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淫无道
他嗜好喝酒，特别宠爱妲己。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库里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
纣王的荒淫无度
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烙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爬不动了就掉在炭火里。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yǒu，有）里。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国人因此不来亲近了。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越发疏远了。
群臣劝谏
西伯回国，暗地里修养德行，推行善政，诸侯很多背叛了纣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叔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
等到西伯攻打饥国并把它灭掉了，纣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纣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国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灭纣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
比干遭剖心
纣说：“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吗？”祖伊回国后说：“纣已经无法规劝了！”
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殷纣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纣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18]
人物考证
称号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君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
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夋——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三皇五帝中的一帝，在《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由于祖先是天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某。（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商王称号》）
商纣王，或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周国没有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周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商”、“大国”，而周自称“小邦”。
周王灭商后，因殷商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昌、周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
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过这些雪泥鸿爪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败因
帝辛之败：
其一，说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使用炮烙等酷刑，镇压人民。杀比干，囚箕子，年年征战，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商朝西部诸侯国尤其是周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又需面对其因长年征战而日积月累有增无减的大批俘虏如何处理等问题而造成的负担。今殷墟遗址有大量人殉坑，埋有大量被殷商贵族残忍杀害的战俘或敌对方的自由民，这本身就说明殷商贵族包括帝辛之不仁。殷商贵族在亡国之前就已臭名昭著，不得民心。
淇县城东8公里河口村北纣王墓
其二，殷商政治糜烂，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帝位传给了少子受德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随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帝辛发起反叛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幽谋（暗谋奸谋）行刺，卖国求荣等。而帝辛对待政敌又太过心慈手软，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败。
第三，帝辛在位为稳定统治连年征战，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整训练，即遭意外袭击。
第四，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军队经过准备与训练，遂借机起兵伐商。历史文献表明，在商朝时黎城就是黎侯国。“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说的就是商纣王为了逼各诸侯多进贡，在黎城举行了一次威武的阅兵仪式，但东夷的首领未等会散就逃了回去，拒贡赋而叛商。黎国在周武王伐纣时投降了西周。
第五，牧野之战中，被殷商军队俘虏的来自东夷的奴隶们临阵倒戈，帝辛众叛亲离，自食苦果，就登鹿台自焚而死了。
仇敌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大肆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内奸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或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或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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