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才“帽子”是太多了還是太少了，這是一個問題。
最近無論懂不懂，討論學者頭銜的文章挺多，當然以抨擊者居多，比如一位讀金庸出名的老兄寫了一篇“如果長江學者遇到金沙江學者”會如何的文字，大意是目前的人才帽子種類繁多，自從“長江學者”誕生後，每個地方為了設置人才“帽子”可以說是攜三山追五嶽，幾乎將各地的名山大川都瓜分了，頗有點像金庸小說裡江南七怪、黃河四鬼等江湖尊號，看這架勢都可以開一場武林大會了，算是結結實實的將目前國內的人才政策調侃了一把。
這裡首先需要糾正一點的是，1998年最早由李嘉誠先生捐資設立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長江”英文翻譯是“CHEUNG KONG”，是按粵語發音音譯過來，是指李嘉誠退休前所管理的長江實業集團，類似於西方的講席教授，這在歐美學術體系中很常見的一種人才頭銜。
比如去年在學術圈裡非常熱鬧的一件事情，就是號稱清華女神教授的顏寧“歸海”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擔任雪莉·蒂爾曼（shirley M Tilghman）終身講席教授，當時大多數人的輿論情緒都集中在她歸去來兮的嘆息或者離去的八卦上了，很少人去真正瞭解顏寧赴任這個職位的含金量。普林斯頓大學在2016、2017連續兩年力壓哈佛、耶魯排名全美大學第一，雪莉·蒂爾曼女士不但是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學家，也是普林斯頓大學建校200多年來的首位女校長，就任用她名字命名的終身教席，不但是所有該領域專家的理想，也是對於此人在該領域的承認和褒獎。另一個方面來說，如果沒有這個“帽子”，普林斯頓大學想要將顏寧這位39歲的未來科技之星納入麾下，恐怕也沒有那麼容易。
從這裡引發開去，必須要講到影響西方學術幾百年傳統的“捐贈講席教授”制度。在美國的學術體系中，講席教授(Chair Professorship)是位於正教授(Full Professorship)之上的一個頭銜，獲此頭銜的學者都是在各自領域傑出的教授。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中幾乎所有的院系都有講席教授，大的院系可能會有好幾位講席教授，有的學術地位特別高，有的僅高於一般教授。在英國，各大學的院系也多設有講席教授，講席位置和名稱不同，對應的學術榮譽不同，工資待遇也不一樣。最為傳奇的講席教授席位莫過於英國劍橋大學的“盧卡斯數學教授席位”。從1663年接受國會議員亨利·盧卡斯的遺贈設立至今，350年來，擔任過這個席位的科學家包括伊薩克·牛頓、保羅·狄拉克以及斯蒂芬·霍金等。
對於歐美國家來說，這是實實在在的人才“帽子”，不但標誌著你的學術地位，保障你的研究資金來源，也體現了你的社會地位和學術成就，而歐美大學的校長為了招攬和留住人才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通過各種“化緣”吸引社會的捐贈設立講席教授的位置，以鞏固自己大學的學術實力、教學質量和社會影響力。
美國研究型大學中單個名校的講席教授的頭銜數量可能都比我們國家的某個人才計劃項目或某省的人才計劃項目所有帽子加起來都要多，更不用說它們的州立大學也會設置這樣的頭銜了，只不過咱們大多是用名山大川命名，它們是以人名冠以頭銜罷了，如果說現在很多人看著中國的帽子就“亂花漸欲迷人眼”，那到了美國估計就會陷入頭銜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了。
也許，有人會不服氣問，國外有講席教授，國內也有啊。沒錯，自2001年清華大學在中國最早設立捐贈講席基金後，這個制度也慢慢在國內不少大學中生根發芽，但遺憾的是，國內高校的講席頭銜在中國有些水土不服，不但不被老百姓和社會輿論所認同，甚至連自己學術圈也並不認頭，不免有些尷尬，這樣就與歐美話語體系中的講席教授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給予人才的“光環”也黯淡了很多。
到這裡國外人才頭銜這個話題並沒有結束，因為捐贈講席僅僅是海外人才帽子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外也有類似於國內“傑青”一樣由政府部門主導，與基金合作的人才項目。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就有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設立的Career Award, 和能源部、宇航局、海陸空三軍研究署、乃至DARPA等單位設立的各種傑出青年基金，而民間的麥克阿瑟基金會等也都有自己相應的人才項目。
那麼國外人才頭銜多就一定是對的嗎？當然不一定，所以我們應該要具體的分析這個問題。
國內目前輿論抨擊的焦點主要集中於頭銜氾濫和要唯帽子論（要帽子不要裡子），而且主要在後者身上，這個潛臺詞很有點像有帽子就沒有“裡子”。我其實很想反問一句，沒有帽子就一定有裡子嗎？很多詬病“唯帽子論”的學者恰恰是沒有學術成果的，再進一步，有些文章抨擊高校人才引進看重“帽子”，還直接與待遇掛鉤，只要是真才實學的帽子，高校當然要比普通沒有帽子的更加重視，給予更高的待遇，這並沒錯啊？
