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文學博士。復旦大學文化建設委員會委員，文化與信息傳播中心研究員，中文系比較文學與與世界文學專業、文學創作專業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電影與現代城市文化、文明變遷與文化轉型研究，出版專著《重建總體性》、《繆斯琴絃上的貓頭鷹》等。創作出版長篇歷史小說《王莽》、人物傳記《那朵盛開的藏菠蘿花——鍾揚》。翻譯出版美國麥爾維爾長篇小說《白鯨記》。主編“與世界思想大師對話”叢書。
曾任韓國圓光大學、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日本岡山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客座教授。
丘眉：關於返鄉記錄，您有一個觀點，認為不能單純地去記錄一些所謂艱苦的，而是要從一個甚至是全球的大的趨勢去看到作為微觀的人在當中的變化。
梁永安：要不然故事都太老了，就是再找一些新感情。
丘眉：這個觀點非常酷。其實，鄉村已經在發生非常酷的圖景，不是說像我們以往說的只是被動承接轉移，甚至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起點。
梁永安：城裡人就超級羨慕鄉村人，他可以自己創業但城裡人並沒有啊，他們（大量）只能依賴在公司裡。
丘眉：您認為，其實就是要找到其中能夠引領未來的人，尤其是中國鄉村的未來？
梁永安：是的。因為經濟發展，以前光講經濟效益，人不發展。我一直有個觀點，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一直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但是，到今天這個程度的時候，應該轉移到以人的發展為中心。
鄉村青年總是以離開鄉土為生存之道，還談什麼發展呢？他只能是城市裡非常弱勢的這樣一個存在。只有根植在自己的生命源出，把所有的資源激活，才能獲得一個真正的生機。
我們有一個“文明變遷中的中國人”的課題，其中有一個記錄跟蹤的案子，地點是舟山，三代人在四十年間普遍地在發生變化。我們從舟山一直到拉薩，因為這個緯度上民族成分、地理成分、人文成分、傳統成分都非常有代表性，這個維度標誌地點的記錄，能代表一個國家。我們關注各地三代的變化。
丘眉：文明變遷中的中國人，是哪一個時間點讓您確定要做這樣的一個事情？並且深入記錄三代？
梁永安：這個都已經七八年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對杭州龍井村比較熟。那一年我看到他們的房子還是很古老的，就想動手好好地拍個專題，後來因為別的事情耽誤下來了，就想著明年再說。沒想到，那個村子一個冬天就把被改造掉了，村裡花了六千萬重建。
中國有很多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後來到西藏調研新農村建設就特別感慨。新農村把那些分散的牧民集合起來，醫療、教育、物流跟原來不一樣了，老文化也沒了，現在都是蓋成藍色或者橘紅色的鋼皮新建築。小孩子以前看著解放軍“來了”然後敬禮，現在見到了就是要東西。
古老的西藏看著那麼淳樸，我們覺得多麼好，但商品化的衝擊一來，很多方面就頂不住了，中國有太多這樣脆弱的文明。
浙江南部的山裡村民也都很古樸，早期的驢友去了以後，村民很高興，吃飯、喝茶都不要錢。一傳十十傳百，來的人越來越多，鄉民們發現可以賺錢，一頓飯可以賺幾十塊，心態馬上不一樣，開始用雜七雜八的東西糊弄來客。
所以，我們歌頌的那些東西，你以為它是多麼的永恆，以前是沒有遇到外部的衝擊，一遇到就不行了。
西藏那種地方，如何能把幾千年的高原文化，人和自然的關係保存下來？頂層設計上沒有考慮這個問題，純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毀滅了它。文化遺產有個叫《意外法》，將來它的價值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
