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同窗今又見
1908年，廖承志出生於日本東京。他的父母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與何香凝，此時這對夫婦正在日本留學。
正在為中國革命的前途而奮鬥的廖氏夫婦為這個新生兒取名“承志”，期望他繼承革命先輩的志願，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而小小的廖承志也從一出生開始，便一路隨著父母的事業而奔波於上海、廣州和日本，在充滿理想和愛國熱情的先驅們的薰陶下，漸漸長大。逐漸地，他長成了一個同樣滿懷革命理想的少年，16歲那年，他步上父母的足跡，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那是在1924年。那一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5月，黃埔軍校正式開學，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國民黨黨代表。那時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少年廖承志，都意氣風發，彷彿雖有坎坷波折，但光明的未來已盡在眼前。他積極地投入並領導了多次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在革命的路上一路奮進。
然而形勢迅速地發生了改變。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逐漸露出了猙獰的面目，8月，廖承志之父廖仲愷被刺殺身亡。站在父親的遺體前，廖承志開始對國民黨大感失望，繼而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憤然退黨，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學習。憑著堅定執著的愛國熱忱和革命激情，他迅速地轉向了拯救中國的另一個方向：共產黨。次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被派遣到德國漢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1930年冬天，廖承志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裡，他結識了當時已在莫斯科生活、學習了5年的蔣經國。
當時的蔣經國是個熱心於紅色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與廖承志一樣。兩個國民黨高層人士的子女，在遙遠的莫斯科共同追求著共產主義的未來，這份默契讓兩人結下了真摯的友情。莫斯科的冬天異常寒冷，兩人便同蓋一件廖承志的大衣，一起讀書、一塊兒入睡，這樣的經歷讓兩人情義漸篤。
但是，命運卻讓他們在未來走上了決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西安事變後，蔣經國離開蘇聯，回到父親蔣介石身邊，並加入中國國民黨。在蔣介石的培養下，蔣經國曆任國民黨要職，並於1978年接掌了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權，當選為第六任“總統”。
而廖承志則在1932年返回中國，而後隨著共產黨南征北戰，雖歷經多次牢獄之災，但其信仰堅定，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最終幫助共產黨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全面執掌僑務工作。後因“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僑務工作遭到破壞，廖公也被“打倒”在家。
直到1979年。
在這一年的新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建議海峽兩岸儘快實現“三通”，早日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解放軍也停止對金門、馬祖等島嶼的炮擊行動。對臺工作重新啟動，廖承志成了負責人的不二人選。隨即，在鄧小平一句“僑務工作要恢復，要有廟，還要有菩薩。現在，菩薩我給你們請來了，他就是廖公”之後，廖承志負責的僑務工作首先恢復了。同年12月，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廖承志又成了這個小組的副組長，組長是鄧穎超。
陳香梅是廖承志堂妹的女兒，那時候已憑藉自己的能力和打拼，在美國商界、政界都站穩了腳跟，並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關係很好。1980年12月31日，陳香梅帶著里根寫給鄧小平的親筆信來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婦與鄧小平一起會見了陳香梅一行。就在這次會見中，廖公拿出了那些照片。他對陳香梅說：“給經國捎個話，告訴他，奉化溪口蔣家祖墳已經修葺一新。經國如想派人回來掃墓，我們歡迎。還記得當年于右任先生題贈經國的一副聯語‘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於老先生的話至今仍可作為我輩的座右銘。”
這些話，陳香梅記住了。在隨後的臺灣之行中，她向蔣經國當面轉達了廖承志的問候和口信。
陳香梅當面向經國先生轉達了口信。蔣經國聽完後有一陣子沒有講話，然後說：“好，我曉得了。”蔣經國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當時他的心裡在想什麼，現在已無人能知。但是，老友的一番作為和言語，必定掀起過他內心的波瀾；當他想起自己“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的心願時，一定想起過廖承志傳來的善意和溫情。正是這些，在他心底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
而此時的廖承志，也正要應對著這個缺口開始寫那封震動中外的信了。
“遙望南天，諸希珍重”
