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青年憑才氣彰顯學理，老來靠學問貼切事理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1、清談誤事，空談誤國。學者首先是救國救民的。

2.師、事也。事無師，故可為師。事，史也。史有事，為師之舍。

3、知識不是增長的，而是揚棄的；不是教育後的積累，而是懷疑後的肯定。知識的本質是批判的。

4、學問人，越弱智，越玄乎；越無知，越神秘；越輕薄，越躁動；越浮躁，就越投機。

5、學術應當根植於祖國的土壤之中。

6、長期臥床的病人，下地腳疼；長期脫離實際的學人，見到百姓頭痛。

7、當某種學問成為主流，它就開始消亡。

8、文字的流暢在於心底的澄清，文字的明快在於內心純真。

9、知識就是力量，而有力量的知識從不源於書本而是源於事實。

10、年輕時做學問主要靠猜想與反駁，喜歡提出諸如“上帝死了”之類的命題從原邏輯上根本打倒對方，但因缺乏支撐其命題的邏輯和經驗，其猜想和反駁往往異化為“大膽”。

中年時做學問多依據邏輯，所用邏輯體系如此嚴密和精緻以致可用數學表達，有的還可成為美學範本。但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發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這些“邏輯”，尤其是所謂“科學方法”的邏輯，卻往往束手無策。而偶然性恰恰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

老年人做學問則更多地依據經驗，而不單單是猜想、反駁和邏輯思辨。經驗使人的思維在把握歷史偶然性方面留有充分的餘地並更有彈性。

經驗介入學問是學問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也是學者成熟的標誌。學問須經世，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傳世之作多是經驗的集結，而非猜想的大膽和邏輯的嚴密。毛澤東同志對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標準首先就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這是在強調經驗在學問中的重要性。

總體而論，猜想為主導，邏輯為支撐，經驗為基礎，是人類思維把握那出神入化的歷史運動的關鍵。

12、學術活動，如果過多，就會變成活動的學術。這種學術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1]。

14、“學術自由”，不能成為學者推卸國家責任和歷史責任的避難所。

15、一部《史記》告訴我們：好學問不是靠年齡熬出來的，好名聲也不是靠電視包裝出來的，它更多的是在盤根錯節的世俗重壓下生長起來的。

16、文章句長拗口，多為作者對所談問題半通不通所致。不通則痛，文同此理。

17、失去個性，科學也就黯然無光。

18、“文革”中寫文章有“大批判寫作組”，現在有些機關寫文章喜歡搭建“寫作班子”，“寫文章”在那裡被稱為“寫材料”。在很多情況下，最後寫出來的真就成了材料而不是文章。

19、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有“左”的教條主義，如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和“文革”中的“左”傾錯誤；也有右的教條主義，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齊的認識。

20、學術不怕打假，就怕以假打假。

21、學者打假，是公民義務而不能是學術專業，不能幾年下來反成了“打假專家”——儘管打假也需要專業知識，其學術成就只是“打假”。

22、如果說，以中國為最後歸宿的東方文明使東方人有著比西方人更為深厚的辯證法（陰陽）思想淵源；似乎是上帝的補償，發源於地中海的歐洲文明則使西方人佔據著形而上學——儘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有力矯正——的哲學王冠。形而上學大規模地推動了近代技術的發展，與此相應，形而上學也成了阻礙西方工業文明持續進步且極難矯正的主流思維方式。

23、學理不同於事理。學理為用，事理為本。學問不入事理，其學百無一用。

24、學理必須受事理的約束。有時學理沒錯，但事理上卻不是那回事。比如，一隻狼和一隻羊加在一塊，或一隻披著羊皮的狼與一隻羊加在一塊，是1+1的邏輯，還是1-1的邏輯？是“雙贏”的邏輯，還是“零和”的邏輯？是前者，卻不等於2；是後者，也不等於0。而能認出那隻“披著羊皮的狼”的，只有獵人，尤其是有長期狩獵經驗的獵人。因而“1+1=2”或“1-1=0”的算式，如脫離事理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果。經驗是事理化的學理，學問是學理化的事理。現實生活中的“求是”更多地要靠對“實事”的經驗判斷，是邏輯與經驗，進而學理與事理的統一，而連接兩者的媒介就是實踐。故無實踐則無學問。

25、單純的人的類活動不是實踐，是思想使人的活動成為實踐。人類是帶著思想參與歷史活動的，脫離思想和精神，歷史就是一堆史實，人類實踐就成了人的一堆活動。因此，

27、人生是進步的，而進步的過程卻是殘酷的。正如18歲前後的少年叛逆是將要遠離父母的標誌，這對父母是殘酷的，卻對孩子的成長——如果處理得當——則是可喜的。無叛逆則無遠離。無遠離則無獨立。獨立是人生的基礎。這大概就是黑格爾說的“歷史惡動力”[3]。

