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周恩來的第一步棋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那麼第二步棋就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周恩來小心翼翼走出這兩步棋，步子不大，聲響也不大。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之間，周恩來又非常巧妙地來了個“過渡”和“緩衝”。
周恩來接見日本前軍人訪華團。左起第二人為日本訪華團團長遠藤三郎。右起第二人為廖承志
40年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廖承志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愛一郎曾給予高度評價：“他……鋪平了對日關係上一條廣闊的道路。多虧他這種作風，流水般地導致了兩國邦交的恢復，促進了後來交流的發展。”但不太為人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廖承志被批判，早已靠邊站了。周恩來為了“解放”廖承志，精心策劃，連走三步妙棋。
中日邦交正常化：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從披露的現有資料看，周恩來至遲在1970年末、1971年初就將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上了議事日程。
當時，最牽動周恩來的是要重新組織因“文化大革命”而天各一方的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
據新華社原駐東京特派記者吳學文回憶：“（‘文化大革命’前）黨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個外事小組，由陳毅副總理兼外長任組長、廖承志是副組長。國務院設外事辦公室，由陳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辦公室下設日本組，日本組先後由楊正、王曉雲任組長，組內有幾名工作人員。最初由廖承志召集與日本有關的各部門涉外幹部開會，後來日本組起到召集人的作用，會議多在廖副主任主持下召開，傳達、討論、研究、學習對日方針政策、日本形勢……日本組可以通天，可以及時轉達中央領導同志的意圖和意見，所以對有關部門的對日工作具有指導性和權威性。有關計劃多經日本組報國務院外辦或黨中央批准。……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機制，這個機制既能體現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對日工作方針，又富於行動和實踐。從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發揮各部門的對日工作力量。”
當時對日外交中還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剛”之說。“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西園寺公一和廖承志，“四大金剛”指廖承志麾下的對日事務專家趙安博、孫平化、蕭向前和王曉雲。
廖承志是周恩來對日事務的“首席助手”、“大管家”和“不管部長”，被譽為中國頭號“知日派”和“中日關係第一人”。還不到50歲，他就被尊為“廖公”。廖承志去世後，吳學文充滿感情地寫道：“廖承志同志是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下的對日工作總負責人。他把對我國外交政策的領會與運用、對日本情況的理解與分析、同日本人士父一輩、子一輩的情誼與交往，三者融貫在一起，在中日關係上發揮著特有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這種作用是他人無法代替的。”
廖承志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生在東京大久保，由日本乳母帶大，被毛澤東戲稱“寶貝”。1972年9月27日晚間，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臨別時，毛澤東指著廖承志對田中首相說：“他出生在日本，這一次你們把他帶回日本。”“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參加參議院的全國區的選舉，一定能當選。”受到毛澤東感染的田中首相笑著說。日本前首相鈴木善幸也曾說，廖承志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和“周恩來先生一樣熟悉，都是為日中兩國的友好與親善盡力的無與倫比的人物”。
要打好仗，隊伍建設十分重要。後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戰”情況表明：周恩來精心設計了兩條與日本的聯繫渠道：一條是以姬鵬飛、陸維釗、王曉雲和陳抗為代表的中國外交部部、司、處三級官方外交渠道；另一條是以王國權和孫平化、蕭向前為代表的中日友好協會、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及其駐東京聯絡處等民間外交渠道。而樞紐人物就是廖承志。據國務院原副總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回憶：“總理指定我、喬冠華、廖承志、韓念龍等人組成日本組。”
然而在當時，因為“文化大革命”， 廖承志“運交華蓋”，孫平化、蕭向前等也皆以“戴罪之身”下放“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