為了寫好這封信，廖承志和小組人員多番斟酌，又多次徵求鄧小平、鄧穎超等多位共產黨元老的意見，對信的內容進行了反覆修改。一番興師動眾之下，整整兩個星期後，這封信完成了。
這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家書，也是共產黨諸位人士寫給亦敵亦友、共進多年的國民黨人士們的家書，更是祖國大陸寫給臺灣民眾的一封家書。這封家書對蔣經國及其背後的國民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又從個人、國家、民族三個角度，抽絲剝繭、層層深入，一步一進，可謂入木三分，其言真意切，感人肺腑。
信以尋常家書的敘舊和問候開頭。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接下來的“進言”裡，廖承志侃侃而談，分三個層次請國民黨當局——當然信中的用語是請“經國吾弟”“慎思、再思、三思”。第一思，由於右任手書、掛在蔣經國辦公室裡的聯語條幅“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寫起，告訴蔣經國，兩岸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促進統一則可成千秋功業，而抗拒統一或是當斷不斷，會讓自己陷入窘困的境地。
廖承志盼蔣經國速速作出決斷。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迴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臺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臺諸前輩及大陸去臺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侷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瞭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第二思則是撫今憶昔。廖承志回顧了過往的歷史，在曾經的戰火紛紜中，國共兩黨兩次於中華民族危亡之時攜手，共赴國難，均對國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以此寄望未來，期盼兩黨人士能夠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三度合作，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而這，也是關係國民黨興亡絕續的大事。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臺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臺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臺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緊接著，廖承志將話題轉向了蔣經國自身。在第三思中，他從個人情感出發，析事論理，借蔣經國自己說過的話、表達過的愛國情緒，來勸說他將孝心與愛國之志用於完成統一大業上，成則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如此的考量，可謂體貼入微了。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信寫好了，發表了，海內外一片讚譽。但新的問題也由此而生：讓蔣經國等國民黨高層看到此信自是不難，但在當時兩岸嚴禁通郵、通航、通商的情況下，要讓臺灣民眾看到此信談何容易！於是，廖承志再次動起了腦筋。
相逢一笑泯恩仇
廖承志心裡很清楚，要想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不僅要爭取蔣經國，還要做廣大臺灣民眾的工作，讓他們及時瞭解共產黨和平統一的誠意，要讓他們知道，時隔三十多年之後，大陸方面依舊把他們視為久別的親人，在等待他們回家。要做到這一點，就得突破臺灣當時非常嚴格的報禁和新聞審查制度，讓臺灣百姓能夠直接看到這些信的內容。他們採取了“曲線救國”的方式。為了讓臺灣民眾也能看到這封信，廖公作了細緻周密的安排。他專門找來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的楊奇，希望他想盡一切辦法，讓《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巧妙包裝後刊登此信，讓信順利進入臺灣。因為廖公他長期搞對外宣傳，很瞭解對外宣傳的時效性，尤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在新華社工作過，所以他就把當時的香港新華社的負責同志叫來。
這不是楊奇第一次臨危受命，當年“葉九條”在香港的發佈也是由他一手完成的，而那也是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
1981年9月28日，楊奇在接到廖承志的電話後，立即飛到北京。一下飛機，汽車便把他從機場拉到廖承志家中。寒暄過後，廖承志交給他一份葉劍英講話的底稿和一張29日返回香港的機票。
廖公開門見山就說，葉委員長的九條建議，還在他手上沒有最後定稿，但是肯定要30日發佈。現在又不能發電報給我們，所以只好——他很客氣了——辛苦你，把它念熟。29日上午你回到香港之後，把它排印出來，在傍晚的新華社國慶招待會上，讓大家都看得到。
那天晚上，楊奇幾乎一夜沒睡，把“葉九條”背了個滾瓜爛熟。第二天下了飛機，他直奔辦公室，把“葉九條”一字不差地默寫在紙上。
9月30日，新華社播發葉劍英對臺灣講話的當天，在香港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國慶招待會的兩千多位來賓，也拿到了還散發著油墨味道的“葉九條”文字稿。第二天，各大報紙紛紛刊發了“葉九條”。
此次接受任務回到香港後，楊奇約了《星島日報》總編周鼎、《華僑日報》總主筆李志文下午到利園酒家咖啡屋喝茶。雖然他沒講明希望文章進入臺灣，但兩位老報人一聽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便心領神會。
