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攤開一封特殊的奏章：一個叫洪仁輝的洋夷，狀告廣州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行商黎光華拖欠商款等七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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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九日（1759年7月23日），北京，紫禁城養心殿。
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攤開一封特殊的奏章：一個叫洪仁輝的洋夷，狀告廣州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行商黎光華拖欠商款等七件事。
和洋夷告御狀的奏章一起進呈的，還有直隸總督方觀承的奏摺。方觀承在奏摺中強調說：“（洪仁輝）若非實有屈抑，何敢列款讀呈。”
洋人上訪告御狀，如此奇聞異事，大清立國百餘年來，還是頭一次發生。海關官員貪墨不法，欺負得洋人無法忍受，直抵京畿，鬧嚷嚷來告御狀。如此情勢，堪稱醜聞，堂堂天朝，顏面何存！
乾隆皇帝龍顏大怒，當即批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
乾隆皇帝派給事中朝銓趕赴天津，將告御狀的夷人洪仁輝帶回廣州，又諭旨福建將軍新柱前往廣州，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共同審理廣州海關貪汙勒索一案。
一個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給大清皇帝告御狀，這得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此事的原委，頗為複雜，且聽從頭慢慢道來。
洪仁輝，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金髮碧眼，真本實貨的英國人。他曾在廣州學過中文，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憑著這個本事，他受聘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翻譯。不久，又升任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船長。
清初，為了對付東南沿海的反清力量，清廷實行嚴厲的禁海政策，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收復，東南反清威脅解除。清政府便開放海禁，設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當時，清政府在東南沿海設立四個通商口岸。它們分別為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雲臺山（今連雲港）。
這四個通商口岸，除了廣州黃埔比較熱鬧之外，其它三個基本沒生意。洋人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它們就認準了廣州，對其它地方基本沒概念。
當時，洋人來中國做生意，日子也是過得憋屈無極限。大清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所謂通商，在天朝認識中，不過是施於蠻夷的一種恩惠，是懷柔遠人的德政。大清除了在各個口岸設立海關進行收稅之外，再無任何管理外交和外貿的政府機構。
大清官府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屑於和夷人打交道。但是，海關負責收繳進出口關稅，和夷人打交道就在所難免。為了避免直接同夷商交往，又能有效管理通商收稅。廣州海關想到了一個巧妙的法子
——指定代理人。
廣州海關招募了十三家勢力雄厚的商行，指定他們代理海外貿易。這十三家商行，俗稱“十三行”。其實這些代理海外貿易的商行數量並不固定，時多時少，“十三行”不過是個約定俗成的稱呼。
十三行受廣州海關的指派，就具有了半官半商的性質，在對外貿易中居於壟斷地位。
外國商人到廣州貿易，所有的貨物都只能賣給十三行。不管他們開出的價格多麼低廉，洋商們都只能和他們貿易。因為除了十三行，再無分號。如果敢於和十三行之外的人做生意，
