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在黑龍江省伊春市舉辦“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主題聚焦“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發表主題演講。
餘永定在演講中談到了三點。關於金融開放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在加入WTO的莊嚴承諾是五年內取消所有非審慎性措施，也就是隻要和審慎管理無關的限制都要取消。他認為沒有必要擔心開放金融服務業會導致資本外逃等，因為金融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餘永定強調對資本跨境流動管理不能放鬆，對外匯市場停止常態化干預的政策應該繼續堅持。因為目前在中國和國際金融市場上都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因素：第一是P2P泡沫的崩潰；第二是房地產泡沫會否崩潰的問題；第三是中國經濟下半年很可能會減速；第四是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和市場信心會產生消極影響；第五是中美貨幣政策正在發生分化；第六是新興國家市場出現金融危機。
餘永定認為，上述六個因素加在一起，一定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下行壓力，而這會強化貶值預期。由此，餘永定提醒道，國內或許應該對出現新一輪的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做好準備，這種情況可能不會發生，但仍應該防患於未然。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經驗和教訓，餘永定談到，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有一定時序的，首先改革匯率，然後是資本項目自由化，這個時候人民幣才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可以使用，但此時還不是完全資本項目自由化，必須向這個方向努力，最後才能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餘永定認為，不應該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倒逼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手段。應該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此基礎之上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
以下為餘永定在“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我今天本想講五點，由於時間關係，現在減為三點。
第一，金融開放是中國加入WTO的莊嚴承諾，不是對中美貿易戰的回應。
原來我對這一點並不是特別清楚， 閱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協議書的附件表》中的附件9《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 （這在網上可以查）之後才發現：在這個減讓表中，中國承諾在 加入WTO五年內， “應取消現在的限制所有權、經營及外國金融機構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審慎性措施，…..”。簡單說就是， 在2006年以前，同審慎管理無關的對外國金融機構的任何限制，如經營活動的地域和幣種限制、所有權限和法律存在形式限制，都要取消。
在今年博鰲論壇上， 國家領導人宣佈中國要進一步實現金融開放，實際上這是履行我們早已做出的承諾。過去的經驗證明，開放金融業並不會對中國的金融業造成嚴重的衝擊。相反，金融開放引入競爭，有助於提高中國的金融服務水平。
有些人擔心，我們開放金融服務業會導致資本外逃等等，我覺得這種擔心是沒必要的。因為金融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務業開放是屬於貿易範疇的事，是WTO管轄範圍的事。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屬於資本跨境流動，是IMF管轄範圍的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儘管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活動不受額外限制，但是它們必須和所有中國金融機構一樣，接受對於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例如，它們不能隨意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匯出，也不能隨意把美元換成人民幣來購買中國金融資產。總而言之，它們要同所有中國金融機構一樣接受中國政府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金融服務業開放可能會增加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難度，但其本身不會導致資本外逃。
第二， 對資本跨境流動管理不能放鬆，對外匯市場停止常態化干預的政策應該繼續堅持。
目前中國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第一，一些資產泡沫已經崩潰，如P2P泡沫已經崩潰；第二， 市場上對某些泡沫會不會崩潰，心存疑慮，如房地產泡沫。第三，中國經濟下半年很可能會減速。第四，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和市場信心會產生消極影響。第五，中美貨幣政策正在發生分化。美國將繼續執行退出量化寬鬆，聯邦基金利率會進一步上升，但中國已經開始調整以前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第六，某些新興市場國家出現金融危機。例如，印尼和土耳其的金融形勢非常嚴峻。土耳其的金融形勢在這兩天格外緊張，昨天里拉下跌了17%。此前，里拉兌美元的匯率已經從年初的3.76 下跌到5.98，跌幅為37%。由於里拉的下跌，俄羅斯的盧布、歐元也下跌。投行界昨天都在談論，會不會出現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式的危機。大家都知道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所謂“羊群效應”，通過這種效應，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危機有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第七，上述這六個因素加在一起，一定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下行壓力，而人民幣匯率下行壓力或貶值會強化貶值預期。面對上述七個因素，中國或許應該對出現新一輪的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做好準備。這種情況可能不會發生，但是我們應該防患於未然。
具體說，我們應該仔細檢查一下，資本大規模外逃的各種可能渠道是否已經堵塞，還有沒有原來沒有想到的漏洞存在，如數字貨幣是否會成為資本外逃的新的工具。對各種“通”，如證券通、債券通、滬港通、深港通等等的淨額度管理還是要堅持的。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常態化的，我們實際上做得已經不錯而且相當成熟，在《中國金融開放的下半場》這本書中對此有非常相當詳細的描述。（讀書傳送門：《中國金融開放的下半場》）
重要的是，我們不要臨時抱佛腳，要未雨綢繆。出了事才加強資本管制反倒會加速資本外逃。現在市場基本還是穩定，資本的跨境流動也基本上是平穩的。恰恰在這種比較平靜的時候我們應該仔細看一看，有沒有什麼漏洞。如果有的話，我們及早把它堵上。
現在談一下對匯率的看法。 現在市場對於所謂“破7”的問題非常關注，我覺得7跟6.9沒什麼區別。執著於某一個特定的數字是非理性的，央行應該設法使市場消除對破7不破7的關注。怎麼辦？ 我覺得央行似乎可以向市場發一個信息：“保7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匯率目標要保。”但是，如果央行不干預，人民幣匯率會不會出現大幅度貶值呢？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發生或者基本不可能發生的。
剛才談到土耳其里拉的大幅度貶值。 里拉大幅度貶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土耳其外債過高。土耳其的公司外債對GDP比是40%，所有部門外債總額對GDP比在2017年底是55%。它需要借新債還舊債，債務成本肯定會飆升。 由於土耳其政府扣押了美國的一個神父，在里拉大跌的時候，特朗普又趁勢推了土耳其一把，宣佈把土耳其鋼鋁製品的關稅提高一倍。此外，土耳其在政治上也不穩定。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所以我認為，即便人民幣匯率可能會出現某種貶值壓力，即便央行不干預，人民幣匯率也不會大幅度貶值。
在2015、2016年的時候，大家（包括我自己）認為人民幣匯率破7指日可待，但是它沒破，反倒出現了2017年出現了逐漸升值的過程。匯率是非常難以估計的。如果貶值真的發生了，如果在這一輪匯率貶值過程中央行並未干預，如果國際收支和匯率自動實現了平衡，我們就可以說，我們終於實現了由有管理浮動或者是所謂的“類爬行浮動”到自由浮動的轉變。這樣，就可以說中國匯率制度改革潤物細無聲地完成了。我覺得這將是非常偉大的成績。面對可能出現的新一輪貶值壓力，希望央行能夠沉住氣。
第三，人民幣國際化的經驗教訓。
周行長在2009年提出超主權貨幣的主張，我是非常積極支持的，而且非常有幸參加了由聯合國代表大會主席特別設立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委員會。周小川的主張對這個委員會的影響是很大的。委員會一直強調用SDR取代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且大家都是按這個方向設計改革方案的。
