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且看《史記》的記載：公元前三五三年，齊威王“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十二年後，威王又“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田世家》)桂陵與馬陵之戰就是孫臏與龐涓鬥法的故事，這兩大仗結束了魏國稱雄的局面，此後東方大國唯齊而已。
既然齊國有統一天下的可能，那麼，如果這個可能性成了現實，中國的歷史會有點不同嗎？這首先就要看齊文化是否有別於秦文化。在習慣上，人們總是將秦國與東方六國對立起來，因為六國最終都亡於秦；但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應該把齊和西方六國區別開來，尤其是秦、齊文化的差異極其明顯，如果齊文化當真推行到四海，則其後二千年的歷史恐怕要有點兩樣。對於秦、齊文化的差異歷來很少有人涉及，現在我們不妨來作皮毛的分析，以為治史同行之談助。
秦、齊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政治制度
戰國時期，列國逐漸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中央集權的表現形式之一是郡縣制的施行。郡縣制是對封建制的否定，國君不再把新取得的領土分封給大夫，而是建立郡縣，直屬自己，實行集權。七國之中，秦的郡縣制最為完善，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集小鄉邑為縣，縣置令、丞。令丞皆由國君任命，國君通過他們牢牢控制地方。所謂“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商君書·墾令篇》）意思就是各縣政治制度都是一個形態，則人人遵從，邪僻的官吏就不敢弄權，接任的官吏不敢隨便變更制度，由於過失而廢弛職務的官吏則不敢文過飾非。其他各國的郡縣制也都和秦國一樣起到中央集權的作用。
七國之中，唯有齊國未曾實行郡縣制，這是很特別的。齊的地方行政制度偏向於分權，採取了五都之制。由於文獻有闕；五都制的詳情不很清楚，但可推而知之。據《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也就是說，按理每國只應有一都，而齊國在國都之外又有與國都平行的其他四都，顯見國都並不唯我獨尊，地方行政權力分屬於五都，而不盡集中於國都，不但行政權力分散，軍權亦不集中。上面提到齊起“五都之兵”伐燕，五都皆有兵，可見軍權也是分散的。
管仲像
五都之制可能源於春秋時管仲的五屬制，由《國語》所載，知管仲分齊國為五屬，每屬設一大夫專權治理，每年正月到國都述職。推測大夫擁有相當大的權力，故戰國中齊威王即位後，有一段時間不理國事，但並不影響大夫各自治理一屬的政事(《田世家》)，可見齊國地方並非事事都集權於國君。
齊國也有縣，但與秦國的縣並不—樣。秦本土的縣是由小鄉聚合而來，比較大。戰國時的齊縣情況不明；但在春秋時，齊縣很小。齊《叔夷鍾銘》載靈公賜叔夷萊邑，“其縣，三百”，一次賞賜就是三百縣，足見其縣之小，大約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十室之邑”罷了。與五都制相配合，看來齊國始終實行的是較為分權的都邑制。
秦國統一天下以後，將郡縣制推行於四海之內，此後中央集權是二千年一貫制而不改，不但不改，而且集權傾向愈演愈烈。雖然其間有幾度因地方分權過甚而形成分裂的局面（如漢末的軍閥混戰與唐後期五代的藩鎮割據），但這並非中央政府主觀願望所造成，乃是出於客觀形勢的逼迫，而一旦新的統一局面形成之後，接踵而來的必然是更加集權的中央。
秦漢時，郡縣還是地方官的施政區域，郡守與縣令都有相當的行政、軍事、財政權力，至宋代以後，行政區劃已變為中央官員的施政範圍了，地方分權越來越小，以至於清代，地方主權幾乎蕩然無存，一舉一動皆需聽命於中央。設想兩千年以前如果是齊國統一天下，推行較為分權的地方制度，是否近代歷史會有點不同?
