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富強，人民安居，這是每一個時代的人們都會追求的夢想。回想歷史的記憶，唐玄宗李隆基的統治先後，強烈的對比令人著迷且困惑。
說起李隆基的“開元之治”，我們繞不開姚崇和宋璟這兩個唐代名臣。歐陽修的《新唐書》如此評價：“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他們兩個人的前赴後繼，兩個人的接力，推動大唐在開元時期重新中興起來。
姚崇是個奇才，他有“成天下之務”的能力，有別人所不具備的才幹，這是他的優勢。優勢的背後就是他的不足之處，即能幹背後的豪俠之氣，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容不得他人的意見，於是導致朝堂之上的一言堂。此外，姚崇功勞也越來越大，自己也開始違法，開始營私。
姚崇的一個下屬犯罪，犯的是死罪。由於姚崇愛惜下屬之才，再加上自己跟這個下屬的關係不錯，所以他不斷地向皇帝請求，要求赦免他，放他一馬。唐玄宗李隆基給了他面子，在一次大赦令中，把這個人的名字加進去了，流放嶺南。
姚崇一看到這個名字之後，越想越不安。他開始向唐玄宗求情的時候，覺得沒什麼，但是等到這個名字一出現，感覺到了事情的嚴重性，皇帝這是給他面子。姚崇不安的背後，是對自己施政綱領的背叛。
姚崇在渭南時向唐玄宗提出了自己的 10大施政綱領，其中有一條就是“法行自近”，法律的懲治及其推行，要從皇帝身邊的人開始，一旦唐玄宗對自己親信的人給予赦免，那麼姚崇會認為，唐玄宗已經不需要自己了，於是他不斷向李隆基打報告，要求辭掉宰相之職。
懷著對大唐王朝的無限眷戀，姚崇不得不離開了宰相的位置，姚崇走了，但他所提出的整頓機構，裁減冗員，抑制奢靡，改善民生的施政方針並沒有因為他的離開而被後繼者廢棄。在臨行之前，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自己最後的請求，請素有恪守道義，正氣凜然之名的宋璟接替自己的相位，繼續為大唐盛世保駕護航。
宋璟曾經和姚崇一起被外放他州，後來回到長安，這一次又得到姚崇的推薦，重新做起宰相。他們兩個人性格完全不一樣。姚崇的性格豪爽、雄氣，宋璟則是守正、講原則，這恰恰是他們兩人的互補之處。
為了大唐的中興，他們在接力，當要撥亂反正、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時候，姚崇出現；當國家要順著這條道路繼續發展的時候，宋璟出現。
宋璟知道自己的使命，他重新做宰相以後，很像西漢時期的蕭規曹隨，對於姚崇所推行的制度，包括施政綱領，恪守不移，同時打破姚崇時期的一言堂，遇事與同僚商量，委官任命各得其所。此外，他一如既往地堅持原則，向唐玄宗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意見。
姚崇和宋璟，開元前期的兩位能臣，他們前赴後繼進行了一場接力，把開元推向盛世，也為中華民族貢獻了一個爛漫輝煌的時代，值得後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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