那就違反了大清律法，到時候非但生意做不成，而且還會讓自己死得很難看。
洋商採購貨物，也必須經過十三行。不管他們如何提高價格，降低質量。原因無它，因為他們是官方指定的，和他們做生意才算合法。
行商在中英貿易過程中，既做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各國商人為了做生意賺錢，只能忍氣吞聲，任由他們盤剝勒索。
除了貿易，十三行承擔管理約束洋人責任。當時洋人在大清的地界上混，真的沒有尊嚴，憋屈無限。官府出於“嚴華夷之防”，對洋人進行種種限制：
洋人每年夏季才被獲准到廣州貿易，到廣州後，只能住在“十三行街”，不得亂跑亂逛。
嚴禁任何洋婦進入廣州，嚴禁洋人乘坐轎子肩輿。
嚴禁洋人私自和中國人接觸，嚴禁洋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化。
嚴禁洋人直接同官府聯繫，如必須與官府溝通，必須由行商轉稟，而且文書必須是言辭恭順卑切的稟帖。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商人是士農工商四民之末。黃頭髮藍眼珠子的蠻夷的商人，更是末等中的末等，根本就不受待見。在洋夷納堆的澳門，中國娼妓都看不起黃頭髮藍眼珠子滿臉鬍子拉碴的洋夷，壓根不願意跟他們做生意。自詡為上帝子民的西洋人，來到孔孟教化的天朝上國，混得連妓女都看不起。
民間尚且如此，作為官方機構的海關，更是不拿洋商當人看。貪汙勒索洋人銀子，那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惹惱了這些官老爺，沒收你的貨物，驅逐你滾蛋也是家常便飯。
民國著名近代史學家蔣廷黻先生曾說過：“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此可謂要言不煩，一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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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商人在廣州，遭受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剋扣和盤剝，生意做得苦不堪言。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天，英國商人才想起，除了廣州口岸，大清還有三個能通商貿易的地方。雖然那些地方人生地不熟，情況不清楚，但他們還是決定去試一試。
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長洪仁輝領頭，前往寧波去撞運氣。這一撞還真的撞出個鴻運當頭，寧波雖為通商口岸，可一直沒有外國人來做生意。洪仁輝等駕船而來，當然就受到當地官員和商人的歡迎。
洪仁輝運來的洋貨，備受歡迎，被搶購一空。他們要採購的茶葉，價格也比廣州的便宜得多。這裡沒有廣州海關形同敲詐的關稅，沒有廣州十三行牛逼哄哄剋扣和勒索，生意自然好做得多。此番寧波之行，洪仁輝賺得盆滿缽溢，收穫喜人。
經過第一次試探，寧波確實是適合貿易的好地方。既然有錢可賺，那麼大家一起同去，同去！於是，外國商船紛紛北上，前往寧波進行貿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洪仁輝再次來到寧波。可是，這次運氣極差，賠了個血本無歸。
洪仁輝他們興高采烈地趕到寧波，可寧波官府並沒有開關貿易，而是讓他們等著。等了沒多久，就等來一隊中國士兵。他們上來就沒收了洪仁輝半船商品，而且還把洪仁輝商船上的火炮全部拆除，統統拉走。
洪仁輝懵逼了，這是啥情況？怎麼說翻臉就翻臉，為啥沒收貨物，拆除火炮，總得給個理由先吧！
負責沒收貨物，拆除火炮的官員大手一揮說：這裡不讓做生意了，你們趕緊滾蛋！
這個官員說得對，這裡不讓做生意了，寧波這個通商口岸被大清關閉了。
原來，頻繁到來的外國商船，讓寧波的地方官感到十分不安。於是，他們就將情況奏報
朝廷。接到寧波的奏報，乾隆皇帝立刻警覺起來。
洋人頻頻到寧波貿易，顯然不是一個好的信號。在乾隆皇帝的意識裡，任何民間自發和主動的行為，都具有危害滿清統治的危險。滿清入關，人口才區區幾十萬。要統治幾億漢人，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將一切潛在的威脅消滅在萌芽狀態。
如果各個通商口岸都生意火爆，那麼漢人和洋人勾結就有可能。多一個通商口岸，就多一個老百姓裡通外國的窗口。為滿清長治久安計，多餘的通商口岸必須關停。
