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湯一介、樂黛雲在為梅傑（筆名眉睫）的十年學術文集《文學史上的失蹤者》撰寫推薦語說：“梅傑以鍥而不捨的精神發掘珍貴而漸已不為人知的現代文學史料著稱於世。他對故鄉湖北黃梅的歷史人文，懷著濃濃的鄉情。無論是對廢名的研究，還是對喻血輪及其家族文人群的研究都極見功力，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他以同樣執著而奮發的精神對學衡派諸公的研究，特別是梅光迪研究，不僅材料詳實，而且富於創意，多是發前人所未發（如收入本書的《梅光迪年表》）。值此學風浮躁、空論充斥之時代，深感梅傑及其著作確是‘一顆奇異的種子’，必將長成茁壯的大樹。”這是學院派泰山北斗級的大師對一個民間草根學者的褒獎。五六年又過去了，梅傑已經完成了諸多研究，學術版圖更為遼闊，探索與研究他的學術道路，對於學院內外的學者應該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廢名研究：學者夢的起源
梅傑認為黃梅的十大歷史人物是弘忍、曇華、瞿九思、石崑玉、汪可受、喻文鏊、帥承瀛、湯用彤、廢名、喻血輪或梅龔彬。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是弘忍、瞿九思、喻文鏊、湯用彤、廢名、喻血輪。但瞿九思、喻文鏊、喻血輪在中國歷史上地位有限，弘忍、湯用彤又研究者較多，於是梅傑考慮先研究廢名，他認為廢名研究是一項重大空白，因為對廢名的偏愛，他甚至認為廢名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高於弘忍和湯用彤，是黃梅歷史文化名人中排第一的人物。為了恢復廢名的歷史地位，讓世人真正瞭解廢名，他在中學時代就開始投入廢名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甚至以荒廢高考為代價。梅傑在他的一萬多字長文《我的廢名研究之路》中曾對自己的學術道路作過動情的回憶。廢名研究是他的學術夢想的起源之地，他之所以成為一名學者，皆因廢名研究，廢名研究是他的學術生涯的起點。
2004年，年僅二十歲的梅傑，走訪廢名在黃梅的遺蹟，拜訪廢名在黃梅的親友，撰寫萬字長文《廢名在黃梅》，不久在核心期刊《新文學史料》發表。這是一篇填補廢名生平研究空白的文章，成為梅傑研究廢名的代表作。此後，梅傑又從廢名生平史料角度入手，在《魯迅研究月刊》《新文學史料》《博覽群書》等核心期刊發表多篇文章，極大地豐富了廢名研究，為今後廢名傳記的撰寫提供了基礎。
梅傑的廢名研究文章先是2009年在臺灣結集出版，四年多後，又在大陸再版，可見其生命力。最近十年，雖然梅傑不再撰寫廢名研究文章，可是學界中人，每每提及梅傑，都以廢名研究專家視之，可見梅傑的廢名研究的生命力。
從梅傑的廢名研究來看，有兩點值得學院派學人注意：一是梅傑的學術研究不是建立在學位、職稱、金錢和名譽的基礎上，而是源自於真熱愛，以及梅嶺春、翟一民、馮思純、陳建軍等人的啟蒙式引導。他與這些引路人之間的關係，毫無功利色彩，純粹是為了學術研究。這是梅傑的學術生涯之所以能綿延不斷的內因。二是梅傑有自知之明，善於揚長避短。他曾說：“作為一名非學院派學人，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從文藝理論的角度研究廢名絕非我之所長，而做學問也要揚長避短，不與人爭，得做出自己獨有的特色來，或能開闢出一片天地。再說，我本身也不想成為一個學院派學者，我想讓自己的學術文章寫出散文、隨筆的味道。剛好那時有一位散文家型的學者止庵，我特別喜歡讀他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我甚至認為，他是散文家廢名的當代傳人。止庵的文章最初就是我師法的對象，我至今還記得2004年，大一的時候，我從網上下載了一些止庵的文章，打印出來，時時拿在手上，坐在學校體育場的臺階上反覆咀嚼，直至天黑。這種苦讀的經歷，讓我揣摩遣詞造句，謀篇佈局，並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時時透露出新奇之處。我當時讀廢名和止庵的文字，明白為文的一個道理是，寫文章前要找到一個點，深挖下去，寫作時要切己，忌抒情，以平實、真切出之。”
