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日，日本天皇裕仁簽署了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絕密命令後，又在 6日秘密下達了進擊馬來西亞、爪哇、菲律賓和香港的作戰命令。12月8日3時40分，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接到一份來自日軍大本營的緊急特殊電報，電文為：“花開了”。早已待命的日本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立即下令：攻佔香港!
香港和新加坡一直被日本軍國主義看作是自己“南進”集結兵力的戰略區域，可以作為進攻和控制富庶的東印度群島的樞紐。
香港局勢的急遽變化，牽動著延安中共領導人的心。
就在日軍進攻香港的前一天（12月7日），周恩來就電報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求迅速做好應變準備。
12月8日，即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中共中央也急電周恩來並
轉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強調要想方設法保護困留在港的愛國民
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離港九地區，指示“香港文化人、黨
的人員、交通情報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此事請酌辦……”。
中央來電中所指的“東江”，就是東江抗日根據地。它面臨大海，處於香港、廣州兩個大城市中間，橫貫廣九鐵路，靠近粵漢鐵路南段，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因而在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戰略要地。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江游擊區主要位於惠陽、東莞、寶安一帶地區，地理位置重要。不僅在國內處於華南抗日鬥爭的最前線，可與華北、華中敵後戰場遙相呼應，密切配合，而且地扼廣州與香港兩大城市之間，控制著廣九鐵路之咽喉和重要海岸線，有直接配合英、美盟軍反攻之可能，因而對華南和整個國際反法西斯鬥爭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東江游擊區毗鄰港澳，與華僑聯繫廣泛，有許多華僑、海員回來參加部隊，因此，我黨部隊對國內外影響很大，有很大的政治意義。
早在1938年，日軍在廣東惠陽大亞灣登陸，惠陽、廣州淪陷。國民黨軍隊潰逃,華南廣大國土被日本侵略軍佔領。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廣東省委,在東江日佔區後方開拓游擊區。戰鬥在東江地區的東江游擊隊，在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和反頑鬥爭中，緊密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進行著艱苦曲折的鬥爭，不斷地打擊日、偽、頑、軍，部隊不斷髮展。東江游擊隊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從弱變強，迅速的發展壯大。
從1941年下半年起，華南日軍已有陸續南調之勢，到12月初，有為數約3萬的日軍在距離深圳河邊境僅八里的地方，沿廣九鐵路，寶太公路，惠深公路兩側集結。日軍進攻香港，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已有所準備，立即組織精幹隊伍陸續開赴新界，打擊日本法西斯。
1942年1月下旬，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成立。總隊轄有一個主力大隊以及東莞、寶安、港九、惠寶邊四個地方大隊。總部機關設立了政治部、參謀處、軍需處。大隊設立了政治處，在各個中隊以上單位都配備了政治幹部，小隊配備了政治服務員，班一級設政治戰士，部隊面貌煥然一新。
但是東江游擊隊處於孤懸敵後的位置，沒有自己的電臺，無法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南委”保持經常性密切的聯繫。每有重大事情要向上級請示報告，只能通過秘密交通員輾轉奔波，來回“傳話”；急件採用打×符號，越急打×就越多。或者通過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電臺代為“轉告”。
為了能及時直接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遊擊總隊在險惡的環境中必須建立自己的電臺，它關係到東江地區游擊隊是否能及時的得到黨中央的指示、更好地堅持鬥爭的大問題，意義極為重大。在香港淪陷之前，東江游擊隊曾經從香港買來一部電臺的零部
件，自己動手安裝了一部“組裝電臺”，並選址在惠陽坪山鄉古倉廈
村裡開始電臺業務學習和籌建工作，但因電臺機器不完善和技術操作
方面的原因，自己組裝的電臺無法使用，未能對上級溝通電訊聯絡
在這種情況之下，游擊隊又另想辦法，選派了幾位幹部前往香港學
習、培訓有關電臺的技術和業務知識，但料不到受訓人員還未學成