於是，乾隆皇帝下旨：關停寧波、廈門、雲臺山通商口岸，所有通商事宜皆在廣州進行。從此以後，清廷的對外貿易就從原來的“四口通商”，轉變為“一口通商”。
清廷改變了貿易政策，洪仁輝還矇在鼓裡，糊里糊塗被收繳了貨物和火炮。寧波的官員也懶得向他這個洋夷解釋，而是命令他馬上滾蛋。
莫名其妙就吃了這樣大的虧，洪仁輝無法接受，他背後的東家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沒法接受。於是，他們開始策劃，如何打通消息渠道，讓大清最高統治者瞭解中國對外貿易的真相和弊病。
洋人們認為，廣州海關貪腐成性，廣州十三行肆意剋扣盤剝，這些實情大清皇帝都不知道。如果將中外貿易的實際情況上達天聽，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一定不會坐視不理。只要皇帝派出官員進行調查，就會查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到那個時候，大清皇帝一定會徹底改革，這種不合理的外貿體制。
洋人們按照他們的思維，揣度大清統治者的心思，真的算是很傻很天真。中國五千年曆史，盛產各種陽謀陰謀，這些高深燒腦的計謀和策略，豈是那些海外洋夷所能理解的。
3
經過東印度公司的策劃，派洪仁輝進京告御狀，以改變中國對外貿易制度，擴大中英貿易的計劃開始啟動。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759年6月13日），洪仁輝等12人組成的進京上訪團，駕駛三桅小船“成功號”，正式從廣州出發。為了防止廣東官府攔截阻止，洪仁輝等人謊稱“成功號”是出海回國。實際上他們是揚帆北上，準備直奔北京。
洪仁輝告御狀，表面的訴求是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行商黎光華拖欠商款等七件具體事。實際的真實目的是，希望推動朝廷嚴查粵海關積弊，擴大中國對英貿易開放程度。
洪仁輝等人駕著“成功號”一路北上，走到定海四礁洋麵，就遭到浙江水師攔截。面對浙江水師的盤問，洪仁輝撒謊說，英國東印度公司準備派兩艘商船到浙江貿易，所以先派自己打個前站，提前來聯繫買主。
定海總兵羅英笏聽說洪仁輝為做生意打前站的，就派人告知他們。浙江不能貿易，請他們回到廣州做生意。洪仁輝見忽悠不過去了，乾脆就實話實說，並提出，希望兩江總督能替他們主持公道，將告御狀的狀紙呈遞給大清皇帝。
洪仁輝準備告御狀的想法，讓定海總兵羅英笏十分震驚。他斷然拒絕了代為呈遞呈訴的請求，並派守備陳兆龍率兵船尾隨洪仁輝，護送他返回廣東。說是護送，其實等於武力押解。
陳兆龍用兵船押解著洪仁輝的“成功號”，向南行駛了三天，然後就返回定海。陳兆龍覺得洪仁輝已經玩不出什麼花樣，肯定會乖乖地返回廣州。於是，他就回去覆命：英船確已南下。
誰知，洪仁輝見陳兆龍返航，就立馬調轉方向，繼續北上，直奔天津大沽口而去。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四日（1759年7月18日），經過一個多月行程的洪仁輝一行，出現在天津大沽口洋麵。大沽營遊擊趙之瑛發現了掛著米字旗的“成功號”，頓時大驚失色。
大清的海防要地，怎麼冒出來這樣一艘怪里怪氣的船隻，這是神馬情況！
趙之瑛馬上駕船前去訊問。洪仁輝在中國混跡十幾年，對大清的官場規矩門清。他知道在大清官員的眼裡，商人屁都不算，他們只尊重當官的人。於是洪仁輝就牛逼哄哄地說，自己是英吉利四品文官，有冤情要面稟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狀。
英吉利四品文官駕船來到天津大沽口，這可是大清立國以來，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奇聞異事。天津城裡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官府也不得不重視。
天津知府靈毓滿心好奇，他親自出馬，趕往大沽口拜會這位金髮碧眼的英吉利四品文官。
洪仁輝抄著流利的漢語，向靈毓傾訴了他們在廣州遭受的種種委屈。並說自己要進京覲見皇上，到御前陳訴冤情。
這可是曠古未有的奇事，靈毓一時有些蒙圈。當官這麼多年，奇事怪事見過不少，可今天遇到的事，還真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
