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淫無道
他嗜好喝酒，特別寵愛妲己。他讓樂師涓為他製作了新的俗樂，北里舞曲，柔弱的歌。庫裡的錢堆得滿滿的，把鉅橋糧倉的糧食裝得滿滿的。他多方蒐集狗馬和新奇的玩物，填滿了宮室，又擴建沙丘的園林樓臺，捕捉大量的野獸飛鳥，放置在裡面。他對鬼神傲慢不敬。他招來大批戲樂，聚集在沙丘，
紂王的荒淫無度
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於是他就加重刑罰，設置了叫做炮烙的酷刑，讓人在塗滿油的銅柱上爬行，下面點燃炭火，爬不動了就掉在炭火裡。紂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紂就把西伯囚禁在羑（yǒu，有）裡。紂任用費仲管理國家政事。費仲善於阿諛，貪圖財利，殷國人因此不來親近了。紂又任用惡來，惡來善於毀謗，喜進讒言，諸侯因此越發疏遠了。
群臣勸諫
西伯回國，暗地裡修養德行，推行善政，諸侯很多背叛了紂而來歸服西伯。西伯的勢力更加強大，紂因此漸漸喪失了權勢。王叔比干勸說紂，紂不聽。商容是一個有才德的人，百姓們敬愛他，紂卻黜免了他。
等到西伯攻打飢國並把它滅掉了，紂的大臣祖伊聽說後既怨恨周國，又非常害怕，於是跑到紂那裡去報告說：“上天已經斷絕了我們殷國的壽運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預測，還是用大龜占卜，都沒有一點好徵兆。我想並非是先王不幫助我們後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絕於天，所以上天才拋棄我們，使我們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瞭解天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國的民眾沒有不希望殷國早早滅亡的，他們說：‘上天為什麼還不顯示你的威靈？滅紂的命令為什麼還不到來？’大王您如今想怎麼辦呢？”
比干遭剖心
紂說：“我生下來做國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嗎？”祖伊回國後說：“紂已經無法規勸了！”
西伯昌死後，周武王率軍東征，到達盟津時，諸侯背叛殷紂前來與武王會師的有八百國。諸侯們都說：“是討伐紂的時候了！”周武王說：“你們不瞭解天命。”於是又班師回國了。
紂更加淫亂，毫無止息。微子曾多次勸諫，紂都不聽，微子就和太師、少師商量，然後逃離了殷國。比干卻說：“給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爭諫。”就極力勸諫。紂大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孔。”於是剖開比干的胸膛，挖出心來觀看。箕子見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裝瘋癲去給人家當了奴隸。紂知道後又把箕子囚禁起來。殷國的太師、少師拿著祭器、樂器，急急逃到周國。[18]
人物考證
稱號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說是商國的人稱呼自己的國君的叫法。因為國君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現已發現的甲骨和史書的資料來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國的人在稱呼君主時，便是在名字前加一個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將自己的君主稱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樣稱為後，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關。在商湯滅夏，建立商朝之後，集王權、神權於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滅夏之時，按《尚書》的說法，是打著天命的大旗的。天命為什麼在商湯一邊，解釋起來有些費力。因而自商湯起，經不懈努力，終將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
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夋——據現代人考證，即帝嚳，即三皇五帝中的一帝，在《史記·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由於祖先是天帝，主管一切神靈，因而護佑商人便順理成章。而且，歷代商王死後，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為溝通人間和上帝的橋樑和紐帶。因此，後代會象尊敬祖先一樣，將逝去的先王亦稱為帝。既然死後為神為帝，因此在人間的稱為便是帝某。（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商王稱號》）
商紂王，或紂王，則是周人侮辱、蔑視性的稱呼。周國沒有滅商之前，稱之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周滅商之後，亦稱之為“大邦商”、“大國”，而周自稱“小邦”。