丘眉：當時您是覺得龍井村是怎樣一個典型所以想要去記錄？
梁永安：因為茶文化真正只有兩個源出地，一個是梅家塢，還有一個就是龍井村。兩個地方不一樣，梅家塢是粘土茶葉味道清淡一點，龍井村是沙土所以就濃一點，一個叫獅峰龍井，一個叫平湖龍井，這兩個是最正宗的。而且它保持了每家每戶炒制的這個風俗，所以想給它做個記錄，後來一看村落的樣態變成這樣，就沒辦法了。
相關課題七八年前就確定了，中間出國教學等，停頓了好幾年。現在不做不行，因為這個變化太快了。
去年，我們決定堅持趕快騰出時間把它做了。
丘眉：您說當下是記錄中國文明的黃金時代，您認為這個黃金時代是從哪個時間點開始的，為什麼？
梁永安：當下首先一個是緊迫性，從記錄角度，就是把一個危機狀態記錄下來，各種顏色都能呈現出來，初期的時候你就創造一個比較完整、傳統的生活，裡面的裂變還不是太明顯，那麼中間在變的時候就比較混雜，但是當下就不一樣了，爺爺那一代還存在，但正在迅速減少，再不去記錄很多就消失掉了。
丘眉：那您是出於對消失的擔憂還是說可能有更大的希望的關係？您是因為什麼樣的事情觸動一個新的視角去看這個課題。
梁永安：因為現在物質發展到了一個階段，感受上跟以前有點不一樣了。
比如說雲南，以前我在那做過兩年勞動。它那裡那麼富饒的資源，但是被我們的制度各方面的限定。各種美好的可能性都被壓制住了，人的衣服都打著補丁，年年吃不飽。這個狀態中，很多生活的細節，歷史遺留下來的各種節慶、習俗、服裝都隱而不見，貧窮造成了普遍的文化內縮。但目前就有大變化。首先是它的勞動方式變了。以前雲南只能種稻谷、棉花，現在普遍在種芒果、咖啡等，它的收入起來了，衣食方面也起來了，你再也看不到打補丁的人。衣食方面沒問題，農民內心的很多東西可以釋放出來，山路上都是騎著摩托來的，改變了人們的空間距離，可以經常來往。
我們中國文化裡面很多細節的部分，生活是講細節的，這些東西不再是粗線條的，它的那種文化、家族裡面宗教的部分都可以呈現出來了。那些東西可以出來，但是新的裡面可以加入什麼新的東西呢？比如說互聯網和手機肯定是要加入進來的，淘寶現在鄉村也大量地使用，還有現在的掃碼支付。
丘眉：七八年前您可能是處於對消失的擔憂，但是現在轉個彎卻看到更到的圖景。具體的事件來講，是什麼推動您的想法轉變？舟山的三代，是不是你們第一組記錄的對象？具體是哪一年？
梁永安：當時舟山是兩代，最早已經是十年前了。當時給舟山市委黨校上課順便去做了考察，浙江師大還有研究班在那邊。當時是注重兩代的變遷，還停留在啟蒙階段的思想，在農業社會如何向現代社會這種非常符合工業革命之後社會新的形成。
但是，現在越發地不一樣了。我覺得進入一個知識經濟混搭階段，新的全球化擴張推動新的生活形態，從生產到生活，可以看到一種文明的轉換。
這當中變化，主要是前年在中國海底農場的建設案例中，開始看到這種具體的變化，它不是說傳統的商業，不是漁船撈回來然後賣掉，現在已經變成具有後現代信息社會元素的互聯網新生態。
丘眉：也就是說，您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未來性甚至全球性。您什麼時候開始確定不是記錄兩代而是記錄三代？更多可能觸動您的是什麼？
梁永安：前年我看到央視2套講煙臺的海底牧場，去年我又看了舟山的專題片，裡面講他們也在進行新的養殖業。煙臺那邊做的更有先導性，做的規模很大。舟山那個地方的漁業融入互聯網，全國的海鮮店都是從那裡訂購，所以它要跟物流緊密結合，要跟整個需求甚至世界的需求無縫對接，同時要做品牌，它已經不是像以往一樣粗放型的，同時還有一個本地的品牌價值在。這個不僅僅是舟山，全國的漁民都有這個資源，都有這個把品牌和大經濟和自己的文化傳統相結合在一起。