經濟思想
齊、秦經濟思想的不同首先是取決於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的差異。秦人在起初是亦農亦牧民族，居於隴西一帶，後來逐漸東遷，佔據周人故地的渭水中下游地區，這裡土質好(《禹貢》評九州土壤，以秦所在的雍州為上上)，灌溉便利，是當時生產條件下最理想的農業區，於是秦人視農業為本比他國更重。
以農為本的思想大約起自墨子，至商鞅為烈。商鞅在秦國變法，鼓吹“治國……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書·壹言》)。”在古代，農業是最直接創造財富的產業，農業發達必然導致國家富強，這就是戰國後期，秦人和秦地大約只佔天下三分之一，而財富卻佔將近三分之二(《史記·貨殖列傳》)的原因。秦並天下後，仍繼續推行上農除末的方針，宣稱：“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史記·秦始皇本紀》)。”但過分強調農本思想，卻使得工商業的發展受到壓抑，上面已經說到，西漢所設鹽鐵工服諸官，無一在秦國故地之上（唯有兩個工官設在戰國末年秦國所並的巴蜀地區），這雖然與秦地缺乏資源有一定關係，但與“事本禁末”的政策不能無干。
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農業是積累財富的最重要手段，重農思想以至農本思想的產生是很自然的，這在世界各國的發展史上莫不如此。問題是這種思想一旦凝固起來，佔據統治地位，併成為千年不變的國家政策時，就要阻礙社會的進步了，中國之所以成為亙古不變的農業國，從未發生過工業革命與商業革命，就與秦文化顛撲不破的農本思想息息相關。
二千年來，歷代統治者無不奉“崇本抑末”為金科玉律，唯恐本末倒置，只滿足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不圖更快發展。無需要則無發明，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因此受到阻礙。直到清初黃宗羲才指出本末提法之誤，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周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但這一思想並不為專制帝王所接受，而行改弦更張之策。何故？因為提倡務本業黜末業還有一個重大作用，那就是穩定專制統治。商鞅早就意識到：“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實)，樸則安居而惡出”，“樸則畏令”(《商君書·算地》)，這樣就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安土重遷，安分守己。
商鞅
後來的《呂氏春秋·上農》更明白地說：重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而對於統治者而言，安定與“主位尊”永遠是優先於發展的，在安定的情況下能發展最好，若兩者發生矛盾，則寧舍後者，而取前者。這也是農本思想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齊國的情形與秦國完全兩樣。在周初呂尚剛受封時，齊國國境尚小，多瀕海之鹽鹼地，不適於農業生產，於是因地制宜，“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齊世家》)。”亦即通過工商業來促進齊國經濟的發展。這個方針十分成功，齊國因此而逐漸強大，疆域擴展，人口密集，到春秋齊桓公稱霸之時，已有膏壤千里，農業也隨之得到發展，到戰國時已呈“粟丘如山”的景象。
在齊國農業得到長足的發展之後，並未因此而不重視工商業，相反，在處理農業與商業的關係時，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提出“ 本肇末”的觀點，既重視農業積累財富的作用，也不忽視通過商業活動促進流通，以增加社會財富。相應於這一思路，管仲設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並將士、農、工、商並列為國之四民(《國語·齊語》)。
設工商之鄉是齊國的特製，四民分工，並且地位平等是齊的創舉，表明工商業在齊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農工商並重的思路在齊國長久貫徹下去，也同樣造成齊國的富強。正如漢代桓寬在《鹽鐵論》中所說：“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遺憾的是這種思想在漢代之後就不佔上風了。
齊國由於重視工商業，相應也就注重理財，管仲的輕重之術就是很高明的經濟手段，是使齊國走上富強之路的重要因素。“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繳山海之利，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史記·平準書》)。”可惜由於秦的統一而使理財術與工商業同樣受厄。近代以來，西方的經濟思想流入中國，才引起人們重新評價管子輕重之術的興趣。尤其是《管子·侈靡篇》所提倡的以消費促生產的思想，更使人覺得驚奇。設使齊國統一天下，工商之業得到正常發展，輕重之術與侈靡思想推向四海，中國會否是另一番模樣？
學術文化
在文化方面秦所採取的是愚民政策，以維護專制統治。商鞅所說的“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而不殆”，就是秦國愚民政策的指導思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最為後世所詬病，但他其實並非焚書的始作俑者，商鞅變法時已經“燔《詩》《書》以明法令”(《韓非子·和氏》)，始皇帝不過是把這個做法放之四海而已。
焚書的目的是為了閉目塞聽，讓老百姓永遠愚昧下去。商鞅毫不掩飾地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一個有書的聰明人就會使得一千個普通人不聽話，怠於農事，倦於戰備，書不燒還得了？秦國箝制思想有一個典型的實例：當商鞅開始變法時，秦人跑到國都反映新法令不便的人數以千計，行之十年以後，新法大見成效，那些原先以為不便的人當中有一部分又跑來表示新法之便，不料這些人卻被商鞅認作亂民，全部流放到邊地去，這以後老百姓再不敢對法令發表任何意見了(《史記·商君列傳》)。
對一般老百姓而言，齊國的政策也並不強求思想一律，而是順其自然。齊太公的“因其俗，簡其禮”與管仲的“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一脈相承的方針。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準並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採取強國富民的方法以達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自覺水平。這與商鞅激烈指責“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從而採取強制性的“移風易俗”的辦法顯然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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