周王滅商後，因殷商人眾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而徹夜難眠。（《尚書》）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戰爭創傷外，恐怕憂心忡忡、苦悶煩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沒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權、王權的激烈的黨爭，亦使人對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設教”作用和效能不無懷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創此類宗教，故而只能居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稱帝。周王稱為天子是後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無此類證據。周王朝自古公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周武王發所延續下來的稱王的習慣，被其不自覺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現商紂王、帝紂這些滑稽的稱謂。
如果僅僅只是兩個稱號，還不至於如此鄭重其事。因為擁有這個稱號的那個人，代表著一段歷史，一段影響中國數千年文化走向的歷史。同樣是這段歷史，由不同的人來寫，就有不同的模樣和結果。兩個不同的稱號，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族群對歷史截然相反的認知。在中國歷史上，歷史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著官方主流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一種是野史，代表著民間的歷史認同和評判。
同一段歷史出現兩種正史，則是商周之際的獨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帶來的後遺症，是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意識形態勢力相當的結果。
周王朝作為戰勝者的虛弱和商人作為戰敗者的不可小覷，盤根錯節的龐大勢力。雖然周王朝官方意識形態在長期成為主流，成為正史，但商人記錄的歷史卻並沒有在周王朝的封殺和圍剿下消失，而是頑強地在各種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過這些雪泥鴻爪零星記載，人們依稀仍然能夠窺測到商人記載的那段歷史，與廣為流佈的周人的記載完全不同的模樣的那段歷史。雖然這和周人的歷史一樣，不可避免地帶著自己的偏見，但作為另一種歷史，必然有助於人們探索歷史的真實面貌，而這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是研究歷史的目的所在。
帝辛和商紂王，是同一個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稱號。這兩個稱號之間差別是巨大的，對不同的人群來說具有不同的含義。
敗因
帝辛之敗：
其一，說帝辛在位後期，居功自傲，耗巨資建鹿臺，造酒池，懸肉為林，修建豪華的宮殿園林，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使國庫空虛。他剛愎自用，聽不進正確意見，在上層形成反對派，使用炮烙等酷刑，鎮壓人民。殺比干，囚箕子，年年征戰，失去人心。他在討伐東夷之時，沒有注意對商朝西部諸侯國尤其是周的防範，連年用兵，國力衰竭，又需面對其因長年征戰而日積月累有增無減的大批俘虜如何處理等問題而造成的負擔。今殷墟遺址有大量人殉坑，埋有大量被殷商貴族殘忍殺害的戰俘或敵對方的自由民，這本身就說明殷商貴族包括帝辛之不仁。殷商貴族在亡國之前就已臭名昭著，不得民心。
淇縣城東8公里河口村北紂王墓
其二，殷商政治糜爛，爆發了大分裂，帝乙把帝位傳給了少子受德而不傳給長子微子啟，朝廷隨分兩派。微子啟一派不斷向帝辛發起反叛活動，如造謠中傷，發動內訌，幽謀（暗謀奸謀）行刺，賣國求榮等。而帝辛對待政敵又太過心慈手軟，導致了政治上的失敗。
第三，帝辛在位為穩定統治連年征戰，力克東夷後，兵力損耗大半，未及休整訓練，即遭意外襲擊。
第四，周文王、周武王父子軍隊經過準備與訓練，遂藉機起兵伐商。歷史文獻表明，在商朝時黎城就是黎侯國。“商紂為黎之，東夷叛之”（《左傳·昭公四年》），說的就是商紂王為了逼各諸侯多進貢，在黎城舉行了一次威武的閱兵儀式，但東夷的首領未等會散就逃了回去，拒貢賦而叛商。黎國在周武王伐紂時投降了西周。
第五，牧野之戰中，被殷商軍隊俘虜的來自東夷的奴隸們臨陣倒戈，帝辛眾叛親離，自食苦果，就登鹿臺自焚而死了。
仇敵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敵周人。周人自季歷起便大肆拓土，據《竹書紀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餘無之戎，克之。周王季曆命為商牧師。自此時起，季歷先後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歷的擴張，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覺，帝文丁十二年，殺周王季歷。繼季歷為王的周侯昌，亦即後世所謂的周文王，更是變本加厲，帝乙二年，周伐商，敗於帝乙。但周王昌並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徵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覺，為黎之搜——在黎舉行軍事演習，亦有人認為是商、周戰於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裡。周侯昌的命運，《史記》、《竹書紀年》、《左傳》均說是帝辛有條件地釋放了西伯昌，而當代有人說是帝辛英明果決殺了周侯昌。兩代周王的命運，使商周成為死仇。繼位的周王發在釐清內政的同時，更理頻頻觀兵孟津，為報仇雪恨。攻伐大商做準備。然帝辛積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懼極甚。第一次觀兵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卻因害怕而託詞“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戰前夕，周武王仍戰戰兢兢，不敢應戰，是呂尚強迫其出戰，才不得已而賈其餘勇勉力一戰。《史記》、《竹書紀年》、《左傳》以鐵鑄的事實證明著這一切。對大商的仇恨、對帝辛的畏懼，使得周人不顧一切地詆譭、抹黑自己強大的、天神一般的對手，以建立戰略聯盟，激起將士的同仇敵愾，減輕自己的畏懼和恐慌。
