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西之水
“雨中二次遊嵐山，兩岸蒼松，夾著幾株櫻；
“到盡處，突見一山高，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
”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嬌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嬌妍”。
1919年4月5日，青年志士周恩來結束日本求學生涯，準備歸國投身革命。途經京都嵐山，小雨簌簌，不由得詩興大發。
對於周恩來而言，日本是一個具有特殊感情的地方。這是他第一次到訪外國，也是居住時間最久的外國土地，甚至最初接觸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思想啟蒙，也是通過京都大學教授、日本共產主義者河上肇的書籍與講堂完成。周恩來雖然有生之年再未踏上日本國土，卻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人物。
轉眼一甲子過去，1979年4月19日，在鄧穎超出席之下，京都嵐山的龜山公園裡專門為周恩來立起《雨中嵐山》詩碑，這不僅是中日友好的見證，也是他人格魅力與外交成績的象徵。正如鄧穎超所言：“詩碑為日本古都名勝錦上添花，也把周恩來和中日兩國人民永遠緊緊地連在一起。”
1957年4月，毛澤東主席會見由淺沼稻次郎（前排左六）率領的日本社會黨親善使節團。
“日本這樣一個民族，怎麼能讓人來佔領控制呢？”
在1959年接見淺沼稻次郎時，毛澤東表示“日本必然會完全獨立，成為和平的國家”。雖然歷經抗日戰爭的苦難，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區別對待。既然如今日本人民受到美國壓迫，那麼對日民間外交也需要納入分化日美關係、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高度。
然而這一時期，新中國卻嚴重缺乏對日外交人才。
除了“四大金剛”，還從愛國華僑子女選拔人才
外語人才方面。雖然中國有不少人懂日語，卻大多因為出身或經歷問題存在“歷史不清白”，難以參加新中國外交工作。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負責對日工作的廖承志甚至要自己做翻譯，審閱各類日語宣傳稿件。
由於革命先烈廖仲愷曾在日本停留，廖承志也在日本出生並度過少年時光，更因父輩緣由而在日本擁有廣泛的人際關係，是當時新中國為數不多的“知日派”。為充分發揮其語言與外交優勢，新中國成立後，廖承志擔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組長。到1955年12月，中聯部成立“對日工作委員會”，廖承志為副主任，事實上成為中國對日外交的具體負責人。
1955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在中南海會見日本恢復日中邦交國民議會議長久原房之助
在周恩來支持下，廖承志打造了一支專門面對日本的外交隊伍，其中延安時期負責改造日本俘虜的趙安博、後來的首任駐日大使王曉雲、曾在日本求學的孫平化、蕭向前成為對日工作“四大金剛”。
受到廖承志經歷的啟發，新中國著眼於從日本歸國的愛國華僑子女選拔人才。1952年，年僅19歲的臺籍華僑子女林麗韞從日本神戶回國，隨後在1953年被選拔進入中聯部，逐步成為周恩來的日語翻譯。據林麗韞回憶，會見日本客人時，周恩來有時還會以她的經歷作為話題：“她能講得一口流利的關西話（神戶屬於日本關西地區），這就好比我們中國的蘇州方言一樣。”林麗韞也作為翻譯見證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過程。
根據林麗韞計算，從1953年到1975年的22年間，周恩來一共接見了大小295個日本代表團，如果按每個代表團10人計算，總計也要超過3000人次，不僅涉及政治家、企業家，還包括日本工會組織、婦女團體、青年團體、文體團體，甚至也會接見普通工人、教師組成的團體。見面以後周恩來會同大家詳細談心，經常是從中午聊到晚上，一聊就是幾個小時，這在世界各國領導人中都是絕無僅有。
周恩來面對日本客人的親切態度使得日本進步人士對與新中國改善關係充滿嚮往。隨後1960年7月，岸信介內閣因《日美安保條約》的簽訂、在一片反對聲中倒臺，繼任的池田勇人內閣調整對華政策，中日緊張關係也大體結束。
周恩來“貿易三原則”
池田勇人內閣雖然延續“政經分離”原則，但他卻致力於尋求對華和解，甚至在與美國總統肯尼迪的會談中提到“日本將中國作為與歐洲一樣的貿易對象是理所當然的”，自然引起中國政府重視。
1960年8月，周恩來在“政治三原則”基礎上提出“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為避免先前矛盾，中國製訂“友好商社”名單，原則上只允許中國外經貿部的企業與日本“友好商社”進行貿易往來。中日貿易再度開啟。
1959年10月，周恩來總理會見來訪的日本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右二）。
池田勇人接受石橋湛山的建議，以松村謙三為對華政治工作負責人，以國會議員、實業家高崎達之助為對華貿易工作負責人，專項開展對華官方貿易工作。1962年9月，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率領42名政經要人訪華，周恩來提出：“中日之間的貿易，不可能一開始就大規模地展開，而是今後會逐漸擴大規模。中日關係也一樣，是以漸進式、逐漸積累的方式，不斷改善的過程。”
11月9日，中日兩國簽訂發展民間貿易備忘錄及漁業協定，第一次以半官方形式確立貿易關係，並以廖承志（Liao）、高崎達之助（Takasaki）的個人名義在對方國家設立聯絡事務所，日本方面也以兩人姓氏首字母稱這段貿易關係為“LT貿易”。
靠著“LT貿易”與民間貿易並行，從1963年開始，中日貿易總額三年間翻了近5倍。雖然中國隨後因“文化大革命”進入經濟衰退，但中日貿易額卻依舊保持穩定。1967年，中日針對貿易協定續約，由於高崎達之助已經去世，“LT貿易”也隨之更名為“備忘錄貿易”。從1969年開始，中日“備忘錄貿易”額再度增長，到1971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貿易額已經超過9億美元。
貿易繁榮讓中日關係愈發密切，也讓中國找到外交新思路。1963年9月開始，毛澤東重提社會主義國家與美國之間“兩個中間地帶”思路，其中一個是指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另一個就是歐洲、加拿大與日本。“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也不滿意””。對日外交的勝利與1964年中法建交一道，成為新中國打破美國經濟封鎖、與西方國家平等互利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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