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鬼子要告御狀，這事該咋處理？史無前例，自然心中沒底，靈毓一時拿不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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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經宦海的靈毓，在短暫的驚愕之後，馬上就從這件事中聞到了銀子的味道。眼前這位“英吉利四品官”大人，真的是上天送來的冤大頭一個。靈毓大人準備對這位洋大人下手，弄出白花花的銀子來。
靈毓向洪仁輝表示，聽了洪大人的講述，自己深表同情，他願意向上級彙報洪大人的冤情。但是，代替洋人陳述冤情，此事前所未有，風險極大。如果出現差錯，自己頭上的烏紗帽就保不住啦。
靈毓大人說願意幫忙，又說可能承擔風險。其中的言外之意，洪仁輝還是品得出來的。畢竟在中國混了多年，官場上的那些套路，洪仁輝門清路熟。
大家都是聰明人，自然溝通起來沒難度。
靈毓伸出五根手指頭，洪仁輝覺得這個要價太高，於是大搖其頭。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雙方以2500塊西班牙銀元成交。洪仁輝答應先付銀元2000塊，等到事成之後，在交付剩下的500塊銀元。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五日（1759年7月19日）下午，收了銀元的靈毓允許洪仁輝的“成功號”，由水路開到天津。離船登岸後，靈毓又安排他們前往一處廟宇安歇。
洪仁輝一行進城的時候，受到天津百姓異乎尋常的“熱烈歡迎”。大家紛紛走上大街，像看馬戲團的大猩猩一樣，圍觀洪仁輝等洋鬼子。有些人甚至衝上來，扯他們的衣服，摸他們的頭髮。
天津的百姓十分驚異，這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傢伙竟然也是人。而且，這些所謂的人，腦袋後面竟然沒有辮子！沒有辮子就敢在大清地面上行走，難道他們就不怕砍頭掉腦袋嗎？
好奇的老百姓將洪仁輝等人圍得水洩不通，寸步難行。雖然洪仁輝見多識廣，可面對如此狂熱的圍觀，他還是緊張得脊樑骨冒冷氣，手腳不知道該放在哪裡合適。
最後，多虧官府派出的士兵解圍，洪仁輝一行才得以穿越人山人海，平安抵達靈毓給他們安排的落腳地。
與百姓不管不顧的熱情相比，天津的官員顯得禮貌而剋制。他們以各種關心英國人的名義，前來看望洪仁輝。其實，所謂關心是假，滿足好奇心才是真。
洪仁輝在靈毓安排的廟宇中住了七天。他的呈訴被層層呈遞，最後經直隸總督方觀承之手，進呈到乾隆皇帝的御案前。方觀承還專門另寫奏摺強調“若非實有屈抑，何敢列款讀呈”。
天津知府靈毓，收錢辦事，堪稱大清誠信不欺的好貪官。
閏六月初五（1759年7月28日）晚6時，京城來了一個官員指名要見洪仁輝。這個官
員告訴洪仁輝，皇上已收到他的呈訴，並諭旨大臣前往廣州調查處理。洪仁輝明天必須同他一起，返回廣州，等候朝廷會審。
既然皇帝有諭旨，那就回廣州聽審。閏六月初六（7月29日），洪仁輝駕船南歸，轟轟烈烈地告御狀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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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輝所呈訴的七條，事實清楚，無需太多調查就可真相大白。廣州海關貪墨勒索，證據確鑿，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罪責難逃。但洪仁輝等洋人希望嚴查粵海關積弊，擴大中英貿易的訴求，則事關重大，非會審官員可以擅自做主。
兩廣總督李侍堯、福建將軍新柱等會審官員，將案情詳細奏報。乾隆皇帝經過一番權衡，授意李侍堯做出了判決：
一是懲處腐敗。以“失察”為名，將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革職查辦，就是先擼官，再調查審理；參與貪汙勒索的粵海關役吏“杖流科罰”，就是先拔了褲子打屁股，然後該流放的流放，該罰款的罰款，其中情節嚴重的，既流放又罰款。
二是免除部分陋規。“規禮名目，一概刪除，合併核算”。但因為大部分陋規實際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將這部分合法化。
三是同意英國人提出的一個小小要求，就是帶來的自己消費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稅。“番商食用所需，已徵進口，所有出口稅銀，准予豁免”。
以上三點，算是對洪仁輝呈訴的七條，做出積極正面的回應。可是，接下來的判決，就大大出乎洪仁輝等英國人的意料了。朝廷的判決明顯對洪仁輝等人不利。