當時，全香港唯獨這兩份報紙能夠進入臺灣，因此大陸方面對它們寄予厚望。在拿到稿件後，兩家報社也各出良招，讓這封信進入了臺灣百姓的視線當中。
《華僑日報》採取的是全文登出的方式，並且就在《人民日報》刊載此信的同一天。不過，報人們將它放在了較靠後的版面裡，處理得很不引人注目，因此也沒引起臺灣報檢人的注意，順利過關。
而《星島日報》則處理得更為大膽，在一版頭條位置全文發表。當然，他們為此想了一個好招。
文章的標題處理得非常巧妙：大標題是“國共昨互促統一，雙方仍各言其志”，副標題則分了兩行，第一行是“孫運璇盼北京放棄共產主義”，第二行則是“廖承志函請蔣經國三度合作”。孫運璇是當時國民黨當局的“行政院長”，把他的名頭放在前面，不失為極好的屏障。實際上在正文裡，孫運璇的講話內容只有短短兩行，算上標點也僅有四十多個字；而緊接著刊載在後面的就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全文一千多字。就這樣，經過包裝後，這封信成了夾心餅乾，順利通過了臺灣報檢。
臺灣民眾都看到了這封從遙遠的北京輾轉而來的信。
蔣經國自然也看到了。看到這封信以後他有何感想，沒有人能夠猜測得到。從個人來講，他繼續保持著沉默。
但公開的政治身份並不允許他以沉默來應對這封公開信。此時，全世界的華人都已經從信中瞭解了共產黨的態度，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蔣經國身上，期待著他的回應。於是，他回覆了——為了不違背自己定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他請出了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讓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她在信中寫道：“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宋美齡也在信中以長輩的口吻對廖承志“循循善誘”：“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和廖承志的信其實代表著共產黨高層的態度一樣，宋美齡的這封信也必定代表著國民黨高層的統一立場。然而人們在此信中看到的是因循守舊，是他們雖有統一之志，卻依舊抱著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幻想不放，以高傲的姿態回絕了大陸方面的善意，未免令人備感遺憾。
不過廖承志並沒有因此感到失望。他保持著一貫的樂觀態度，仍然繼續著自己的工作。他對從臺灣歸來的馬璧先生說：“蔣經國先生是不會忘記我的，我也不會忘記他，據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鄉的。我在7月致蔣經國的信函中已經說過了，我也可以去臺北同他見面，他若是來北京，我們更是歡迎。”
此後的廖承志，依舊全心投入到各項工作當中。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生性開朗、豁達，交際廣泛，這些都讓他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被鄧小平稱為救苦救難的“活菩薩”，被日本友人稱為北京的“臉面”，而更多的人則出於尊重，尊稱他為“廖公”。廖公的人格魅力，讓無數人感懷，也讓無數人備受激勵。
1983年6月6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年事已高的廖承志從醫院趕到了人民大會堂，帶病出席了這次會議。他讓工作人員用輪椅把他推上主席臺，堅持聽完了政府工作報告。
然而正當全國人民期望他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時候，4天后的6月10日，他因心臟病突發，不幸病逝，享年75歲。
而他未竟的事業仍在繼續著。他留下的那封情深意切又條條在理的致蔣信，終究產生了他期望中的效果。
在廖承志身後，隨著大陸方面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等相關政策陸續出臺，島內民眾呼籲之聲也日益高漲，臺灣各界人士紛紛對國民黨當局的“三不”政策提出質疑，要求當局審時度勢，順應民意，開放兩岸人員往來。
面對這種局面，蔣經國也開始行動了。他私下派密使沈誠，以香港商人的身份幾度北上進出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信息。
1987年3月19日，沈誠返回臺北，將一封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國手上。
6天之後，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對楊尚昆的信反覆研讀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高層次的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並先後宣佈瞭解除戒嚴以及開放赴大陸探親的命令。闊別家鄉近40年的國民黨老兵終於回來了，骨肉親人終於得以團聚。
從廖承志的致蔣信，到楊尚昆的密函，再到蔣經國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的政治堅冰，終於在骨肉親情的暖流中漸漸地融化，國共兩黨也終於打破了長久的沉默與對抗，開啟了國家統一的偉大進程。
廖承志在其中，居功至偉。
他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信信頻催往泰京，
深感雙親愛子情。
忠心為國難更志，
願做天涯不孝人！
這是寫給一位泰國歸僑知識分子的詩，流露出為國家、為民族盡忠效力的豪邁誓言。這恰好也是他自己執著一生、奮鬥一生的寫照。廖承志傳奇一生、坎坷曲折，雖然歷經七次牢獄之災，但是他對革命矢志不渝；特別是在生命的最後的五年中，正是由於他所做的奠基性和開創性的工作，國家統一和經濟建設才得以破冰前行。雖然他沒有親自看到海峽兩岸“大三通”的開啟，但是人們依然對他充滿敬意，人們依然懷念這位豁達開朗、和藹可親的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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