非常遺憾的是，美國強烈反對，我們中國自己也不積極，外交部發言人說，周小川這個主張是他個人的主張。我們這個委員會的改革建議也就不了了之了。我認為，周小川提出的用SDR來代替美元， 作為國際貨幣儲備的主張是中國人當初唯一在世界上造成最大影響的主張。由於各國政府不支持，這個主張行不通，人民幣國際化就成為合乎邏輯、順理成章的主張 。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我們的一個努力目標是完全正確，我也是非常支持的。自2009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不少重要進展，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例如，我們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長期性、複雜性低估了。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存在急於求成、脫離市場需求、層層加碼的傾向。這樣就造成了一些適得其反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對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自由化，匯率浮動三者的關係考慮不是很周全。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自由化，匯率浮動是三個不可分割但有一定時序的過程。首先應動匯率，然後是資本項目自由化。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 人民幣才有可能成為國際化貨幣、國際儲備貨幣。當然，三者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內是可以齊頭並進的。但無論如何，沒有匯率浮動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不可能真正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
我這裡想特別強調，不應該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倒逼”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手段，過去很多學者包括政府官員都希望解決資本跨境流動的問題，但是又擔心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得不到領導的支持，於是就推動領導比較容易接受的人民幣國際化。希望以此倒逼資本項目自由化。這樣一種“策略”破壞了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正確時序，過快放鬆了資本管制，於是造成了2015年-2016年我們所看到的問題。
資本項目自由化是難以“倒逼”改革的。如果我們不能解決所謂“原罪” 、產權保護這樣一些根本性問題，那我們就不能放棄資本管制，就無法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或資本項下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這樣，我們也就無法真正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或許，有人會說：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化，讓大家用腳投票，這樣就可以倒逼改革。我覺得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直面改革，投入改革“攻堅戰”。不直接面對這個問題，希望通過迂迴曲折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會造成許多新問題。
人民幣國際化一度進展順利。但這些進展在相當程度是建立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基礎上的，因而是基礎不牢的。一但人民幣升值預期發展逆轉，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就會嚴重挫折。後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受挫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
儘管受挫，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是不應該放棄的。確實像周行長剛才說的，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有必要的，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比如特朗普現在揮舞制裁的大棒，對俄羅斯、伊朗進行制裁。在這種情況下，就給我們提供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伊朗對中國有這麼多石油出口，中國在伊朗又有很多投資。美國把伊朗從SWIFT和CHIPS系統剔除，中國無法向伊朗支付美元。我們建議伊朗通過中國新建的計算體系用人民幣計價、結算，這就可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們當然要抓住這類機會。
此外，中國現在資本輸出形成規模，這也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由於時間關係，我就不展開了。
最後， 國際投行普遍有一種分散資產的強烈意願，所以他們願意購買中國金融資產，這個也為我們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總而言之，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強國的條件和標誌，只要我們尊重市場，按市場規律辦事，並善於抓住時機，假以時日，人民幣國際化必然能夠取得基礎更為牢靠的可持續的進展。
“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簡介
2017年8月11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伊春市政府達成戰略合作，“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正式啟動。自2017年起，每年夏季舉行，選取中國和全球經濟金融領域重大、熱點問題，邀請金融界監管領導、商業領袖和知名專家，開展多種形式的研討交流。
在去年舉辦的首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北京市副市長殷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鬍曉煉、絲路基金董事長金琦等各界專家圍繞開發性金融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主題積極建言，形成了高質量、有影響力的研討成果。
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主論壇聚焦 “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重大主題，陳元發表致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國務院原副秘書長江小涓，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CF40常務理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長、原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CF40學術顧問、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鬍曉煉，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學術顧問、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姜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CF40成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郭凱，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專家施琍婭等專家學者圍繞上述主題發表了演講。
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精彩回顧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於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非官方、非營利性金融專業智庫平臺，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CF40旗下有四十人和新金融兩大實體型智庫系列，分別包括四十人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此外，CF40與國家開發銀行、清華大學、絲路基金、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共同發起成立了“絲路規劃研究中心”。
CF40每年召開雙週圓桌會議、金融四十人年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等百餘場閉門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近30項，出版週報、月報、要報、《新金融評論》以及經濟、金融類專著共計100餘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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