讓案情出現反轉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琢磨出，洪仁輝的呈訴言辭暢達，格式正確，而且還可以順利地呈遞到皇帝面前。顯然，這中間有精通大清官場規則的奸人在幕後指使。中國人和洋人暗中勾結，這還得了。於是，案子的調查重點就不再是粵海關貪墨等問題，而成為嚴查何人勾結指使洪仁輝。
經過調查，確有幾個中國人和洪仁輝上訪告御狀有關係。福建籍華僑林懷，在海船上替洪仁輝撰寫了告御狀的狀紙；四川商人劉亞匾替洪仁輝修改和謄寫了狀紙；安徽商人汪聖儀父子，與洪仁輝關係密切，有暗中指使的嫌疑。
李侍堯按照乾隆皇帝的授意，嚴加調查並判決如下：
一是英國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要求，被斬釘截鐵地駁回，並告以中華體制，不可變更。
二是處理“漢奸”。劉亞匾明正刑典，當眾問斬；汪聖儀依照“交結外夷罪”，杖六十、徙一年。華僑林懷遠在海外，乾隆帝命設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網。其家屬如有留在國內者，密拘審訊，務使沿海之民不敢復蹈故轍。
三是洪仁輝以“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圖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門圈禁三年，期滿後驅逐出境。
洪仁輝本來覺得自己的官司穩贏不輸，誰知天朝竟判處他有罪，將他圈禁在澳門。三年的圈禁生涯，令洪仁輝苦不堪言。
據在中國海關擔任過稅務司的美國人馬士，在其編撰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記載。洪仁輝曾致信他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同事道：
“我被關在一幢像籠子似的四間小房子裡，全部門和窗都上鎖，每晚七時，敲過鑼和竹筒四五聲後，即行上鎖。早晨六時才開啟，有兩個人睡在室內，防我逃走。”
另外還有一封信，更道出了他悲慘：
“我的腳浮腫很厲害，我不得不穿一雙大鞋，在腳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腫紋，在伸腳時非常疼痛，希望醫生給一些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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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毛藍眼珠子的洋人，竟然越級上訪告御狀，這讓堂堂大清國威何存，體統何在！
乾隆皇帝認為，發生洪仁輝事件，是對洋夷管理不嚴所致。他諭令兩廣總督李侍堯嚴加善後，拿出管理洋夷的辦法。李侍堯不敢怠慢，精心制定出《防範夷商規條》，上報朝廷。乾隆皇帝立刻批轉，並命照準執行。
《防範外夷規條》規定“防夷五事”：
一、外國商人不準在廣州駐冬，每年貿易季結束後，立即回國；若有未清事務，可在澳門居住，下年隨船回國；
二、只許行商與外國商人交易；
三、不許內地商人借領外國資本；
四、不許內地人向外國商人傳送信息；
五、派兵對外國商船進行稽查。
從此，大清國門開始禁閉，苛刻的通商政策被制度化地執行。
洪仁輝做夢也沒想到，他自以為將成為後世傳奇的告御狀壯舉，最後竟落的如此結局。自己非但沒有改變清朝的貿易政策，反而身陷囹圄，被圈禁在澳門苦熬了三年。外國商人在華所受到的種種不公，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加劇。
東印度公司的同仁們想盡了辦法，營救洪仁輝。但是，天朝聲威不可挑戰，他們的努力最終是無濟於事。沒招了，洋人和大清是沒辦法講道理的，只好任洪仁輝一個人在中國人的監管下受苦。
乾隆帝宣佈了新的對外貿易準則：
“內地物產富饒，豈需遠洋些微不急之貨。特以爾等自願懋遷，柔遠之仁，原所不禁。今爾不能安分奉法，向後即準他商貿易，爾亦不許前來”。
這就是“天朝上國”高高在上的姿態，是將中西貿易視為懷柔遠人的手段、恩賜藩國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無。
於是，一切照舊。
洪仁輝告御狀，其實給大清提供一個主動融入全球市場的機會。可是，大清將洪仁輝圈禁了，也將這個歷史機遇關在了緊閉的國門之外。
此後，大清歷經了種種磨難。這些歷經的種種，皆與大清緊閉的國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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