比如像湖北，我看過一個資料，就是一個女人帶領當地做繡花鞋。一開始純手工特別慢，但是很個性化不重複，跟工業化生產的不一樣。確實慢，納鞋底很費功夫。後來發現要麼很貴賣不掉，要麼就是很慢。後來做了初步改革，納鞋底就用機器來做，繡花的話還是人工，這樣結合起來，但終究還是在傳統商業裡面，所以市場還是很有限的。我不知道它後來怎麼變革，但是我想如果放在網絡上。我想到我在雲南勞動的時候，一個傣族小姑娘放學回來後，她就在那個紡織機上織那個筒帕，實際上就是彩色挎包，圖案都是那種古老傳統的，特別漂亮，而且比我們機器做的那個厚。這種傳統筒帕做起來很慢。小姑娘每天回來織一點兒，將來十四五歲談戀愛的時候，就送給小夥子，讓他看看自己的心靈手巧。
其實，我們整個社會物質發展之後，世界市場對個性化消費的需求會超速增長，放到廣闊的歷史角度看，就是真正走進“人是世界的”這樣一個新階段了。
丘眉：其實，一個偏遠的地方，也已經越來越密切地與跟世界在連接。
梁永安：對。以前是靠偶然。
以前雲南大學有一個七八年高考進去的學生，一個納西族的小夥子，當然文化成績未必很好因為政策是對少數民族比較照顧。後來請了一個德國外教，他發現這個小夥子不一樣。這個小夥子跟他奶奶一起長大的，奶奶會東巴文。這個放在我們自己的文化裡不是什麼特例，但是對德國人來說東巴文又是活化石語言。一直等小夥子畢業，然後把他弄到德國的研究所裡面做高級研究員。
人的價值在不同的系統裡面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這一代人為什麼叫文明變遷的一代？它不僅在本鄉本土，在整個人類社會。什麼叫文明？文明就是給世界增添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像日本人當時到處侵略，日本很多人還認為那些將領是民族英雄，因為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而戰。但是這個在你那個國家說的通，拿到其他國家就說不通了，這就不是文明。所以文明就是在一個文化體系說得通，在另一個文化體系也要說得通。
我們記錄三代，三代之間明顯不一樣，全人類從來沒發生過這樣大的變化，這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我們不是說懷念舊的，過去的其實已經不適應今天剩下的記憶價值，但是我們面向新的歷史，我們打開了比古人豐富得多的世界，這個也有人的自由和創造。
古代社會確實是一種循環結構，是一個金字塔結構。而今天，我總結就是球體網狀社會，它的意義就是每個點都是中心點，作用都可以釋放出來。
比如說，像韓寒、郭敬明這些人，在以前根本不會獲得社會影響力，這些人都是很偶然的發生，但在網絡社會，他們也會傳達出一種聲音，構造出屬於他們的文化圈層。。
這種狀態，我認為它實現了人類絕對自由。以前的自由是精英控制的，由先導者啟蒙，然後大家跟隨。現在變成某一個人去主導，在一個真正的互動裡面，沒有人可以預測下一步。所以，這是一個真正自由的時代。
丘眉：您這點特別有意思，“我們不是懷念舊的，而是以文明的視角來發現珍貴的東西”。
梁永安：因為我有一個基本理念，就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寸多餘的土地，沒有一個多餘的人。人在社會上把它的多樣性、豐富性儘量地釋放出來，每個人都可以在移動、探索中發現自己。
2005年我在陝北神木的時候就很感慨。神木縣當時窮的要命，又缺水又熱，農民收入很低。後來他們換了思路，看看南北半球同緯度的農民都在幹什麼。一下子發現墨西哥跟他們情況差不多，日照很猛。那邊在種黑珍珠等等特別的水果，建大棚搞滴灌，大棚控制溫度，使它的日照和晚上的保暖綜合起來。神木縣趕快就去做這個事情。他們沒有那麼多錢搞那種玻璃大棚，但是中國人好辦，拿薄膜由縣裡指導著做。以前一畝地拼了命掙個兩千多就算不得了，現在一畝地搞五個大棚，一個棚賺兩萬八。就是說，土地上一旦這樣轉換思路了，就發展了。
中國的返鄉，我覺得其實就是尋找每一個人最美好的未來。
現在普遍存在的人的觀念，還有很多舊意識的障礙。因為中國傳統以來就是追求一致性，孩子是要高考、進城，相互形成壓力進行攀比。所以在一致性之下就看著別人怎麼走，我就追求那種生活，但是現在的文明反而是要追求差異性的，要跟別人活的不一樣，轉化到這個方向上來就大不一樣了，我就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生長點。