香港就很快淪陷了。這培訓工作也被迫停頓了下來。
隨著香港的淪陷，華南抗日鬥爭局勢也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香港八路軍辦事處被迫撤銷，人員轉移，電臺不能再繼續使用。而東江游擊區如果不建立電臺，游擊隊如何開展下一步活動等重大情況，急需得到黨中央、南方局的指示。
日軍攻佔香港後，戰局非常嚴峻。中共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帶領香港八路軍辦事處負責電臺機要工作的劉澄清（原南方局電臺機要員，後調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等撤退到東江游擊區。張文彬挽留本準備經東江游擊區轉回大後方重慶的劉澄清等，一起幫助東江游擊隊建立電臺，並著手佈置人員通過秘密交通運輸線從香港購買零部件。
香港到東江游擊區的運輸線，水陸共有三條：一是由水路經西貢到大鵬灣的吉澳、紅石門，入鹽田至淡水、惠陽；二是從陸路經過沙頭角，也是轉往淡水、惠陽；三是陸路，由元朗入寶安、東莞。
由於日本侵略軍的統治尚未就緒，忙於鞏固港九市區治安，此時主要的交通線上，土匪多如牛毛，大股武裝有數百人，小股也有三、五人。僅新界就有本地的土匪“梅花鹿”、內地流竄來的“大天二”、“肖天來”。有的屬於國民黨，有的屬於黑社會。為了保護交通線的暢通，東江遊擊總隊所屬港九大隊對土匪逐一予以肅清。從此，主要交通線沿途就比較平靜了。依靠了交通線，從香港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向總部輸送，充實了東江游擊區整個部隊的武器和各種物資。不久，電臺器材零件先後經秘密交通線從香港運到。大家在環境極其困難、器材又很缺乏的情況下，緊張地裝配機器。
按照張文彬的指示，劉澄清與先期進入東江游擊區的香港“八辦”電臺機要人員戴機（中共中央駐香港秘密電臺的報務員）、江群好等一起，聯合攻關，共同承擔這項工作。
他們用燒火鉗鉗著銅線當烙鐵，用買來的錫茶壺當焊錫，上山刮松香做焊油，用打仗繳獲的零碎接線作導線。這樣裝裝拆拆，反覆多次，晝夜苦幹，終於把收發報機裝配起來，東江游擊隊的第一部土洋結合的電臺終於誕生了。每到午夜時分，手搖機發出“嗚嗚嗚”的響聲，由熟悉延安總部電臺工作特點的劉澄清頭戴耳機，按動電鍵，試探著用原來在香港電臺的呼號擊起電鍵，發出“滴滴滴”有節奏的手語，開始收聽和呼叫黨中央（延安）的電臺。“延安，延安，我是東江。”
1942年1月下旬一個深夜，劉澄清用原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電臺的呼號、頻率，經過了一陣的呼叫，終於從電臺裡傳來了延安黨中央的聲音，東江游擊隊終於同延安的中共中央電臺建立了直接的聯繫。此後，劉澄清任機要科科長、戴機任臺長，後派杜襟南任電臺政治委員。電臺建立後，溝通了與延安中共中央、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方工委、粵北省委的無線電聯繫。紅色的電波將延安——重慶——東江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就在電臺建立後不久，一件預想不到的“崗頭仔村事件”發生了。
1942年，日、偽、頑軍對東江根據地進行了多次大規模進攻。4月中旬，國民黨一八七師和地方頑固派主力“挺六”縱隊、地方遊雜部隊共6000餘人，向寶安游擊區大舉進攻。東江游擊隊一邊進行戰前動員，傳達周恩來關於要針鋒相對地展開鬥爭的指示,決定堅決反擊頑軍進攻,對日偽採取積極的作戰行動。一邊“堅壁清野”，掩藏物資，準備輕裝上陣，迎擊來犯之敵。為了防止重要物資落入敵人之手，東江游擊隊將積攢多年而一時還用不著的緊缺物品，如軍氈、膠鞋、布匹、藥品等重要軍需品和無線電臺零配件埋藏起來。由寶安縣崗頭仔村抗日民主政權的鄉長，帶人執行埋藏這些重要物資的任務。國民黨頑軍進攻崗頭仔村，抓到了鄉長。他經受不了國民黨頑軍的威逼利誘，很快就叛變投敵。他向國民黨頑軍供出了游擊隊掩藏物品的地點，並親自帶領國民黨頑軍將那些重要物品全部挖走了。
“崗頭仔村事件”給東江游擊隊的領導人敲起了警鐘。也像是給東江游擊隊領導人注人了一副“清醒劑”。對東江游擊隊領導人的思想震動很大。東江軍政委員會書記兼廣東人民抗目遊擊總隊政治委員尹林平對電臺管理方面的嚴重失誤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要吸取教訓，做好工作。從此東江游擊隊的電臺工作備受重視，有關電臺方面的事情，一直都由尹林平親自領導、直接負責。
1942年五六月，中共粵北省委和南委機關相繼遭敵特破壞，按照緊急部署，省委各部負責人饒彰風、黃康、李殷丹、陳能興、張江明等，及省委電臺和下屬組織的同志，都分別安全撤退到東江部隊中和粵北、西江、桂林等地隱蔽；同時兩機關電臺停止了工作。
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成立。在南方廣大地區只有東江縱隊電臺始終保持同延安黨中央的聯繫。廣東各地的敵後鬥爭局勢和問題都能通過電臺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黨中央對整個華南地區對敵鬥爭的指示也都是由東縱電臺收譯後，再由部隊通過其他渠道轉到各地區。從這個意義上說，東縱電臺所起的作用，已超出了縱隊本身的範圍，在華南地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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