28、博士，不能幾年讀下來成了不知建設而只知“批判的批判”的駁士，這樣的博士在19世紀初的德國被稱作“神聖家族”，在今天的中國被稱作“公知”；博導，其理論不能幾年下來就在實踐中不駁就倒，這樣的理論在21世紀初的中國被稱作具有資本拜物教特徵的“新自由主義”。

29、學術是國家公民責任心的最後防堤，不老實的學術若成為主流則是國家衰敗的開始。

30、年輕時，別人說你有“才氣”，那是在讚揚你；老來別人還說你有“才氣”，那是在婉轉地批評你。

31、青年憑才氣彰顯學理，老來靠學問貼切事理。

32、馬寅初用市民眼光研究中國人口問題，其成果在中國小農經濟形態改造之前是不可能推行更不可能實現的。當時如果像現在這樣一家只生一胎，就可能使許多農民家庭失去男勞力；而沒有男勞力，這家的地就沒人種；沒男人種地，對小農業家庭而言，與“絕後”一樣，可是天大的事。小農業生產方式規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勞力在小塊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個生產。人多力量大，確是當時促進農業生產力的基本規律。關於這一點，與馬寅初生活在同一時代的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拉鐵摩爾[4]的認識比較接中國的地氣，他認為在當時“就亞洲的情況而言，人口增加就是生產力的增加。因為由此可以多徵勞力從事挖渠工作，從而增加耕地的面積”[5]。

33、在一定時期內沒人“重視”，對個人的學術發展是一種幸運；而在歷史中，作品若始終沒有得到人民的重視和支持，那對個人學術而言卻是莫大的悲哀。

34、今天一些解釋“改革”正當性話語有些與“文革”後期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歌詞相似，其實，當語言變成了不容討論的口號時，這種語言的解釋力就已死亡。

35、那些不著邊際而又滿嘴“世界前景無非三種可能性”“其結果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學者，如衝在國際前臺，鑑於他們的真誠和不知疲倦的勁頭，確實有著積極且他人不可替代的戰略迷惑作用。這些人對中國崛起是有特殊“貢獻”的；塔利班沒有這種“人才”，反將剛上臺就喊著中國是“潛在對手”的小布什引向並使之陷入中東。由此，中國在新舊交替因而是比較脆弱之際獲得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36、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與黑格爾說的“歷史惡動力”，意思相合。

37、“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是《大學》的核心思想，其中關鍵是“道”“德”二字。韓非子“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核理而普至”（《揚榷第八》），是在說事物的共性“道”和個性“德”的關係。太田方解釋說“道之在物曰理，明驗事實曰核”。《辭海》解釋得更明白：“‘德’，指具體事物從‘道’所得的特殊規律或特殊性質。”《管子•心術上》：“德者道之舍。”可見，中國古人講究的是從“德”即實事中求來的“道”，反對的是無“德”之“道”，即脫離具體對象的空論。

38、“格物致知”，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另種表述。格物，即只有確定了事物的“德”性，方知事物的本性。學習之道，在於且也難於先明“實事”（“明明德”）；明於“事”，方知“道”；明乎“實事”，方可“求是”。正可謂“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老子《道德經》，原本是《德道經》，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思維中“道”從“德”出，即先講“實事”（德）再談“道”理的特點。這種思想到漢時概括為“實事求是” ，後宋人“器”與“理”關係的討論、20世紀20年代中國人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討論及4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理論聯繫實際”的整風，都是源於中國春秋時期“德”“道”關係的認識，是貫穿古今的“實事求是”認識路線的繼續。

39、如果說，在20世紀50年代有可能搞垮中國的不是西方的炮彈，而是西方的“糖衣”，那麼，在21世紀初能搞垮中國崛起的也不是西方的導彈，而是西方的墨水和“趙括”“蓋達爾”們的口水。

40、與戀愛比，生孩子是痛苦的，但生孩子使姑娘成為母親；與軍營生活比，戰爭是痛苦的，但戰爭使士兵成為軍人；與開會講演比，寫作是痛苦、孤冷、漫長的，但寫作——如果它是嚴肅的話——會使靈感成為學問，使才子成為學者，使一堆琉璃瓦，成為紀念碑。

41、光劃拉土地而不打糧食，那不叫農民；光練正步而不打仗，那不叫軍人；只開會、講演、上電視、作主持、被採訪，而不嚴肅寫作，那不叫學者。

42、警醒於20世紀30年代慘敗之中的延安學風，對於今天的中國仍有巨大的指導意義。殷鑑不遠。蘇聯沒有倒在西方的導彈之下，而是被淹沒在西方人攪和出的蓋達爾口水之中；那麼，21世紀的中國也不會被西方導彈所擊垮，最有可能的也是倒在西方墨水和食洋不化的口水之中。