內奸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內奸。“內奸”的隊伍是龐大的，但總體可分為兩類人。一類是神棍。這便是帝辛罪狀中的“昏棄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狀的由來。自帝武乙戲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權與神權之爭愈演愈烈。雖然經四代商帝數十年的奮力搏擊，王權佔據上風，成為統治主導力量，但神權數百年的無上地位，致使隊伍龐大的神棍們不甘心失敗，一而再地與王權相抗衡，力圖再現伊尹、巫咸等時代超越王權的輝煌。
至帝辛時，由於帝辛的分外的強勢，神棍們撼之不動，便勾結外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成為倒商的急先鋒。曾經是商王朝中堅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時卻成為動搖商王朝統治基礎的主力。一類是王黨內部的叛逆者。這一類人又可分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以或微子、箕子、比干為首的王族反對黨。這是一群帝祖甲禮制改革的犧牲品。本來，按照商王朝“兄終弟及”的傳承方式，這群人是離王位最近的。或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長子。本來是最有希望稱帝的，而且，在帝乙在位，也確實有部分大臣擁立微子。但以太史為首的帝黨擁立了帝辛。因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確立的禮制，是以嫡長繼承製為核心的。先是嫡長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後，才是以年齡次序排列，庶長子，庶次子等等。其實，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時，其母是妃不是後，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時，其母已是後，故辛為嫡子。故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呂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試釋》）微子自不甘失敗，但又爭不過強勢的帝辛，因此不惜賣國以求榮，“微子啟，膠鬲與周盟”。（《竹書紀年》）所以，帝辛對微子一系的打擊、排擠，決非是昏庸而遠賢親佞，而是政治鬥爭的必然結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膠鬲等也決非孔子口中的賢人，而是一群因個人利益出賣國家的“內奸”。
另一個群體則是商王朝的貴族。帝祖甲的禮制改革，不僅是確立了嫡長繼承製，而且廢除了帝位繼承和國家大事中的貴族公議制，使商王朝徹底泯滅了酋邦制的最後殘餘，完成了從酋邦制向國家、帝國的轉進，在國家形態上邁進了一大步。當帝武乙一力打壓神權，鞏固王權，商王朝才真正進入了帝國形態。這群人在商帝國的實力是如此之大，雖屢經打壓而依然堅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幾代帝王都在想方設法利用各種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權架構。帝武丁做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說時，仍不得采用“先帝託夢”的手法以掩飾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時，帝國內部已四分五裂，神權、王權之間，執政集團與反對集團之間，帝權與貴族之間，諸多鬥爭已積重難返，帝辛無人可用，只好重用外來的人才——費仲、飛廉、惡來等，而這又引起了反對黨、尤其是貴族一系的強烈反彈。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帝辛。而費仲，飛廉、惡來是拋棄了自己的氏族來幫助帝辛的，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是引起公憤的。因而，帝辛的罪狀中的“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暱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來。而神棍們、王族反對黨、貴族們的怨言亦成為帝辛的罪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崇信奸四，放黷師保；屏棄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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