梅傑的廢名研究，又漸漸擴展到廢名圈研究，集中涉及廢名的弟子朱英誕、廢名的同學許君遠。2005年起，梅傑陸續開始撰寫朱英誕研究的文字，引起陳子善等著名學者的關注，稱他是朱英誕研究的開拓者。經過梅傑等人的呼籲和推動，朱英誕研究已經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熱門課題，十卷本《朱英誕集》也得以出版，與此同時，梅傑正在抓緊撰寫《朱英誕年譜》，近期有望出版。民國報人、翻譯家許君遠也有一定研究價值，梅傑在2008年就撰寫了《許君遠年表》，並在海峽兩岸推出《許君遠文存》，為世人瞭解許君遠提供了文本基礎。
方誌研究：畢生的精神家園
梅傑選擇研究廢名，從本質上講，是因為他想研究黃梅地方文化。梅傑十歲時，從叔叔梅自珍家裡讀到一九八五年版的《黃梅縣誌》，從此對黃梅地方誌痴迷不已。從中學起，梅傑就開始蒐集黃梅文史資料，涉及禪宗、黃梅戲、黃梅文人的作品集等。經過十年的蒐集，梅傑敏銳地發現，對黃梅歷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是重大空白，幾無人涉及。老一輩的黃梅文史工作者，對黃梅歷史人物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二手資料，基本沒有接觸原始著作，所以談不上有什麼學術價值。2003年，梅傑到武漢後，藉助湖北省圖書館和武漢市各舊書店的便利，以及他較早地有目錄學意識，並善於跟名人後代打交道，獲取不少原始資料。2011年，梅傑又到北京工作，充分利用了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各大書店的優勢條件，將黃梅古籍進行了摸排，並開始校點整理。2017年，梅傑出版《黃梅文脈》，初步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
2006年初，梅傑寫了一篇《古“九江”、“潯陽”在黃梅》的文章，後來瘋傳於各大網絡，甚至為百度詞條使用。這一年，梅傑還寫了關於黃梅喻氏、石崑玉、帥承瀛、劉任濤等人的系列文章，構成了他的黃梅文脈研究的起點。其中《黃梅喻氏家族考略》，發表於2006年的《黃梅週刊》，正式提出黃梅喻氏的文化概念，引起世人關注。2008年，梅傑寫成《黃梅喻氏家傳》，將整個黃梅喻氏文人群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為此後的黃梅喻氏宗譜的修撰、黃梅喻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資料基礎。自2002年起，梅傑沿著廢名、喻血輪、喻文鏊、鄧文濱、湯用彤、王默人等黃梅名人的順序，開始全方位整體開展黃梅文化名人的研究工作。
梅傑曾在《綺情樓雜記》的再版後記中自述研究黃梅文化的歷程：“自入黃梅一中以來，我矢志研究黃梅歷史人物，喻文鏊、廢名、喻血輪、湯用彤、鄧文濱、王默人、劉任濤等就是其中的重頭戲。若以家族而言，則首推黃梅喻氏。十年來，我研究以喻文鏊、喻血輪等為代表的黃梅喻氏文人群，為此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但我從不後悔，而是樂此不疲，彷彿我此生就是為了給他們續命的，我的人生價值就是建立在他們的文學遺產之上。這種‘懷良辰以孤往’‘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縹緲孤鴻影’的情境，時時在我心頭湧現，有時真的不勝唏噓：我是怎麼活過來的。”
以喻血輪研究為例，梅傑通過十幾年的努力，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文學史上的失蹤者，和盤托出，使其成為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名家。2006年，梅傑在《書屋》雜誌發表《喻血輪與他的〈林黛玉日記〉》，為人大複印資料存目，成為第一篇喻血輪研究文章。此後不久，梅傑又陸續發表多篇研究喻血輪的文章，為喻血輪研究持續發力。2009年，梅傑敏銳發現喻血輪的《綺情樓雜記》具有重大史料價值，積極整理，尋找出版機會，於2011年初推出，成為當年辛亥主題圖書中的驕子，一度上了三聯書店暢銷書排行榜，自此喻血輪正式進入讀者視野。梅傑利用自己在出版界、讀書界和學術界的資源，並藉助媒體的推動，讓這本書具有了廣泛的影響力。2012年，梅傑又乘勢將喻血輪夫婦的《芸蘭日記》《蕙芳日記》進行整理，於2014年出版。至此，喻血輪的重要代表作基本問世，完成了挖掘喻血輪工作的重要一環。2016年，梅傑考慮將《綺情樓雜記》的足本推出，並應《荊楚文庫》編輯部之邀，主持《喻血輪集》的點校、整理、彙編工作。喻血輪的全部作品大約130萬字，全部由梅傑一人點校，為此耗費大量心血，也為他以後撰寫《喻血輪評傳》奠定了基礎。