43、意識形態嚴重脫離實際是要亡國的。這方面的前者之鑑有中國戰國時的齊國和20世紀的蘇聯。秦軍抵齊城下時，齊人“竟無一人是男兒”，全城靜音投降；蘇聯和蘇共更是在無人能敵時自行靜音解體和解散。

44、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後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幹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這個教訓證明毛澤東早年提出“反修防修”不無道理。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6]，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最具諷刺意味的是，

45、蘇聯後期出了問題，不能由此否定列寧與十月革命；“文革”後期出了問題，不能由此否定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中國改革後期出了問題，不能由此否定鄧小平及其改革的動因。這與病人得了病，醫生不能由此埋怨病人本不該出生，或認為治病的最好方案是病人立馬自殺的道理一樣。

46、醫生看病不應只為宣傳自己的理念，而應為治病救人。藥再好，開藥方的邏輯再嚴密，但不治病或治壞了病人，那就不是好藥方。學者應當學會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不能只將學問用於所謂“建立學術體系”。不能解決，或根本不想解決中國問題的學問，不是好學問。

47、“文革”中曾有許多人也上“大講臺”批判愛因斯坦，現在當事人都不好意思提這檔子事了，但這並不表明此後我們不會再重複這樣離譜的事。

48、語言的力度來自學術生命的力度；學術生命的力度又來自其紮根於生活的深度。

49、藥方越無所不包，其療效越差；學術概念解釋得越“全面”，其內容就越不知所云。

50、能帶領精英前進的是將軍，能帶領人民前進的是統帥。

註釋：

[1]189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出版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他在書中寫道:“對於我來說，運動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

[2]1949年12月，毛澤東在列車上問翻譯師哲：“你是什麼地方人？”“韓城”。毛澤東雙眸一亮，“陝西的那個韓城？”師哲點點頭。“噢，那你是司馬遷的同鄉嘍！”毛澤東談興甚濃。他用手中的菸頭續燃了一支香菸，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問師哲：“你住的地方離司馬遷有多遠？”“大約40裡”。師哲告訴毛澤東，司馬遷得罪漢武帝被施以宮刑後，人們害怕受到株連，有一段時間，竟沒人敢姓司馬了，分成了馮週二姓，馮姓住縣南，周姓住在縣北。毛澤東聽後不無感慨地說：“打小報告的人，看來什麼時候都有啊！”對於司馬遷，毛澤東寄予了無限的同情。談到司馬遷所受的宮刑，毛澤東頗有些傷感，他半天無語，許久，才扼腕嘆息道：“漢武帝7歲立為皇太子，16歲即位，在位54年，把漢朝推向全盛時期。可是就這麼一個還算有作為的皇帝，一旦臣子違逆他的意願，竟下如此毒手。”說到這兒，毛澤東連連搖頭，“和皇帝佬倌有什麼理好講？漢武帝沒有殺掉司馬遷，已算是手下留情，不過，施以宮刑，也實在是夠殘忍的了！”師哲接言：“司馬遷也確實稱得上一代人傑，身心蒙受了那麼大的屈辱，居然能潛心著書，寫出了‘無韻之離騷，千古之絕唱’的《史記》！”經典古籍爛熟於胸的毛澤東連連點頭，隨口背誦出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奮之所為作也。”在這裡，與其說司馬遷是在感嘆厄運對人精神世界的砥礪，不如說是在抒發自己的一種情懷，一腔抱負！說著，毛澤東站起身，在車廂裡來回踱了兩步，又回身望著俄語翻譯，“司馬遷‘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卻‘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所不辭’，是因為他內心的積鬱還沒有來得及宣洩，苦衷還沒有昭之於世人，滿腹文采還沒有來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寫著的著作能‘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通邑大都’。誠如是，則雖九死而心不悔，這願望確實是達到了。可以說，真正的信史自司馬遷始，‘史學之父’，他是當之無愧的！”“唐詩、晉字、漢文章，漢代的文章，因了司馬遷的《史記》，確實被推向了極致。”師哲附和。毛澤東點點頭，重新坐回沙發上，輕輕在菸灰缸上蹭掉菸灰，道：“有人說中國沒有鴻篇鉅製的史詩，怎麼沒有？司馬遷的《史記》難道不是一部有著廣博學識、深刻目光、豐富體驗和雄偉氣魄的史詩！評論司馬遷，可以有不同的側面，單以文章論，他也不朽了。”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頁。

[3]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參閱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關於黑格爾歷史“惡動力”思想參見《法哲學原理》第18、139節以及《宗教哲學講演錄》第3部第2篇第3章。

[4]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東方學家。生於華盛頓特區，幼年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於英國坎伯蘭聖·比斯學校，4年後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後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並被詆譭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衝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5]［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6]1989年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佈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8]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9]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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