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35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東林黨,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
崇禎吊死的時候,太監的評價是:“若魏忠賢還在,天下本不會如此的。”文官的評價是:“獨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禎皇帝對東林黨的遺恨:“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可惜,崇禎到死的時候才發現東林黨“偷稅漏稅”的真面目。
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東林黨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樣的抵制活動,幾乎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裡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只能打農業的主意,你要增加農業賦稅,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稅收,那就休想!
明代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但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手中徵稅。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收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泰昌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極不平衡:江南工商業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天啟的死是個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可崇禎只免除他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此時遼東戰事吃緊,明軍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極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義了。還攻進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國破家亡,人財皆失,時人短視,瘋狂逃稅數十年,自以為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這實乃地地道道的自殺之舉,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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