2010年，梅傑開始研究鄧文濱，並撰文指出《黃梅戲宗師傳奇》不尊重史實，亂點鴛鴦譜，必將後患無窮。梅傑深恐鄧文濱的真實面目被遮蔽，於是翻檢故紙堆，校點整理鄧文濱的著作，於2012年完成，後於2016年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納入《荊楚文庫》。鄧文濱成為第一位進入《荊楚文庫》的黃梅籍文人，也是《荊楚文庫》最早的一批作者，梅傑的推動之功，不可磨滅。
由於梅傑十多年的學術準備，《荊楚文庫》除了邀請梅傑整理《鄧文濱集》《喻血輪集》《喻文鏊集》，像《湯用彤集》《梅雨田集》，以及其他黃梅喻氏文人著作，也正等著梅傑點校整理。黃梅文人的著作率先、集中、批量入選《荊楚文庫》，這與黃梅有梅傑這樣的研究者是分不開的。除了《荊楚文庫》，黃梅縣誌辦也十分看重梅傑的學術工作，邀請梅傑擔任核稿人，並把《黃梅姓氏志》《清代黃梅縣誌合訂本》《新版黃梅縣誌》《黃梅年鑑》《黃梅風土誌》等多種志書交由梅傑編輯出版。由於梅傑的加入，極大地加快了黃梅方誌的出版進程，也保證了這批方誌的學術質量。
梅傑研究黃梅方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梅傑研究地方誌，立足於原典，整理與研究相結合，互相推動，從不採用二手資料，更不會道聽途說，這使得梅傑的研究工作立得住，具有更深長的生命力。經過梅傑多年的努力，黃梅古籍正陸續出版，這使梅傑可能成為新時期以來黃梅第一個通過校點原著來研究黃梅文化的學者。二是梅傑研究地方誌，是把地方誌當作學術工作對待，而不是以地方文史工作者自居。他善於將黃梅文化置身於中華文明史、中國文學史等大背景下來觀照，給予科學、公正、客觀的學術評價，成功實現把黃梅文化的研究從政府的地方文史工作，改造、轉變為一項學術研究工作。這從2006年他寫的一篇關於帥承瀛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來，他指出帥承瀛是中國最早的經世派人物之一，這是帥承瀛最大的歷史意義。再如，他研究喻血輪、喻文鏊、鄧文濱的文章，都科學地指出他們的歷史座標和文化價值，其中關於喻文鏊非袁枚一派的論述，發前人所未發，有醍醐灌頂之效。
兒童文學研究：學術版圖上的點綴
2004年，梅傑認識了黃梅籍童話作家蕭袤先生，從此走進兒童文學的世界。他可能完全沒有想到，這一次的認識，會成為他今後職業生涯的伏筆。2005年，梅傑入讀蔣風先生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中心，並於2009年獲得非學歷研究生證書。很多認識梅傑的人，都會羨慕他能夠將職業與志業相結合，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誤會。從本質上講，梅傑是一位現代文學和地方誌的研究者，而從工作上講，梅傑是一位童書出版工作者，是一名文化企業的編輯，並非學院派學者。對此，梅傑在《我是怎樣走上學術之路的》一文中有過清醒的認識，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業餘學者、職業編輯”，即“精神上的學者、現實中的編輯”。學者與編輯完全是兩碼事，何況童書工作與學術愛好關聯並不緊密，梅傑並未真正實現職業與志業相結合，至於他業餘從事的學術出版工作，跟他的學術研究一樣，完全是出自個人愛好，並非他的工作。
其實，跟大多數人一樣，梅傑也面臨諸多現實問題，他曾在《我的廢名研究之路》的末尾回顧道：“隨著年齡的增長，又因為要走向社會，面臨諸多現實問題，如找工作，談對象，成家立業等許多世俗問題，而我自己又未能幸運地留在高校，所以我的廢名研究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我的廢名研究終於沒有完全持續下去。”梅傑的不少學術研究工作，之所以斷斷續續，前後綿延了十多年，這種撿起、放下、再撿起、再放下的研究狀態此後還必將如此，這恰恰是因為他作為一名非學院派學者，沒有安逸、穩定的研究環境所導致的。