反過來說，如果不要帽子，不看科技成果，不看發表國際著名期刊論文數量，那麼評判人才的標準是什麼？那豈非又回到論資排輩，學術大鍋飯的時代了？
同時你會發現，這兩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唯帽子論”，說明帽子稀缺，那麼怎麼還會“頭銜氾濫”？既然頭銜氾濫，帽子必然貶值，又怎麼會唯帽子論？
要注意的是，科學的評判標準不像選代表，所有人都可以競選，所有人都可以投票，無論是科技成果還是科技人才都是科學共同體來評判的，有一套比較嚴格的評判體系和審核標準。因此無論是國內的院士、長江還是千人、傑青，你可以去研究每個人的履歷，無論是學術論文的水平還是科技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詬病學術論文的問題，很遺憾，在基礎研究領域，論文是國際通行的學術貨幣，也是全世界學術和科技人才評價的通行標準。
人才“帽子”是先進，榜樣，同樣也是目標，可以激勵著年輕的科技人員去追求，從而高標準的去要求自己，同時作為取得成果的一種褒獎和承認，本身就有優勝劣汰的意思，那麼它當然是一種稀缺品，如果人人都有“帽子”，那麼還要“帽子”幹嘛呢？
所以根本就不是帽子的問題，而是戴帽子的人要名符其實，及怎麼戴和戴多少更符合實際，更能適應國家發展水平和人才需求的問題。還有就是管理部門不要用帽子評價其他或無限擴大帽子功能，不要擴大帽子帶來的利益。
再回到中國人才頭銜到底是多還是少這個爭論上，其實還真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依然要有個標準，因為多和少都是相對的，從經濟學角度來說要看供需之間的關係。
有這樣幾個維度提供給大家：首先，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數。其次，中國高校數量居世界第二，也是亞洲擁有世界百強大學最多的國家，在校生規模達到三千多萬人，居世界第一。再次，中國現已成為世界最大博士學位授予國家。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海內外高層次人才，而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人才工作，將其稱之為戰略資源或者第一資源，在各項人才激勵政策的吸引下，大量的海外高端人才紛紛湧入國內。
看到這些數據，你還覺得國內人才帽子“氾濫”嗎？我們還有多少帽子能夠留給海外以及國內的英才？
因此，國內的“帽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即便你想要，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是面子是裡子拿出來看看，也要提供足夠的賽道啊，而帽子就是獲得前幾名的獎牌，目前國內種種人才亂象，恰恰是很多有能力的學術人才因為“帽子”太少而無用武之地造成的。這裡需要解釋一下，很多人會在這裡打一個問號，為什麼沒有帽子就會導致一些學者無用武之地呢？因為“帽子”往往意味著科研經費和資源整合能力，理工科類的研究如果沒有經費支持和研究資源在如今的科研環境中幾乎是無法想象的。
想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重新梳理我們的人才政策，反思對人才頭銜的認識，這樣才能綱舉目張，順理成章，解決目前問題可考慮從以下幾點入手：
應該倡導更多成功的企業家、公司、基金會投入到中國人才公益事業建設中來，借鑑歐美人才基金會的經驗，根據自身情況和企業所在領域，由政府部門主導或者與高校、科研院所設置專項的人才基金和頭銜，一方面可以讓這個領域的學者安心於研究，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會有研究成果反哺於企業發展，一舉兩得。
這樣做可以有效地對人才頭銜實現分層，並對一些不太被重視但對國計民生都有重要意義的領域產生積極的效應。
各項評估指標，無論是重點實驗室還是“雙一流”，應該與科技成果掛鉤，而非以“帽子”掛鉤，打破帽子的功能性作用。
各種高級別的“帽子”儘量隔離使用，比如評上“長江”就應自動脫離“傑青”，或者評上某項就不能再參評另一項，這不僅僅是為了省出帽子，更重要的是防止“通吃”現象造成新的不平衡。
各項學術評審工作應該儘快落實國家《關於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引入第三方機構引入隨機評審和環評，消解因圈子造成的各種“近親繁殖”問題，更好地解決人才評價機制中存在分類評價不足，評價標準單一，評價社會化程度不高等突出問題。
綜上所述，中國的人才“帽子”相比於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僅不多，反而是太少了，但核心問題還是怎麼戴和如何設置，根本目的還是如何更好地實現的科技發展和任人唯才，因此要倡導更多的社會資本引入到人才發展公益基金的設立中來，實現人才頭銜的分層和稀釋，並引入第三方評價制度使其評價體系更加合理。
作者丨李志民 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副會長兼人才發展專委會理事長
閱讀更多 學術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