廖承志一度稱蔣介石為“世伯”，與國民黨高級將領“稱兄道弟”，和眾多民主黨派人士、海外華人華僑、港澳同胞過往甚密，還有無數日本各界朋友……“文化大革命”風暴席捲神州，他自然在劫難逃。廖承志的王大人衚衕家門口被貼上了大標語“火燒廖承志”；進出客人必須登記；派出所和機關“造反派”時常來“光顧”“查戶口”。1966年底，根據周恩來安排，廖承志住進中南海“寫檢查”。1968年夏天，廖承志被“轉移”到養蜂夾道外辦機關繼續“監護”。1969年1月，他又被移至北京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後院平房關押。在舊中國7次坐牢的廖承志幽默地說：“文化大革命”這次算“半次”。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幹事少不了好幫手。像廖承志這樣中國最著名的“日本通”，如果不“解放”出來，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難以著手展開。因而，周恩來要重新組建恢復對日外交班子，首先就要排除萬難，“解放” 廖承志！
先聞其名：未成曲調先有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曾嘔心瀝血、殫心竭慮地保護了黨和國家的許多優秀幹部。其中，“解放”廖承志，可以說是周恩來一手策劃導演、精心“炮製”的“傑作”，極具智慧和喜劇性。周恩來為此連走了三步妙棋。
第一步棋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名”。
1971年6月，因探視得嚴重肺炎再次住院的九旬高齡母親何香凝，廖承志回到家裡。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他，不必再回“隔離審查”的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什麼時候回去等通知。
自1967年7月3日迎候援緬專家劉逸骨灰及外交部信使曹達林、張瑞璉以來，到1971年8月，廖承志在中國政壇銷聲匿跡了4年。1971年8月21日晚21時30分，日本著名政治家、自由民主黨顧問松村謙三先生在東京國立第一醫院因病逝世，終年88歲。松村先生患病期間，曾收到周恩來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的慰問電。8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郭沫若、廖承志致松村謙三家屬唁電，意外出現了沉寂已久的廖承志的名字！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廖承志的名字在時隔4年之後第一次見諸報端，雖說是露“名”未露“面”，但“未成曲調先有情”。絕大多數人沒有想到：這是周恩來一手策劃的整個部署中的第一步！當其時也，郭沫若是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廖承志自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協會成立以來就擔任會長，但是此時他還沒有獲得“解放”，所以沒有“身份”。為了照顧廖承志，郭沫若也免去了“頭銜”。這在以往的報道中是極為鮮見的。
彼時，對廖承志的“隔離審查”剛剛結束不久。據他自述：“已經同以前‘住’的‘別墅’永遠告別，回到家來了”，“但尚未完全解決問題，還需要等待，可是比以前進了一大步了”。當時，廖承志身體多病，據他自述：“我現在心絞痛、早跳都停了，只是腳還有些軟，不能多走路，每天在花園兜兩個圈子，便是我最大限度的活動量了。現還要每一個月到醫院檢查一次到二次，而且要繼續不斷吃那個‘anginin’，連著吃半年。”然而，中日邦交前線一再“告急”，需要得力“大將”。故而周恩來不動聲色地加緊實施有關廖承志的復出“計劃”。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機會終於來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這不啻是周恩來解放大批遭迫害革命幹部的“東風”！周恩來的第二步棋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10月17日晚間，應邀來華訪問演出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為觀眾演出反映日本人民同美日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的《日本大鼓》和芭蕾舞劇《沖繩五姑娘》以及反映越南人民同侵略者進行英勇鬥爭的芭蕾舞劇《越南少女》。這是松山芭蕾舞團在北京三週演出活動裡的最後一場。遵照周恩來之囑，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給廖承志送去入場門票。
其實此前兩天——10月15日晚，周恩來和柬埔寨賓努首相、英·薩利特使觀看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團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一起觀看演出的除了于會泳、浩亮等“文化大革命”“紅人”之外，還有“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當時他是主管文化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畢竟是4年來廖承志第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一向謹慎細心的周恩來不敢大意。他可不願意“金棍子”姚文元一時興起鬨鬧折騰，那廖承志的復出不就“黃”了？周恩來果然有謀有略！觀看17日晚間演出的，除了越南南、北方戰友，就是我國有關方面負責人吳德、王國權、韓念龍、李強、張奚若、于會泳、狄福才、黃厚民、林巧稚、羅叔章、丁雪松、劉西林等。最令人叫絕的是新華社次日報道的末尾：“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久病初愈，今天也出席觀看了演出。”真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在中國新聞報道中幾無先例可循。這刻意為之、極為少見的神來之筆當是周恩來的創意，令人叫絕！這是新聞為政治服務的一個經典案例。
如果周恩來的第一步棋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那麼第二步棋就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周恩來小心翼翼走出這兩步棋，步子不大，聲響也不大。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之間，周恩來又非常巧妙地來了個“過渡”和“緩衝”。