梅傑在學術道路上的不少導師，都奉勸過他要思考安身立命之本，他也為自己的工作問題長期茫然無助，直至2008年，他毅然、決然踏入童書出版之路，才略微緩解，尤其到了2011年他被著名出版家俞曉群看中，入職中國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七年耕耘兒童文學出版，主持出版《豐子愷全集》，並著述不斷，真正實現了他的“業餘學者、職業編輯”的自我期許。梅傑發揮學術研究特長，從2005年開始研究兒童文學，尤其到了海豚出版社後，力作不斷，提出“泛兒童文學觀”，結集出版《童書識小錄》《豐子愷札記》等書。這些兒童文學研究工作，成為他的學術版圖上的點綴。
梅光迪研究：觸摸到學術的邊緣
梅傑進入學術研究工作的路徑，著名出版家、學者鍾叔河先生曾如此總結：“梅傑關心的首先是他本土和本姓的作家，這一點實在具有很不一般的意義。從低一點的視角看，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切己而普世，此正是一種切實有效的研究方法。從高一點的視角看，中國社會根本上就是鄉土的和宗族的，近幾十年變化雖多，本質卻還依舊。梅傑用這種方法取得的成績（包括挫折和失敗），也就具有更為廣大和深遠的意義了。因此，我十分看重梅傑的工作，認為其指標性的價值，實在不亞於其學術文章達到的水平和創造的價值，也許還更大一些，更值得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關心也。”因為姓梅，梅傑也十分關注家族文化。一個偶然的機會，梅氏族人讓梅傑整理梅光迪講稿，讓梅傑進入了梅光迪研究的世界。
梅光迪雖然沒有廢名的名氣大，但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卻不低，整體影響應該不在廢名之下，而且他與新文化運動緊密相連，註定要載入中國思想史冊。廢名在文學領域成就固然很高，但文學畢竟較為專門、冷僻，而梅光迪在更廣泛的文化層面，比廢名擁有更多的關注者，在思想學術界，影響更大。從一定程度上講，只有梅光迪研究才讓梅傑真正觸摸到學術的邊緣，讓他真正躋身於學術界。
梅傑的梅光迪研究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09年開始整理梅光迪講義，編纂梅光迪演講集和《梅光迪文存》，這些著作於2011年順利出版，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又在臺灣和內地再版，體現了它們的深長生命力。二是研究梅光迪生平，撰寫《梅光迪年表》《梅光迪年譜初稿》，並編出《梅光迪研究資料彙編》（待出）。與此同時，梅傑撰寫了《梅光迪致胡適信函時間考辨》《梅光迪與新文化運動》《胡適與梅光迪之爭》等長篇文章，發表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如指出梅光迪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他並非反對新文化運動，而是反對胡適領銜的新文化運動，提出“胡梅之爭”的實質，是新文化運動領導權的爭奪，讓人耳目一新。
2013年初，梅傑的《梅光迪年譜初稿》完成，並請來新夏題簽。延宕多年後，此書方才出版，梅傑感慨道：“這本書是四五年的舊作，一朝付印，算是滿足了青春時代的學術夢想。從二十到三十歲，前五年研究廢名，後五年研究梅光迪。黃梅喻氏研究（喻血輪和喻文鏊等）始終貫穿其中，間以許君遠、朱英誕、鄧文濱和兒童文學研究。十年之間，研究三五個人物，一個文化世家，便是我全部的青春歲月。”
梅傑是一位有學術抱負、歷史情懷的民間草根學者，他認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才剛剛開始，學術領地才剛播完種，以上所有的成績不過是初步呈現。據他對記者和朋友所講，他今後還會撰寫《黃梅喻氏年譜》《黃梅文化史》《黃梅作家研究》《廢名評傳》《喻血輪評傳》《喻文鏊評傳》《梅光迪先生年譜長編》《胡梅之爭》《王默人研究》《泛兒童文學論》，並主持出版《黃梅古籍叢書》《黃梅湯氏資料彙編》《黃梅藝文志》等。這些具有集大成意義的學術著作，將繼續書寫一個學者的人生之路。
（作者:張紅，系自由撰稿人，本文原載於《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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