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5日，漆黑的深夜。
东德的两位年轻人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和克里斯蒂安·高迪安（Christian Gaudian）正在干一件大事——他们要翻越柏林墙。
按照当时东德的法律，这相当于越狱，可是要掉脑袋的。
更何况，这座举世闻名的墙可不是想翻就能翻过去的——柏林墙始建于1962年8月13日，目的就是阻止东德人民逃亡西德。墙高4米，上面布满了高压铁丝网和探照灯，时不时就有士兵巡逻，可谓是戒备森严。
柏林墙，又称“反法西斯防卫墙”
这可不是吓唬人的摆设——距今为止，已经有200多东德人尝试翻越围墙而被射杀。
因翻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民众
但格弗罗伊和高迪安却乐观地认为他们不会那么倒霉，毕竟还有5000多人成功呢。
可是，今晚幸运女神不在他们这边。
格弗罗伊魂断柏林墙：就在快要翻过最后一道铁丝网的时候，几十米外的东德巡逻队士兵发现了他，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子弹朝着格弗罗伊飞来，最终，AK47突击步枪的7.62毫米子弹将格弗罗伊打成了筛子，格弗罗伊惨死墙头。
左为因翻越柏林墙被射杀的格弗罗伊，右为纪念他的墓碑
高迪安也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但所幸不是致命位置。毫无疑问，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按照惯例，对于成功阻止翻阅柏林墙的官兵，上级是要给予表彰嘉奖的。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四名巡逻队士兵英戈·海因里希（Ingo Heinrich）、安德烈亚斯·奎恩贝（Andreas Kuehnpast）、彼得·施米特（Peter Schmett）和迈克·施密特（Mike Schmidt）都被记功，并且每人还领到150马克的奖金。
可是，死去的格弗罗伊不知道他将是柏林墙最后一个被射杀者，更不知道的是，围绕着他被枪杀，一场大审判即将到来。
9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
1989年，柏林墙倒塌，大批东德民众涌向西德
一年后，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
又等了一年，1991年9月3日，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开始追究这起“最后一次翻越柏林墙事件”。
可是，应该负责的首并不是那些长官或者领导人，而是扣动扳机的那四名巡逻士兵。
这在民众和法律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第一，士兵们只是依令行事，如果不开枪，他们会受惩罚，他们何错之有？
第二，法律最基本的原则一直就是不溯及既往，旧时用旧法，新时用新法，现在追溯怎么可以用统一后的法律？
第三，为什么不是东德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领导人受审？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有了这么强的民意基础和法律常识做保证，四名士兵的辩护律师罗尔夫·博西（Rolf Bossi）对这场官司胸有成竹。
柏林墙牺牲者纪念碑
可是，1992年1月21日，当判决结果出来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直接射杀格弗罗伊的海因里希被判处三年六个月的监禁，不得假释；向高迪安开枪并将其打伤的奎恩贝被判处两年缓刑；鸣枪示警的另外两人，被无罪释放。
主审法官西奥多·塞德尔（Theodor Seidel）在解释他的判决理由时说过一句著名的“枪口抬高一厘米”：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有法律规定，更有良知。虽然士兵是执行者，开枪是他们的义务，但他们却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其实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良心义务，而不是像个屠夫一样屠杀良知，助纣为虐。
这就是每个人都有的“一厘米主权”。
当你拥有“抬高一厘米”的权力时，你又会怎么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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