1971年12月4日晚，岡崎嘉平太、田川誠一率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談判代表團的部分成員乘機抵達北京。中日友協副會長王國權出面接待。周恩來、郭沫若分別於12月17日、16日會見岡崎嘉平太一行。同時，周恩來特意在12月14日安排登門拜訪廖承志。對於田川誠一等人而言，這是1966年11月訪華以來與廖承志的首次見面，可謂闊別重逢。這一天，田川誠一在日記裡記錄了拜訪廖承志的情景：“今天訪問廖承志先生住宅似乎是中方為了進一步烘托友好氣氛而特意安排的。最近中方的態度，以及對待我們備忘錄貿易有關人員的態度也充分表現了這一點。”“廖承志先生出乎意料的精神非常好，似乎稍微瘦了一些。他的流暢的日語絲毫也沒有生疏……友情一如既往。雖然沒有明說，可是這次會見彷彿將迄今為止彼此經歷的艱辛統統吹走了一般。廖承志先生大概也有同感吧。”
田川誠一等人還有所不知，周恩來其實是“戲中有戲”，另有深意！意味深長的是周恩來刻意“低調”：一是不在公眾場合，而在家中，契合“久病初愈”；其次，廖承志的這一外事活動沒有公諸報端，但卻在日本流傳開來。這真是周恩來的智慧，他還在暗暗等待更好的時機。
渠成水到：皇天不負有心人
皇天不負有心人，這一回周恩來、廖承志要感謝毛澤東，還有陳毅的在天之靈了。周恩來的第三步棋是天時地利，水到渠成。
“千萬戰友仰遺容，敬愛領袖佩黑紗。”（張茜：《題陳毅同志遺像》）1972年1月10日下午，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的追悼大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午後1時，身著睡衣不及更換的毛澤東突然通知調車，急匆匆穿上大衣，冒著隆冬北京徹骨的寒風，在陳毅追悼會舉行前1小時就來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追悼會（毛第一次參加的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的追悼會）。情況陡然生變！陳毅追悼會的原定規格“低於謝富治、略高於彭紹輝”顯然已被打破。周恩來在毛澤東的轎車駛出中南海時，已緊急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各民主黨派人士：凡願參加的均可參加。原定由李德生主持、葉劍英致悼詞的安排顯然已不合適。葉劍英趁著毛澤東在八寶山貴賓室和外國來賓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談話之際，將陳毅的悼詞悄悄交到周恩來手中，他滿含希冀的目光停留在總理憔悴的臉上。葉劍英高舉兩手一拱，向總理一拜。緊接著，當一片悲愴、肅穆的追悼會開始以後，周恩來滿含深情地緩緩致悼詞……
陳毅的追悼會哭聲一片，幾乎成了林彪罪行的控訴大會。眾多與會者垂首淚如雨下，為陳老總，也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際！次日見報的新華社電訊稿末尾有一句並不起眼的“閒筆”：“向陳毅同志遺體告別的還有廖承志、華羅庚、羅叔章、榮毅仁、王冶秋、趙樸初等”。微言大義，較之4個多月前的松村謙三唁電，級別規格之高，影響輻射之大，不言而喻。與其說是出席喪事活動，毋寧認為是廖承志的一次標準亮相！
廖承志“解放”“三部曲”就這樣在周恩來的“導演”下成功地進入了尾聲。據前駐芬蘭、伊朗、荷蘭、菲律賓大使陳辛仁回憶：“周總理從電話中得知毛主席要求參加陳毅追悼會後，立即通知廖承志也來參加，使他‘解放’了。”上個世紀50年代末，廖承志就是以陳毅為主任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常務副主任，參加追悼會完全順理成章。
接下來，廖承志又看了日本齒輪座劇團在北京舉行的最後一場演出，隨後又先後參加了埃德加·斯諾先生、謝富治的追悼會。
在此前後，周恩來還多次在外交部為廖承志“復出”大造“輿論”。在外交部和各有關部門研究日本問題的會議上，他話裡有話地對外交部軍代表說：“你們怎麼都說不清楚呢？我要給你們請個顧問!”到後來，周恩來再也不是弦外有音，而是直截了當為廖承志仗義執言。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日語翻譯的林麗韞當時多次親耳聽到周恩來焦急地問：“廖承志問題做結論了沒有？快點解決他的問題，他是日本通!”“請廖承志當顧問，這些問題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來大聲疾呼：“現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緊，我需要廖承志參與工作，你們抓緊工作，把廖承志給解放出來！”“這個是我親耳聽到的，好幾次。在總理的關注、督促下，外交部的軍代表、軍管小組，才把他解放出來。”“是總理將他保護出來的，並安排他任外交部顧問。”
3個月後的4月3日晚上20時，廖承志攜夫人經普椿正式“站出來”工作了！這對伉儷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郭沫若、於立群夫婦一起會見並宴請日本朋友、甲南大學英國文學教授墾信行先生和夫人墾久代。當鄧穎超請客人喝茅臺酒時，周恩來說，茅臺酒也可叫長征酒。1935年紅軍長征，在貴州茅臺鎮要過河時，發現了那裡的酒非常好。周恩來其實是借“茅臺”說事，他老人家今兒個高興！“小廖”、“廖公子”完完全全“解放”了！
廖承志終於正式披掛揮戈上場，投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緊張戰鬥中去了。廖承志這位中國對日事務的“大將”一“升帳”，眾“金剛”見天之日也就為期不遠了。差不多同時，“九一三”事件發生不久的1971年9月末，周恩來將一些對日工作專家如蕭向前、孫平化陸續從農村“五七”幹校調回北京，組建對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攻堅階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問題專家張香山成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任命的僅有的兩名外交部顧問。一位當事者這樣回憶：“中日關係處於復交前夕的重要時刻，外交部召集對日工作有關的同志開會。廖公以外交部顧問身份在會上做報告。……他站在講壇上，講形勢，講任務，我們與會者都感到他的心胸開闊，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