關部門提供G20研究諮詢服務，盧鋒持續關注與分析評論美國經濟與中美經貿關係。基於多年跟蹤觀察研究形成的認識積累，2016年底他在評論特朗普勝選論文中就提出：“中美關係可能會由此面臨新一輪深刻、嚴峻與複雜的考驗”。今年元月10日隨團例行訪談美國財政部、國務院、國安會、貿易代表辦公室等機構，感到美國政策已發生重要轉變。回國後系統研究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調整，把美國曆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二戰後至今總統國情諮文等文獻都看一遍，在元月份較早提出“中美貿易戰風險上升”判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轉型追趕，在推動中國變革同時也重構世界經濟版圖，盧鋒自稱是這個經濟大時代的觀察者和思考者。“課題選擇以問題為導向不願畫地為牢，研究過程中虛心學習彌補自身知識和能力短板，儘可能廣泛瞭解情況掌握資料，尤其要有認真敬業的工作態度，一旦確定選題就要準備下笨功夫，‘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努力搞懂問題，為社會貢獻認識增加值。”盧鋒這樣概括自己的研究心得。在他看來，能這樣做研究是一種幸運。
2018年06月08日 原載於《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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