作為知識分子，要熱愛當下的空白，熱愛當下的未知。
丘眉：請您對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給出您的看法與建議。
梁永安：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零時代，大家都在起跑線上，就要有一種平等的、多元的眼光。
你回到鄉村就要重新認識自己的鄉村、認識自己的城市、認識自己的國家，因為我們現在認識模式是從以前那個時代帶過來的，這個時候首先我們要有一個清零的過程，然後大家各自看看能有怎樣的聚合，因為互聯網的意義最大的價值是聚合。
不要以為你上了個大學或者幹了個什麼事情就覺得自己是更高一層的知識人了，那不是一回事。國家的發展前面怎麼走將是史無前例的，全人類都沒遇到這個問題，所以裡面有無限的生機，但現在的問題是生機在那隱藏著，被壓抑著，你無法把它釋放出來。
我認為當代青年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旅行者。
我們以前太講收穫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世界在大變，以前的經驗在很多方面跟現在對應不上了。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行萬里路，要去看看這個世界，看看不同的生活，體會不同的價值，發現完全不同的細節。這裡面還有一個身體和思想的漫遊，意思就是我們先變成一個正常人。
以前劃分太厲害了，人處在一種知識的一角、或者生活的某一角，然後因為家庭的不同或者是社會通道的不同而把人碎化，分隔為很多塊。好多人還停留在原有的自足性裡面，所以講感情、思想、觀念跟這個世界是分離的。
所謂旅行者，就是你要先回到這個世界上來。
同時，青年知識分子又該是一個非常好的訪談者，這就跟一般的不一樣了。
要實現旅行是不容易的。因為好多人是帶著自己去走，希望世界來迎合他。這樣實際上是白走了，生命的經過沒有收穫。訪談的話，就是有一個深度在。訪談的前提就是你對這個世界有很好的信賴，你對世界上的人們有很好的熱愛，想知道他是怎麼生活的，過程中會建立感情、信任。
另外一方面，青年知識分子還要做一個非常好的播種者。
你又旅行又訪談，然後你應該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事。
我在長沙嶽麓書院的時候就很有感慨。
一千年多前長沙叫潭州。潭州太守朱洞也不算什麼學術大師，他到潭州以後，發現民風比較野，官學也不是很盛。他就想幹點事。不久在城郊發現一個荒廢道家的道場，他就想在這裡做一個私學型的書院，然後請外面的人來講一些經典、辯論等，朱熹等人都去過。。就這樣一個學者型官員，看到了大家內心的求知需求，看到了空白，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反觀
現在很多人，都太注重收割，太迷戀短平快，太忽視播種的價值。
按：
2月6日，著名作家李輝、著名編輯作家葉開以及資深媒體人丘眉正式發起“返鄉畫像”，呼籲創新“書寫”故鄉。
張新穎、梁鴻、白巖松、梁永安、孫良好、薛晉文、張欣、汪成法、趙普光、譚旭東、趙建國、嚴英秀、劉海明、陳曉蘭、曾英、唐雲、徐兆壽、胡智鋒、辜也平、楊位儉、劉廣遠、呂玉銘、龐秀慧、晉超、張德明、金進、黎筠、武少輝、陳離、葉淑媛等與李輝共同成為《返鄉畫像》首批“返鄉導師”！帶領首批近30所高校學生，共同推動“鄉”裡青年知識分子的報告！
從導師李輝開始，《頭號地標》將陸續推送丘眉與各位導師的對話，以對《返鄉畫像》的作者作出廣泛的書寫指導。
文 | 丘 眉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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